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安德（Andy Burnham，又譯伯納姆）就任英國首相次日，便以「新官上任三把火」之姿，放出了自己的「第一把火」。

自今年10月1日起，英國家庭電費增值稅（VAT）將從5%降至零，為期六個月。貝安德算了一筆賬，通過該舉措，普通家庭每年可省下約45英鎊（約469港元），而這筆開支將從取消耗資18億英鎊的全國數字身份計劃中騰挪，無需新增財政舉債。

作為曼徹斯特主義（Manchesterism）的信奉者，降低增值稅只是貝安德推行重新國有化政策的第一步。接下來，貝安德還將對包括鐵路、地鐵、水務、能源、基建等在內的重大民生事業進行「國有化改造」。

對深受高通脹、高能源價格擠壓的普通民眾而言，電費降稅帶來的直接實惠確實解了燃眉之急，貝安德的國有化主張也迎合了不少人對新自由主義多年積弊的不滿——近幾十年來，戴卓爾（Margaret Thatcher）時代開啟的私有化改革雖然一度激活了市場活力，卻也讓民生領域的公共服務逐漸淪為資本逐利的工具，水電氣價連年上漲、鐵路服務頻發事故，普通民眾早已怨聲載道。

那麼，貝安德掀起的這場對「戴卓爾遺產」的直接反思與調整運動，是一次絕地求生，還是一次矯枉過正？幾經折騰之後，能否挽救早已陷入增長泥沼的英國經濟，真正解決積弊已久的民生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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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卓爾夫人的「遺產」

要理解這45英鎊背後的故事，必須回到1990年的春天。

彼時，戴卓爾政府通過《1989年電力法案》，將二戰後建立的英國中央發電局（CEGB）徹底拆解。這家國有電力巨頭，依照競爭性業務和自然壟斷業務被重新切分：發電業務被拆分為國家電力公司（National Power）、電能公司（PowerGen）和核電公司（Nuclear Electric）三家主體；輸電網絡則獨立成立國家電網公司（National Grid）；12家地區配電公司分別承擔配電與零售供電業務。原本一體化運行的發、輸、配、售四個環節被分割，並陸續向私人資本出售股權。

改革設計者希望，通過廠網分離、輸配分離和用戶自由選擇供電商，讓電力進入資本市場，以資本約束取代行政管理，以價格信號提高配置效率，最終實現降低電價、減輕財政負擔的目標。

私有化初期的確釋放了效率紅利：勞動生產率翻倍，單位燃料成本下降，燃氣輪機聯合循環機組取代高成本煤電，電價在短暫時期內走低。

然而，這場改革的制度設計從一開始便留有隱患。當時設立的「電力池」（Electricity Pool）交易機制，本意是讓所有發電商通過中央競標系統報價，以增加市場透明度、形成合理電價。但市場很快被兩大發電巨頭——國家電力公司和電能公司所操縱。它們利用自己的市場力聯手抬高價格，而當時的電力監管機構權力有限，無法進行制止。

直到2001年，英國耗費大量時間與金錢推出新電力交易安排（NETA），取消「電力池」交易機制，改以雙邊合同交易和實時平衡市場為主，並賦予監管機構更大的價格干預和處罰權，批發與零售價格脱鈎的怪象才略有緩解。

隨着北海油田的紅利消退和一次性資產出售的收入耗盡，疊加國際能源價格波動等諸多因素，英國電價從2005年到2011年上漲了60%。與此同時，整個電力系統演變為財富榨取工具，電力巨頭們在2010年至2025年間將至少707億英鎊以股息形式輸送給了私人和國際股東，而英國電網的技術研發投入從改革前的2%跌至0.1%。英國民眾正在為「私有化溢價」付出高昂的代價。

回到這筆家庭電費增值稅。1993年，保守黨政府為填補財政窟窿，向原本零稅率的居民能源開徵增值稅，提議分兩個階段取消零稅率——首先在1994年4月將稅率提高到8%，然後從1995年4月1日起提高到標準增值稅稅率，當時為17.5%。由於跨黨派反對，第二階段的稅率最終被凍結在8%。

到1997年，這筆稅率在新的工黨政府手中降至5%。並且，5%的稅率在歐盟框架下被鎖死近三十年，直到脱歐後英國獲得了自主下調空間。換言之，英國民眾既被電力私有化掏了口袋，又碰上了曾經沒有的增值稅。如今貝安德的「零稅率」，更像是把戴卓爾時代在民眾身上的副作用稍微緩解了一點，當然也就只有一點。

脆弱的減稅紅利

私有化對英國電力系統的影響遠不止於賬單數字。當電網進入私人資本之手後，逐利本能便與長周期基礎設施投資形成了不可調和的矛盾。

電網的特性，決定了它需要大量資本進行建設、維護與升級。英國現存電網大多設計於單向輸電的燃煤時代，目的是將少數大型電站的電力輸送至千家萬戶。然而，分佈式風電、太陽能、電動汽車充電樁、熱泵以及AI數據中心等新時代產物不斷出現，它們帶來的雙向用能荷載便如潮水般湧來，這套老化的電力系統已不堪重負。

據路透社報道，英國電網運營商在2026年坦言，英國必須在本世紀30年代投資約890億英鎊來改造其電網，否則電網效率可能會越來越低，消費者的成本也會越來越高。但私有化體制下的企業寧可將利潤分紅，也不願進行前瞻性維護。於是，電網升級的鉅額成本最終被轉嫁給普通消費者。以一個年用電量3100千瓦時的典型家庭為例，需要支付的電網改造成本從2019年的136英鎊上升至2026年的250英鎊。

