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0日，數萬名印度青年響應「蟑螂人民黨」（Cockroach Janta Party）號召，從新德里簡塔天文台（Jantar Mantar）向議會進發，要求教育部長普拉丹（Dharmendra Pradhan）為醫學入學考試（NEET）泄題事件辭職。此後，衝突迅速蔓延至全國。至24日，多個邦相繼爆發示威，部分地區發生激烈警民衝突。

直到25日，普拉丹才宣布辭職，並在辭呈中將原因歸結為維護青年利益與國家團結、防止「反國家勢力」利用局勢。「蟑螂黨」隨後宣布結束抗議，政府承諾不追究示威者責任。

該事件成為莫迪執政12年來遭遇的最嚴重政治挫折之一。政府的拖延和鎮壓推動抗議走向全國，最終迫使莫迪公開退讓。這場失敗首先暴露的，是印度經濟增長已無力繼續承載青年對未來的期待。

1. 承諾到了兑現期

近兩年，亞洲發展中國家的青年運動明顯增多。孟加拉2024年的學生運動從公務員配額爭議迅速升級，推翻了執政十五年的哈西娜（Sheikh Hasina）政府；尼泊爾2025年的青年抗議導致總理奧利（K. P. Sharma Oli）辭職；印尼在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上台後同樣持續發生青年示威。這些青年都要求國家兑現發展承諾，長期被未來預期壓住的不滿由此集中爆發。

過去十多年，多國政府不斷許諾產業升級，家庭據此增加教育投入，青年也願意將面臨的激烈競爭理解為通往更好生活的代價。如今，接受承諾的人已經畢業。世界銀行估計，未來十年將有12億發展中國家青年達到工作年齡，但高質量就業崗位增長遠遠趕不上這一規模。這也解釋了矛盾為何集中在最近幾年爆發。

印尼2025年「黑暗印度尼西亞」（Dark Indonesia）抗議發生時，學生擔心預算調整會損害個人前途；孟加拉青年反對將大量公務員職位保留給獨立戰爭功臣後代；尼泊爾青年則將怒火指向炫耀特權的政客子女。青年的不滿各有不同，但判斷越來越接近：國家許諾未來，可舊有權力關係仍決定發展紅利如何分配。

試想，一個剛滿18歲的印度青年，在莫迪上台時只有6歲。這一代人從「新印度」聽到「發達印度」（Viksit Bharat），求學和就業的全部經歷都發生在莫迪時代。在他們眼中，印人黨已從挑戰舊秩序的力量，變成必須為現實結果負責的既得利益政府。莫迪過去將問題歸咎於國大黨，並利用針對國大黨等的反現任情緒贏得選舉，如今反現任情緒開始轉向他本人。

2. 莫迪輸在哪裏

普拉丹辭職讓街頭抗議暫時降溫，也坐實了莫迪政府對局勢的誤判。莫迪的政治權威建立在經濟發展承諾之上，如今這一承諾正失去效力。然而，印度政府起初仍把抗議當作可以壓下去的局部風波，最終將考試醜聞拖成全國性政治危機。

這場危機，首先說明，莫迪的經濟發展方針無力吸納大量受過教育的印度青年。

第一，印度政府長期以高速增長、產業升級、「發達印度」許諾未來，結果卻是學歷擴張遠快於體面崗位增長。25歲以下大學畢業生失業率接近40%。經濟總量仍在增加，但能改變家庭處境的穩定職位並未同步出現。

一方面，過去最受中產家庭信任的IT行業開始失去穩定性。2026年6月，印度IT招聘下降3%，塔塔諮詢服務公司（TCS）此前裁減超過1.2萬人。新機會集中於少數高技能人才，普通畢業生賴以入行的基礎崗位卻遭受衝擊。原本最體面的職業選擇，正變成一場由家庭承擔風險的賭博。

另一方面，海外出路也無法再為國內就業結構兜底。

中東戰事與多國移民政策收緊，壓縮了印度青年在海外尋找機會的空間。部分海灣勞工返鄉後已無法重返原有崗位，與此同時美國也在加強移民管控——2025年，美國平均每22分鐘便截獲一名非法入境的印度人。更具諷刺意味的是，莫迪最引以為傲的「發展樣板」古吉拉特邦，竟也是非法移民的主要來源地之一。

當經濟增長無法擴大青年上升機會，考試公平就成了國家發展承諾最後的信用。一旦這層信用坍塌，泄題引發的憤怒便會越過考生群體，擊中每一個仍在等待機會的普通年輕人。

此外可以看到，印人黨與國民志願服務團（RSS）在人事問責上的協調遲滯，拖慢了政府止損進程。

實際上，青年不滿很早就傳入RSS體系內部。RSS附屬的全印學生聯合會（ABVP）此前已對NEET泄題表示「嚴重關切」，要求中央機構限時、公正調查，隨後又組織了對國家考試署（NTA）的抗議。政權內部清楚問題的分量，但真正卡住的是普拉丹的去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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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拉丹早年出身ABVP，2014年以來連續入閣，又被外界視為印度內政部長沙阿（Amit Shah）派系的重要人物。撤換普拉丹，意味着莫迪和沙阿需承認此前的保護失當，RSS也要接受自己一手帶大的政治人物被街頭壓力趕下台，雙方因此都不願輕易認輸。

