馮志豪教授專欄

香港社會討論教育時，焦點往往流於課程改革、公開試壓力、升學競爭、人工智能發展，或者是如何提升下一代的國際競爭力。然而，在這些宏大而熟悉的宏觀論述背後，一個更為沉重且迫切的結構性困局早已擺在眼前。這並非遙遠的隱憂，亦非少數群體的個別遭遇，而是無數學生正在默默承受、大批前線教師與家長隱約感受到，卻往往流於束手無策的嚴峻現實。

數據背後的隱蔽危機

教育局最新公布的2025至2026學年數據，再次為本港學界敲響警號。統計顯示就讀公營普通中小學而患有精神病的學生個案呈急劇上升趨勢，總數由2020至2021學年的約790人，大幅增至1,790人，增幅達1.27倍。雖然數字的飆升可能與近年社會對精神健康的診斷意識提高，以及呈報機制有所改善有關，但無可爭議的是，學生的精神健康需要已成為社會必須優先處理的核心課題。

我在去年參與了童軍知友社一項關於青少年精神健康的調查，並在隨後的專業研討會中分享初步發現。愈深入研讀這些數據，心情便愈覺沉重。在作為社工的角度來看，這些數字絕非冷冰冰的指標，而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年輕生命。他們每天如常步入校園、遞交功課、應付各類評測，在外表上與同儕無異，但其內心世界可能早已被焦慮、失眠、自卑、憂鬱以及強烈的無力感慢性吞噬。最令人憂慮的是，身邊的成年人往往未能及早察覺，遑論具備足夠的專業知識去承托這些情緒。

精神困擾具有高度隱蔽性

從我過去參與青少年精神健康研究與前線事工的經驗觀察，學生的情緒困擾早已超越偶發事件的範疇，演變成校園生態內一種無法被視為例外的常態。真正令人憂心的是，這些精神困擾往往具備高度的隱蔽性。現今不少學生即使長期處於情緒低谷，依然能維持如常的生活作息、參與課堂並應付繁重的學業，甚至在人前展現出開朗的社群面貌。正因如此，他們的痛苦往往最容易被現行的觀察和評估所忽略。

成年人習慣以個體的外在行為表現，作為判斷青少年是否安好的指標。如果要開展支援時，只要學生沒有缺課、沒有行為失控或出現明顯的反常舉動，體制便容易誤判其整體狀況尚算平穩。然而，青少年的情緒危機往往並非以劇烈或具破壞性的形式爆發，反而是從沉默中緩慢積聚，在日復一日的壓抑中逐步惡化。那些看似波瀾不驚的平靜日常，往往才是最需要教育工作者提高警惕的關鍵之處。

如果單從表面數據來看，青少年的整體精神健康狀況與過去數年相比似乎略見改善，而全港青少年自殺的統計數字亦錄得輕微回落。若僅僅依賴這些宏觀趨勢，確實容易令決策者感到寬慰，甚至產生情況正逐步好轉的樂觀錯覺。然而，若進一步進行微觀的交叉分析，便會發現現實依然嚴峻。在部分學術研究中，曾出現自我傷害念頭的青少年比例不跌反升，不同機構的研究亦不約而同地指出，具備自傷想法的青少年比例長期維持在雙位數。更有調查顯示高達三成的高中生曾產生自傷念頭，這項數據與海外已發展社會的統計結果基本吻合。這反映出一個公共政策上的嚴肅現實，即整體平均數的微調，並不等同於高危風險的實質下降，更不代表最脆弱的學生群體已獲得足夠的體制承托。這意味着教育界不能迷信平均數，更不能因數據的輕微回落而放鬆防線。對於仍佇立於危機邊緣的個案而言，宏觀環境的改善與他們的個人處境並無實質關聯。

年輕人為何選擇沈默？

相比起情緒困擾本身，更令社福界與教育界痛心的，是學生群體逐漸對求助機制失去信任。我在參與童軍知友社上述的調查顯示，接近七成產生自傷念頭的青少年選擇保持沉默，不向任何人透露心聲，其中近半數人表示核心原因在於恐懼遭受社會標籤與批評。即使部分人曾嘗試向身邊人傾訴，亦有接近四成個案認為對方的回應流於表面，對紓緩情緒並無實質幫助。

面對這些現象，學術界與決策者與其指責年輕人為何選擇沉默，不如反思成年人主導的支援系統究竟為他們帶來了怎樣的求助體驗。許多年輕人並非缺乏溝通意願，而是缺乏安全感。他們恐懼開口後換來的是否定、被解讀為庸人自擾，或者痛苦被輕輕帶過。更甚者，他們害怕在鼓起勇氣示弱後，體制給予的僅僅是幾句正確卻空洞的正能量口號。成年人習慣回應的不要想太多、他人比你更辛苦，或是你已經表現很好等言詞，往往未能發揮承接情緒的功能，反而促使孩子將話語吞回內心。

青少年真正需要的，往往不是即時的解決方案或宏大道理，更非將問題簡單歸咎於個體抗逆力不足，而是需要身邊人停下腳步認真傾聽，承認其痛苦的真實性與獨特性。當年輕人經歷過一次無效的求助後，其未來的求助意願便會隨之熄滅。真正令人憂慮的，是沉默背後那股對現行支援網絡的信任崩潰。