與此同時，英國油氣產量下滑明顯。英國原油產量從2020年初的每天110萬桶腰斬至2025年的57萬桶，天然氣進口佔比預計將在2050年達到94%。本土能源支柱坍塌，電網又拒絕為清潔能源併網擴容，兩百多個可再生能源項目排隊等待接入，部分項目甚至要苦等十餘年。目前，英國較高比例的電力來自天然氣發電，所以英國民眾便只能看着自己的電費賬單跟着國際天然氣價格上漲。

當然，貝安德要面對的，可不止基礎設施老化與能源缺口巨大的雙重壓力。首先是來自政治對手的質疑。前首相施紀賢（Keir Starmer）陣營的議員立即質疑數碼身份計劃「本無足額配套資金」，認為這是一項沒有資金支持的減稅，要求秋季預算案完整列明籌措路徑；保守黨影子財政大臣施榮達（Melvyn Stride，又譯斯特賴德）更是直言「才過了一天，公共財政就已經被搞得烏煙瘴氣」。

其次，政策的普適性同樣受到質疑。由於增值稅按用量徵收，用電量大的高收入家庭反而能獲得更多收益。英國慈善機構「國家能源行動」（National Energy Action，NEA）的行政總裁斯科勒（Adam Score）認為這項措施對於絕大多數使用天然氣取暖的低收入家庭來說作用不大，因為他們根本無力承擔改用太陽能、蓄電池和熱泵的前期成本。英國財政研究所（IFS）表示，從現金流角度看，這項減稅政策的大部分成本將流向高收入家庭，儘管電力支出在他們的總支出中所佔比例較小，但他們的總體用電量卻更高。

最後，地緣政治的陰雲遠未散去。俄烏戰場與中東局勢仍然撲朔迷離，這仍是懸在全球能源市場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據新華社報道，很多英國農村住宅沒有接入天然氣管網，不少居民只能依賴取暖油應對濕冷天氣，極易受到國際能源價格波動影響。請注意，家庭電費增值稅減稅只針對電費，不包括天然氣的費用，而這些無法享受政策保護的弱勢群體，被這項政策落下了。

沉默的付款者

將貝安德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僅僅歸結為私有化遺產的拖累，還不足以解釋英國的尷尬處境。真正令人深思的是，當私有化把英國拖入泥潭，國有化似乎也救不了曾經的日不落帝國。

2020年，中國敬業集團斥資收購瀕臨破產的英國鋼鐵公司，注入巨資維繫運營、保留崗位。然後，工黨政府先是在2025年4月以「產業安全」之名強行接管，繼而在今年7月依據《鋼鐵產業（國有化）法案》實施「無條件產權變更」，在合理補償問題上扭扭捏捏，試圖將敬業集團12億英鎊以上的收購與投資收入自己囊中。這一行為，不過是英國鋼鐵業戰後在國有化與私有化之間反覆橫跳的最新一幕。

從1945年工黨大規模國有化建立統一工業體系，到保守黨執政的戴卓爾時代以「效率」之名拆解出售，再到今日以「安全」之名重新國有化，意識形態的鐘擺並未有效服務於產業競爭力，反而在不斷折騰中讓英國鋼鐵業從工業革命的先發者淪為全球競爭的落敗方。

今日之英國，喪失了國有化或私有化賴以成功的物質基礎。其勞動生產率已跌至每年0.6%，製造業在「去工業化」浪潮中凋敝，脱歐後的貿易成本上升與市場受限更讓經濟雪上加霜。

在此背景下，「北境之王」貝安德力推曼徹斯特主義，主張將水務、能源、交通等公用事業重新國有化。但財政現實冷酷無情：英國公共部門淨債務已高達GDP的99.5%，保守黨留下的財政虧空超過220億英鎊，國債收益率高居七國集團之首，政府發債成本畸高到令人窒息。

貝安德正在以地方治理經驗複製到全國，但是，當國家失去了實體產業緩衝、喪失了干預資本的能力、背上了天文數字的債務，無論是將英鋼強行國有化以彰顯「主權」與「安全」，還是將電費增值稅臨時歸零以給民眾製造「喘息空間」，都不是能挽救危局的「神之一手」。

令人感慨的是，從戴卓爾主義下的電力私有化，到今日貝安德的稅費微調，再到英國鋼鐵在國有化與私有化之間的反覆易手，英國民眾始終是那個沉默的付款者。

他們承受着私有化帶來的賬單膨脹與設施老化，又目睹着國有化回歸時的財政枯竭與政策失靈。他們在1993年被開徵能源增值稅，在2026年被許諾短暫免除，卻還要面對電網升級費用、可再生能源附加費、碳排放成本和地緣政治溢價等收費條目的不斷疊加。

貝安德在唐寧街宣稱「西敏長期以來沒有為人民工作」，這句話概括了英國近半個世紀特別是近十年來的困境。但他為英國民眾好不容易省下的45英鎊，又能否照亮曾經的日不落帝國的漫長黃昏？

當一個國家失去了持續創造財富的產業基礎，無論是私有化還是國有化，都只能是在不斷縮小的蛋糕上重新分配，而無法重新做大蛋糕。這才是貝安德時代真正需要面對的英國困境。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