從時間線看，普拉丹7月20日還同沙阿進行了數小時密談。當晚，政府仍判斷抗議正在失去勢頭，斷言他不會辭職。至24日下午，政府還公開表示「與部長站在一起」。不過，就在同一天，RSS最高領袖巴格瓦特（Mohan Bhagwat）公開批評稱，面對新一代青年需要解釋、溝通和爭取共識，不能繼續依靠命令。政府在巴格瓦特表態後迅速轉向，普拉丹第二天即宣布辭職——RSS最高領袖的表態推動莫迪和沙阿最終忍痛切割。

第三，毫無疑問，在這場危機中，莫迪自己也誤判了政權的穩固程度。

第四，印人黨不斷擴大的全國政治版圖，讓他產生自身權威依然穩如泰山的幻覺，也遮蔽了青年中迅速積累的反現任情緒。他仍把青年視為可以靠福利承諾和拖延安撫的「孩子」。印度政治分析師DK．辛格（D. K. Singh）將這種傲慢概括為：「我是你們的恩人……別問問題。我們知道甚麼對你們好。」在這種心態下，政府又把抗議歸咎於反對黨和外國勢力，企圖將考試問責轉化成陣營對抗。

此外，以絕食聲援抗議的社會活動人士索南．旺楚克（Sonam Wangchuk）結束26天絕食，也被政府當成運動即將退潮的信號。然而，這場運動由考試公平這一共同訴求維繫，且許多參加者原本就是莫迪和印人黨的支持者，並不依賴某位領袖的號召。當抗議繼續向全國擴散，政權才認識到保護普拉丹已無法顯示強硬，只會把部長責任推向總理。

普拉丹是莫迪執政12年來首位因公眾壓力辭職的內閣部長。莫迪過去拒絕這樣換人，因為部長一旦被問責，責任就會追到總理。政治強人的權威建立在從不低頭的基礎上。如今莫迪被迫退讓，說明局勢已超出控制，也使這場抗議成為其任內最大的政治挫折之一。

3. 反噬剛剛開始

「蟑螂黨」抗議的真正意義，在於它讓莫迪過去的勝利方式開始反向運轉：經濟發展承諾正失去信用，逃避問責加劇民怨，最終RSS出面迫使莫迪退讓，原本幫助他積累權威的體系，如今開始將失敗歸因到他本人。

這，是莫迪政治由盛轉衰的清晰信號，也將改變此後反現任動員的起點。

短期看，「蟑螂黨」大概不會發展成正式登記註冊、有組織架構的全國政黨，將保持在社會運動層面。但它已經證明，分散的反現任情緒無需等待反對黨建成完整組織，也能借助社交網絡迫使中央政府讓步。值得注意的是，運動退潮並不會削弱這種動員方式的意義。下一次爭議出現時，同樣的行動標籤仍可重新匯聚不滿。距離2029年大選尚有三年，關鍵將在於誰能為這股尚未定型的情緒提供政治出口。

舊問題來不及解決，新風險已經到來。2022年曾引發青年激烈抗議的「烈火之路」計劃（Agnipath Scheme），將在2026年底迎來首批退伍潮。按照現行安排，約四分之三的青年服役四年後離開軍隊，既沒有傳統職業軍人的養老金，也沒有再就業崗位安置。這意味着大批受過軍事訓練、又不滿退伍安排的青年將被重新推回就業市場。若沒有足夠崗位吸納他們，這批人很可能成為新的抗議力量，並加劇傳統兵源地的社會治安風險。

印人黨不斷擴大的政治版圖也將逐漸變成莫迪的治理負擔。當前，印人黨執政邦的治理失敗都會成為該黨必須承擔的責任。「莫迪-沙阿」軸心又習慣親自領導地方選舉，把勝利歸於自己的號召力，地方問題也會更快追到他本人。版圖越大，需要償還的治理賬單越多，莫迪將越來越分身乏術。這些壓力還有可能改變RSS對「莫迪-沙阿」的態度。RSS絕不會長期替一個被視為保護既得利益的政府承擔代價。如果莫迪和沙阿繼續在人事問題上護短，讓同類危機反覆升級，RSS到2029年可能很難再像過去那樣支持他們。

因此，該事件無疑給莫迪的2029年連任前景蒙上陰影。2014年，青年相信他能夠打破舊秩序、迎來更好的生活。執政12年後，莫迪或許還能依靠反對派失誤贏得選舉，卻將很難重新贏回青年。大選尚未開始，他已經開始失去曾把自己送上權力頂峰的青年民心。

結語

從印度的政治經濟大環境看，莫迪已經進入一個只能失分、很難重新得分的階段。他把整個執政體系的成敗都集中到自己身上，也就無法將政治風險控制在部門和地方層級。此後每出現一次治理問題，莫迪本人的政治信用都將面臨消耗風險。

換言之，「蟑螂黨」抗議真正擊穿的，是莫迪能繼續把責任甩給別人、把功勞攬給自己的幻覺。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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