政府支援策略不能一刀切

現時討論學生精神健康，社會輿論往往將箭頭單一指向考試壓力和讀書辛苦。這種解讀無疑過於簡化問題的本質。學業誠然是核心壓力源之一，但真正讓青年陷入困局的，是多重疊加的壓力狀況。除了成績與升學競爭外，還包括無休止的社交媒體生態拉扯、同儕關係的異化、家庭期望所轉化的無形重擔、對未來的生涯迷惘，以及疫情後出現的社群關係斷裂。對不少學生而言，壓力的形成是長期且持續的。

在進行深入研究時，性別差異的數據尤為值得教育界重視。以我參與的調查為例，女性青少年出現自傷念頭的比例幾乎是男性的兩倍，在焦慮、憤怒與自卑等多項心理指標上，女性的處境亦普遍較為嚴峻。這項發現提醒支援系統，學生的困難具備高度的異質性，不同群體面對重擔、表達痛苦以及消化壓力的方式截然不同。倘若政府的支援策略長遠只維持一刀切的僵化模式，許多處於特定邊緣的處境最後只會繼續被體制所忽略。

另一個同樣具有隱憂的層面，是青少年對自身情緒狀況的察覺能力相當有限。多項研究顯示，不少年輕人未能準確辨識個體心理的動態變化，亦缺乏定期檢視精神健康的習慣。在提及的調查中，即使在已產生自傷念頭的高危群體內，仍有四成以上個案主觀認為無需檢視個人的精神狀況。這說明不少青年並非明知身處危機而拒絕求助，而是缺乏情緒覺察，根本未曾意識到自己早已置身於風暴中心。若社會仍然以討論用功課多少或考試難易度去理解學生的精神痛苦，恐怕只會一再誤判問題的核心癥結。

防線建立源於長期陪伴

基於上述原因，我認為香港教育當前最核心的缺失，不單是危機發生後的應變與補救能力，而是缺乏一套真正做得及早、做得仔細且做得到位的預防機制。每當校園不幸發生悲劇，社會輿論總習慣追問究竟哪個環節失守，並重複一宗都嫌多的官式陳詞。然而，比起事後的感慨，教育界更應反思的是，為何總要付出沉重代價後，體制才會突然繃緊。若一個學生在漫長的時日裏一直感到孤立無援，卻始終未能被及早看見與承托，這本身就證明了前期多道防線的實質失靈。

在學術調查的數據中，亦有一些值得借鑑的正面發現。數據指出曾參與童軍等制服團體的青少年，其精神健康指數的總體表現普遍較沒有參與過的同儕更為理想。我傾向相信，這反映出一個重要的公共教育事實，即當年輕人能在一個結構穩定的群體中找到自身定位、建立身份認同，並與可信任的成年人及同行夥伴建立長期關係時，其心理韌性便能顯著提升，在情緒風浪來臨之時亦較不易被獨自捲走。同樣地，以研究中提及的「友善社區精神健康守護者計劃」為例，曾接受相關培訓與參與計劃的青年，其情緒困擾比例明顯較低，在焦慮指標上的差異尤為顯著。同時，參與者對自身精神健康狀況的察覺意識亦相對較高。這些實證研究結果充分說明，真正有效的支持，必須建基於前瞻性的陪伴與及早介入。

說到底，預防機制之所以重要，並不單是為了減少悲劇的發生，更代表着一種看待學生的基本教育倫理。教育的本職不應是等學生徹底撐不住時才施予救援，而是在其步履蹣跚之時，已有人願意走近、扶持。這張防線的建立，從來不靠口號的堆砌，而是源於真實的關係、長期的陪伴以及微小的及早介入。

以人本關懷接住下一代

香港教育今天面對的困局，其核心本質並非年輕人一代比一代脆弱，而是體制過於習慣將自強不息與增強抗逆力等口號，化為理所當然的個體要求。制度要求學生在激烈的競爭環境中保持心理穩定，在焦慮中維持優異表現，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社會環境裏自行消化負面情緒，卻未曾以對等的力度，為他們建立一張足夠堅實、可供安全示弱的保護網。當社會一味指責年輕人抗逆力不足時，我們必須反問，學校與家庭是否曾給予他們足夠的喘息空間，又是否曾營造出一個讓他們明白求助並非軟弱而是勇氣的文化氛圍。

真正成熟的教育，不是等學生出事後才忙於善後。全方位的教育應該是在個體尚未跌倒之前，已有人察覺其動搖，願意走近一步，問一句你還好嗎，並真正留下來傾聽。若學校能將精神健康檢視轉化為日常恆常工作的一部分，例如將簡式健康量表等專業評估工具制度化，並持續提升教師與家長對情緒危機的辨識與回應能力，同時協助學生在校園與社區中尋求歸屬感，我們才有機會將悲劇阻截於發生之前。

教育的終極目的，從來不只是把學生送進高等學府，或將他們訓練成履歷亮麗、表現穩定的經濟工具。教育更深層的社會責任，是培育一個年輕人成為能夠理解自身情感、信任他人，並在有需要時具備勇氣與能力向外求助的健全個體。否則，即使學術成就再卓越，若一個孩子長期活在孤立與沉默之中，對外在世界的支援系統徹底失望，這樣的教育模式很難被定義為成功。許多生命並非在某一天突然墜落，而是在無數個無人察覺的日常裏，慢慢耗盡了支撐自己的力氣。教育若要守住下一代，最重要的從來不是事後的補救工程，而是在他跌下去之前，整個體制已經將他穩穩接住。

作者馮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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