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迎來龍餐館》原型:2個深圳人在伊拉克賣炒飯 賭命賺回308萬
電影《歡迎來龍餐館》上映三周,票房破19億。由沈騰飾演的廚子徐福在戰火裏開中餐館,白天炒飯夜裏賣酒,看得人又笑又哭。
很多人不知道,徐福並非單一原型,而是融合了多位中國人的真實經歷。
其中核心原型之一,就是兩個普通的深圳人——劉磊和帥學軍。電影裏「龍餐館」的名字,就來自它們在巴格達開的「中國龍餐館」。
按圖看兩個深圳小子在伊拉克的餐館▼▼▼
2003年到2004年間,他們先後抵達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直到回國,兩人一共從巴格達匯回308萬人民幣。
賺到錢是真的,命懸一線也是真的,餐館幾十米外曾落響起無數次爆炸,肢體碎片飛濺到門口。
都說搞錢,是深圳人刻在骨子裏的本能。但把搞錢搞到伊拉克戰場去,正常人聽了都會問一句:是不是太誇張了?
深圳小子的搞錢夢
1988年,17歲的劉磊隨父母從湖南遷至深圳。在這片中國改革最前沿的地方,他跟所有深圳人一樣,懷揣一顆年輕的心和想要成功的夢想。
1992年大學畢業,他進了一家軟件公司,整整幹了十年,從普通員工一路做到股東,有股份,年收入穩定在10萬(人民幣,下同),成了家,還有了女兒。
當時的這份履歷不算差,放眼全國,可以說是普通人的人生巔峰。但劉磊自己知道,這種穩定的生活,像是温水煮青蛙。
他曾在書中回憶,30歲生日那天,看着女兒熟睡的臉,心裏發慌,10萬年薪高不成低不就,拿到手的工資永遠追不上房價,私家車只敢在夢裏開。
這話放到今天,深圳寫字樓裏打工人聽了,估計只想苦笑。
早在1999年,劉磊看過一部香港紀錄片《尋找他鄉的故事》,講海外華人創業。
裏面有句開場白:
只要有陽光、有水、有空氣的地方,都能有中國人的存在,而且中國人都能頑強地生存下來。
他開始思考,社會上升的通道,隨着時代周期而收窄,普通人再想往上走,只會越來越難。與其擠在深圳,不如去一個有希望的落後地區,靠先到一步重新下注。
這個念頭,一直在埋到他真正動身的那一天。
2003年3月,電視新聞上播放美軍攻打伊拉克。別人看到的是戰爭,劉磊卻看到了機會,因為隨着大批美軍駐紮,加上伊拉克的油氣資源,這些就是生意的土壤。
5月底,劉磊完成工作交接後,與研發部同事帥學軍(此後簡稱小帥)抽了兩支告別煙,小帥則送了他一份在網上下載的1974年繪製巴格達地圖。
劉磊走出了深圳高新技術園區的R2棟大樓,心裏五味雜陳,有懷念,有失落,更多是興奮。
2003年7月12日,伊拉克戰爭結束剛20天。
劉磊懷揣着3500美金,從羅湖口岸出關,先飛香港,轉曼谷、迪拜、多哈、巴林,抵達約旦安曼,坐車穿過「死亡公路」,進了巴格達。電影裏徐福帶了3700美金遠赴中東,數字幾乎一樣,這筆錢就是他的全部賭注。
但這個故事的主角,從來不是一個人。直到有一天,小帥也成了局中人。
劉磊曾經是小帥的領導,兩人關係相當要好,下班後常湊在一起研究足彩。自從劉磊前往巴格達後,小帥成為了他和國內的聯絡員。
巴格達通訊條件有限,兩人一直通過郵件發漢語拼音聯繫。有時候一句話,要讀幾遍才明白意思。
一個深圳碼農,像是兩個世界中間的人工翻譯機。這邊車水馬龍晝夜不停,而另一半的槍聲爆炸也從未停過。
2004年初,小帥所在公司發展停滯,他乾脆辭了職。下一步往哪走,還沒想清楚,但是十幾萬的房貸壓力不小。沒過多久,劉磊回國,兩人見面後,劉磊順勢邀請小帥一起去伊拉克,小帥當場就答應了。
他回憶那個晚上心裏很平靜,好像這事早就該發生一樣。
妻子沒有多做挽留,只是安慰他當去給女兒攢奶粉錢,大不了一年回來繼續打工。小帥自然懂這句話的重量,臨走那天,把僅剩的兩萬塊錢全留給了妻子與未出世的女兒。扣掉每月房款,這夠她們母女撐半年。
他還找友邦保險的同學買了份保險,如果在伊拉克「光榮」了,賠付19萬,剛好付清房貸。
2004年4月5日,小帥跟着劉磊從香港出發。因簽證問題,不得已滯留香港一夜。小帥在機場大廳咖啡吧上網,斷斷續續跟妻子在MSN上聊到次日下午3點。
