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志豪教授專欄

近年香港接連出現多宗令人痛心的個案，有長者離世後多日才被發現，有人遺體腐化，甚至化成白骨後才被揭發。5月4日，土瓜灣一宗以老護老的雙屍命案，再次把「孤獨死」推到公眾眼前。每逢這類事件曝光，都會引起社會一時震動，傳媒廣泛報道，市民也會感到難過與不安。然而，震驚過後，討論往往很快沉寂，彷彿那只是個別家庭的不幸。

「孤獨死」是結構性問題

如果我們只把「孤獨死」理解為零星悲劇，便會錯過背後真正值得警惕的地方。這從來不只是個人的不幸，也不是單一家庭失守，而是人口老化、少子化、家庭結構轉變、人口流動加劇，以及社會連結日漸鬆散之下形成的結果。所謂「孤獨死」，不只是死後無人知，更是生前已被孤立。如果社會只在事情發生後處理善後工作，便始終無法觸及問題根源。

香港已步入高齡社會已是不爭事實，而且正快速走向超高齡社會。隨着老年人口持續增加，家庭規模縮小，子女移居外地或跨境生活，獨居和雙老住戶愈來愈多。這不只是生活方式改變，更反映原有的照顧模式正在大幅變化。過去不少人仍相信，家庭自然會承擔照顧責任，但今天現實是，即使名義上有家人，也不代表實際上有人在身邊照應，有人保持穩定聯絡，有人在危急時刻能立即現身。

人口結構轉變弱化家庭支援

「孤獨死」之所以令人特別不安，是因為它往往發生在最不容易被看見的人身上。我們真正需要反思的，不是死後多久才被發現，而是為何一個人在生前已逐漸從社會關係網中消失，卻從無人察覺。最令人心痛的，不只是離世一刻的淒涼，而是許多人在此之前，早已經歷長時間的孤立。沒有人探望，沒有人談話，沒有人留意到他們身體轉差，情緒低落，甚至連一個可以在緊急時刻被通知的人也沒有。人未走到生命盡頭，卻已在日常生活中被推向邊緣，這才是「孤獨死」最沉重之處。

人口結構轉變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因為香港出生率持續偏低，家庭規模愈來愈小，多代同堂不再普遍。加上工作壓力沉重、婚姻關係不穩、跨境流動頻繁，原有家庭支援網絡明顯弱化。有些長者的子女長居外地、有些家庭成員多年失和，有些中年人在離婚、喪偶或經濟困難後轉為獨居。制度上看，他們未必屬於完全無依，但實際上，卻可能早已處於半失聯甚至全失聯的狀態。

城市文化讓情緒變得隱形

我曾在街上遇見一位跌倒的伯伯，替他報警後想幫忙通知家人，他卻支吾以對，神情閃縮。我陪他到急症室，在分流處特別請護士通知醫務社工跟進。那一刻我深深感受到，有些長者表面並非無親無故，但背後可能藏着難以言說的家庭故事，也可能早已失去可依靠的人。這類情況，在前線工作者眼中並不罕見，只是大眾平日未必看得見。

除了家庭結構改變，香港的城市文化也是重要因素。香港社會向來重效率、重工作、重結果，卻較少談情緒、失望與死亡。很多人習慣把求助視為麻煩別人，把孤單當成私人事情，不願向家人、朋友，甚至專業人員開口。對長者而言，科技雖然帶來便利，也可能形成另一種隔閡。今天不少服務、聯絡和資訊交換都透過手機與網上平台進行，但部分長者在使用上仍有困難，結果反而被排除於日常互動之外。於是，孤獨不只存在於獨居者身上，也可能存在於同住者之中。

社會關係斷裂讓人不安

因此，討論「孤獨死」不能只停留在獨居長者或雙老戶。這些固然是重要風險群組，卻不是全部真相。不是每個獨居的人都孤單，也不是每個與家人同住的人都得到情感支持。有些長者雖與家人同住，長期卻無人傾訴，無人理解，形成另一種隱蔽得多的孤獨。有些老人表面仍有工作與社交，實際情緒封閉，與家人、朋友、鄰里以至社區的連結愈來愈弱。換言之，「孤獨死」最深層的問題，不只是居住形式，而是社會關係的斷裂。