次日出發前,他在MSN上給妻子打了最後一行字:一個小時再沒消息,就是真走了;妻子的回覆很快:知道你一直沒走成,現在才覺得你是真的要走。
看到這句,小帥心裏一酸,他不再回話,關上電腦,調頭準備登機。再往前,是充滿未知的巴格達。
從劉磊看到伊拉克戰爭的新聞,到辭職、搞定簽證、落地巴格達,滿打滿算四個月;小帥從被邀請到收拾行李出發,也就兩個月。
別人辭職,或創業、或躺平,這兩個深圳小子的辭職,是去伊拉克的戰區創業。不得不說,是個狠人。
這種說幹就幹的勁頭,即便在如今看來,依舊很深圳。
當然,搞錢這事,光有一腔孤勇還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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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把「草台」支起來
2003年7月,劉磊最初抵達巴格達,此時身上本錢不到3000美金。
租店面、裝修、買設備、請人,這點本錢要拿來開一家餐廳,恐怕有點困難,何況還是在人生地不熟的中東,他只能另闢蹊徑。
劉磊盯上了第一次入住的安德魯斯公寓,公寓旁邊就是巴勒斯坦酒店和喜來登,兩座五星級酒店,住着上千名外國記者。而且安德魯斯公寓只有阿拉伯餐,歐美記者吃不慣。如果改成中餐,檔次能提一截,競爭力強,錢能多賺。
想到這裏,他還算了一筆賬,兩座酒店兩三千名記者,按十天來一次的頻率算,一天能有兩三百人吃飯;人均消費十美元,日營業額兩三千美元。
他拿這套前景誘人的賬去說服公寓老闆,最後談成,由公寓老闆提供場地、水電、服務員和雜工,劉磊負責管理運營。租金為零,按利潤分成,老闆拿60%,劉磊拿40%。合作期一年,先試三個月。
用劉磊的話說,這是借殼生蛋。
這套商業邏輯,在九十年代到千禧年前後的深圳非常普遍,美食街的商鋪不收固定鋪租,只按營收扣點;華強北的小老闆租一米櫃枱,貨沒進全就敢開門,客戶要什麼帶人去別家檔口看,談成了拿差價。
本質都是不重投入,只出人和腦子,用別人的場子,撬自己的生意。劉磊只是把華強北的櫃枱,換成了巴格達的後廚。
2003年8月28日,劉磊順利在巴格達把店開起來了。
作為巴格達戰後第一家中餐廳,當時餐廳由新華社記者王波取名為「中國龍餐館」,再由時任中國駐伊拉克大使孫必幹先生親筆題寫,據說大使寫了十幾份草稿,十分認真。
這個名字,後來被電影《歡迎來龍餐館》借了去。
但現實不按計劃出牌,開業第一天,中國龍餐館營業額只有幾十美金。原以為最穩的客源,其實最不穩。戰地記者吃飯根本不固定,有時候乾脆不吃,啃兩口壓縮餅乾就走。
除此之外,2003年的8月到11月,餐館周邊先後發生了三次爆炸。第三次爆炸後,中國龍餐館的生意一落千丈,直接掉進虧本。
半死不活的生意,促使劉磊下定決心,把餐館搬進綠區。這是巴格達戒備最森嚴的安全區,駐紮大量英美士兵,相對安全。更重要的是,消費能力強。
他在綠區找了一棟廢棄40年的老房子作為餐館新地址,付清房租後,全身家當剩1400多美金。
碗筷桌椅、灶台、煤氣罐,一輪採購下來,錢已經見底。房子門窗不全,水電管線也基本沒有,請不起正經施工隊。劉磊乾脆叫上廚師和服務員,自己動手。
最後整個新餐館,簡陋到什麼程度呢?沒上下水,就用橡皮管從鄰居家接自來水。沒水槽,買兩個大塑料盆,一個洗菜,一個洗碗。
放當時的深圳,早被當「黑作坊」取締了。
12月4日夜裏,劉磊把安德魯斯公寓那塊「中國龍」招牌取下來,原樣掛到新餐廳門口。雖然店面簡陋,好歹中國龍又重新開張了。
兩次開店,本錢一次比一次少。但第二次開店前,劉磊明白,第一次的失敗不是白交學費。
中餐本身沒問題,只是目標客群選錯了。只要能從失敗裏掏出訊息,錢就不算白花。
所以第二次,他把成本壓到極限。
外人看是窮途末路,他自己清楚,這是用最少的錢再賭一次。不追一步到位,先把「草台班子」支起來,能開張就行。
暴利的中東生意經
早在安德魯斯公寓開第一家餐館時,劉磊就專門印了本像樣的菜單:
魚香茄子,6美金(約合48人民幣);
聯合炒飯,6美金(約合48人民幣);
炒薯仔絲,3美金(約合24人民幣);
白飯,0.5美金(約合4人民幣);
.....
最貴菜品,滑蛋蝦仁10美金(約合80人民幣)。
後來在2006年的《魯豫有約》中他們聊到,按當時的物價,國內一盤魚香茄子大約在18塊。
同樣的東西,換個地方,價格翻幾倍。且不說這個時期的生意如何,單是這份菜單,就能看出劉磊的商業思維。
畢竟巴格達的中餐館僅此一家,周邊的歐美記者與士兵消費力不俗,那麼定價自然不能低。
後來餐館綠區那棟更破的房子,營業思路也沒變過。
開張第一天,劉磊心裏還沒底,只讓廚師備了30份盒飯。菜式極其簡單,炒飯、雞肉、蔬菜,配一罐汽水。這配置,7美金。
他找來鄰居家小孩,以每人一罐汽水當酬勞,讓他們上街發傳單。效果比預想還猛,沒一會兒,一群美軍大兵端着槍就衝進來了。
30份盒飯,不到一小時全部賣光。
當天下午,他狠心把200美金營業額全部買了菜。廚師也來了勁,幹得比以前都賣力。第二天,約一百名美軍光顧,營業額衝到800美金。
短短十幾天,劉磊手頭積累了近8000美金現金。選對地方,找對客戶,生意就上門了。
隨後這家小餐館,就像是在綠區的中立島,美軍、記者、伊拉克僱員、各色人等進進出出。電影裏龍餐館成為各方勢力交匯點的設定,取自於此。
真正把餐館的生意做起來的,還得是賣酒。
劉磊本人也在社交平台上確認過,「白天炒飯,夜裏賣酒」是電影和現實最重合的細節。翻譯一下就是,白天賺辛苦錢,夜裏賺膽量錢。
2004年春節,劉磊回了趟國。過完年,他決定再回伊拉克,同時邀請了小帥同行。
小帥加入後,幫着打理餐館,大家的日子還算輕鬆。某次出去採購途中,他偶然摸到了巴格達的酒品黑市。
薩達姆時期的伊拉克,酒不能公開賣,但在基督徒聚居區,買賣還不算違法。後來局勢一亂,極端勢力冒了出來。在基督徒聚居區賣酒、喝酒,隨時可能被AK47點名。
相比之下,綠區裏裏外外都是美軍哨卡,賣酒反而更安全些。於是小帥跟劉磊一合計,決定開展酒水生意。一瓶啤酒,成本1美金,賣2美金,賺50%;一瓶威士忌,成本8美金,賣18到25美金,利潤超過50%。這就像是給英美士兵開了個「戰區小賣部」。
有人直接開着悍馬過來搬酒,有人把直升機停在餐館門口,下來買幾瓶就走。甚至還有兩個黑人士兵抬着一個巨型彈藥箱來裝酒,箱子大得能躺下一個成年人。一箱裝滿,價值接近2000美金。
其中最絕的一招,是按SHOT賣。
SHOT是酒吧裏的一種賣法,烈酒不按瓶賣,按小杯賣,一杯大概40毫升。酒量不好的美國大兵,為了多嘗幾種酒,又不想買一整瓶,最吃這一套。
這個習慣,讓劉磊嗅到了商機,一瓶威士忌正常賣25美金,按小杯賣,一杯3美金,一瓶能倒出25杯,收75美金。等於一瓶酒,賣出三瓶的價。
他們遇到一個會講中文的尼泊爾人,一次喝了18小杯,花了54美金,這錢夠買兩瓶整酒。
還有一桌美國人,從2小杯開始,越喝越起勁,6杯6杯地加,最後喝了27小杯。喝到最後,才有人反應過來:「不能這樣喝了,要按瓶喝。」
酒水生意紅火了幾個月,後來美軍管得嚴,大兵們不敢再大搖大擺來搬酒,生意慢慢冷下來,但依舊有人偷偷摸摸前來。
劉磊記得有兩個美軍憲兵早上7點來敲門,一個在門口放風,一個閃進來裝貨。把威士忌灌進紅茶瓶,把白酒灌進礦泉水瓶,動作利索得像受過專門訓練。
管得越嚴,酒越值錢。
他們在《魯豫有約》接受採訪時聊到,中國龍餐館生意最好時,日流水能達到5000美金,純利潤3500美金。
期間中餐一天賣1000到1500美金,啤酒1500到2000美金,白酒威士忌1000到1500美金。
酒水佔了利潤大頭,比炒飯還賺。
回頭看,在巴格達綠區,最硬的硬通貨不是美金,更像是威士忌。因為越禁越值錢,越危險越暴利。但這筆暴利,是用命換的。