這種斷裂在香港尤其明顯，高密度生活看似帶來更多的相遇，現實中，大家每日都會體驗：同一幢大廈住上數百戶人，彼此互不相識。每天同乘一部電梯，卻從不寒暄。鄰居數天不見，也未必有人起疑。在節奏急促、空間擠迫的都市生活中，互不打擾逐漸被視為一種都市新文明，但當這種態度走向極端，就會變成彼此不聞不問。一個人不是死在深山，而是死在人群之中，並在社會裏悄然蒸發，這正是大城市裏「孤獨死」最令人不安的地方。

香港缺乏風險辨識機制

除了文化因素，制度上的短板同樣值得正視。香港至今仍缺乏一套完整而恆常更新的統計與風險辨識機制。不同風險訊號分散在不同系統之中。醫院知道誰反覆失約覆診、房屋部門知道哪些住戶何時有救護員上門送院、社福單位知道哪些個案缺乏家屬支援，前線保安員、清潔工、街坊甚至茶樓侍應，往往最早察覺某人很久沒有露面或一些令人疑惑的狀況。然而，這些資訊如果沒有串聯，便難以及早介入。很多時候，孤獨死並非毫無先兆，而是先兆一直存在，只是沒有被聯通起來。

公平地說，政府與社福界近年並非沒有作為。社區探訪、外展支援、樂齡科技、地區關愛服務等措施，方向都是正確的。問題在於，現行做法不少仍停留在有需要才介入的層次。對那些未被識別、未曾求助、甚至不懂求助的人來說，覆蓋仍然有限。尤其在基層社區，科技設備未必普及，支援服務未必容易接觸，風險最高的人，往往正是最難被看見的一群。

應讓生死教育走入社區

若要真正減少「孤獨死」，香港必須由善後思維轉向預防思維。首先，應建立更有效的高風險辨識機制，讓醫療、社福、房屋與地區支援之間有更順暢的資訊連結，在保障私隱前提下，設立高風險長者名冊，及早發現有需要的個案。其次，應把地區關懷常態化，不應只依賴個別義工的熱心，而要逐步形成穩定的社區支援網絡。長者中心、屋邨職員、物業管理、地區組織、義工隊伍若能有更清晰的協作與轉介安排，便有機會在問題惡化前及早承托一些正在跌出安全網的人。

此外，生死教育也應更踏實地走入社區。今個學期我在善終服務課堂談死，提到香港人部分仍忌諱談死，總覺得不說便可避開，但許多問題正因從不預備而變得更困難。對獨居者、雙老家庭和關係疏離的家庭而言，及早處理緊急聯絡人、預設醫療指示、預設照顧計劃以至身後事規劃，並不是悲觀，而是一種負責任的生活態度。如果我們對生死有更多成熟而平常的討論，很多遺憾其實可以減少。

建立獨而不孤城市文化

中期而言，香港需要把樂齡科技與人文關懷真正結合。感應器、智能裝置與遙距提示可以提升安全，卻不能取代人際接觸。若科技只用來監測，而沒有對話、探訪與陪伴，長者依然可能感到自己只是被管理，而不是被關心。科技應成為支持社區關係的工具，而不是讓人與人距離更遠的替代品。

房屋與安老政策亦應同步調整。未來居住設計不能只考慮供應數字，還要考慮一個人是否能在居所附近建立連結。長者友善的獨居單位，可考慮設立共用空間，推行跨代共居試驗，以至能促進鄰里互動的社區設計，都值得認真探索。對不少長者來說，最需要的未必是更大的生活空間，而是更容易與人連結的環境。

長遠而言，香港需要建立的是一種「獨而不孤」的城市文化。獨居可以是生活選擇，但孤獨不應成為命運，也不應成為高齡城市的常態。我們要面對的，不只是如何處理一宗宗身後事，而是如何在一個長壽卻愈來愈疏離的社會裏，重新修補人與人之間的連結。今天我們為長者建立支持系統，其實也是為自己的將來鋪路。因為在高齡化社會裏，每一個人終有一天都可能成為需要被看見、被理解、被陪伴的人。所謂「獨而不孤」，不應只是一句安慰人的話，而應成為香港未來公共政策與社會文化共同努力的方向。

作者馮志豪教授是香港能仁專上學院協理副校長。

文章僅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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