在死神腳下揾錢
巴格達的生意,賬面上看是暴利,其實每一筆利潤裏都伴隨着風險,因為爆炸從來沒遠離過他們。
安德魯斯時期的三次爆炸,把生意硬生生砸垮了。搬進綠區後,爆炸離得更近了。
2004年10月14日中午,小帥正在大廳接單。突然一聲巨響傳來,巨大的轟鳴聲讓人根本辨不出方向,只知道很近。十秒後,第二聲在稍遠處炸開。
這兩聲,是他們在綠區聽過最猛烈的爆炸。
尖厲的警報聲隨即響徹綠區,餐廳裏的士兵飯也顧不上吃,扔下錢就跑。後廚小工從外面回來,臉色發白,嘴裏唸叨滿街的人肉碎片。小帥走到臨街,看見醫院的人抬着黑色裹屍袋經過。袋子軟塌塌的,已經看不出人形,只有胳膊、大腿或腦袋的輪廓。
而爆炸點就在餐廳右邊不到50米的商業街,另一處在左邊150米的綠區咖啡館。
小帥後來在書裏寫道,來伊拉克之前,從沒想過死神會離得這麼近。只能說,現實比電影更直接,更殘酷。
這次爆炸後,美軍全面戒嚴,檢查哨增了幾倍。以劉磊手裏的低等級通行證,多走一步都難,生意又一次一落千丈。
爆炸聲聽多了,他倆逐漸麻木,那段時間每天就是做飯、數錢、躲炸彈。
這些風險,他們出國前就知道,也早早買好了保險。劉磊保額60萬;小帥保額19萬,正好還清房貸。他們是把最壞的結果先算好,才上了飛機。
2004年末,美軍因為炸彈襲擊事件頻發,下了「禁止令」。中國龍餐館裏幾乎看不到美國人的影子,生意大不如前,每天只能靠幾個外賣勉強撐着,中國大使館不停催他們趕緊關店回國。
走之前,倆人得把錢弄回去。
小帥手裏攢了超過8萬美金現金,塞鞋裏塞不下。只能靠當地的地下錢莊,一個月跑一次。
第一次匯錢就差點出事,小帥抱着一整箱美金,緊張得不行,上車後一腳油門往錢莊門口衝。
門口站着一排持槍保安,以為來了個自殺式襲擊的,幾十把AK47齊刷刷對着他,差點下令開槍。好在最後跟錢莊老闆解釋清楚,錢順利匯走。
他後來回憶,那幾十秒,比在綠區聽爆炸還難熬。
回國後,因為沒有槍炮聲,沒有直升機轟鳴,小帥有很長一段時間睡不着。但看見妻女躺在枕邊,又覺得什麼都值了。
他想,好在最後活着回來了,活着,真好。
劉磊在後記裏寫,他不知道當初為什麼非要去伊拉克。也許是男人那點血性,也許是想白手起家的衝動。
其實他是知道的。不然他不會在臨行的那天夜裏,把《肖申克的救贖》看了一遍又一遍。他不會在書中引用電影裏那句經典台詞:
有一種鳥兒是永遠也關不住的,因為它的每片羽翼上都沾滿了自由的光輝。
這其中,有深圳人刻在DNA裏的搞錢慾望和衝動,也有對庸碌生活的抗拒和自由生活的嚮往。
劉磊和小帥能活着回來,還能匯回308萬人民幣,無疑是運氣、時機、訊息差與無數次僥倖疊加的結果。
從人生經歷而言,他們是傳奇的,不可複製。但從另一個角度解讀,他們的決定,不過是大時代裏兩個小人物,對具體的房貸、奶粉錢、階層焦慮,以及對上升通道、理想生活的押注。
這和選擇來深圳、在這座城市打拼的千千萬萬普通人,何其相似。
參考資料:
1. 《伊拉克,在死神腳下揾錢——兩個深圳小子的火線淘金》,劉磊、帥學軍口述,胡堅記錄,海天出版社2006年出版
2. 鳳凰衛視記者鄭浩2003年10月巴格達實地採訪影像
3. CCTV《社會記錄》2006年8月8日播出《火線淘金》
4. 《魯豫有約》2006年7月播出《伊拉克火線淘金》
5. 《武漢晨報》2006年8月13日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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