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圈裏一直流傳着一句話：「小病靠扛，大病回國。」雖然聽起來像是調侃，但只有真正在美國看過病的人才知道這句話有多寫實。你有沒有過這樣的經歷：發燒了想約個門診，結果最早的appointment要排到兩周以後；突然牙疼得睡不着覺，結果牙醫診所告訴你最快也要下個月才有空。一談到生病，有些同學可能會想不看病了，大不了硬扛，但現實是，人不可能不生病，即便小病可以扛，大病只能去醫院看病。然而，看上病了，就沒有伏了嗎？

最近，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的一則消息，可謂是讓原本就令人頭痛的在美看病這件事變得更加讓人不安——美國司法部認定UCLA醫學院在招生過程中存在種族歧視，故意壓低白人和亞裔學生的被錄取機會，同時優待非裔和西裔學生。

這意味着什麼？可能意味着，在你等了兩周、一個月，終於約到醫生的時候，坐在診室裏的那個人，可能專業能力並沒有想像中的那麼令人放心……

UCLA醫學院存在種族歧視？

5月6日，美國聯邦司法部宣佈，在經過長達一年的調查後，確定UCLA大衛格芬醫學院（David Geffen School of Medicine at UCLA）招生中存在種族歧視。

調查人員在審查了UCLA醫學院的招生政策、內部文件和錄取數據後發現，UCLA醫學院存在故意根據種族選擇申請者的行為。校方秉承着一個有爭議的觀點，認為「患者由同一種族的醫生治療時，能獲得更好的護理」，而不是優先選擇最合格、最有能力的申請者。

數據最能說明問題：

據調查，在2024年UCLA錄取的學生中，非裔學生平均GPA為3.72，亞裔學生平均GPA為3.84，白人學生平均GPA為3.83；
非裔學生GPA中位數為3.63，西裔學生為3.55，但亞裔學生為3.81，白人學生為3.75，最高和最低之間差了足足0.26分。

對於這份調查報告，美國司法部助理司法部長Harmeet K. Dhillon的表態相當犀利：

UCLA在招生過程中過於關注種族人口的統計，犧牲了擇優錄取的原則，讓種族政治干擾了培養優秀醫生的重要工作。

加州中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第一助理檢察官Bill Essayli也很直接：UCLA醫學院這種長期、系統性且令人反感的違法行為，已經背離了美國憲法與國家立國原則。

而UCLA醫學院的回應是：

UCLA大衛格芬醫學院的招生過程是以擇優為基礎，並堅持對每位申請者嚴謹、全面的審查，校方對自己的實踐和向所有合格學生提供高質量教育的使命充滿了信心，同時也在認真審查司法部的報告。

不得不說，UCLA的態度還是很「自信」的。至於UCLA在實際招生過程中，到底有沒有真的種族歧視，現在的情況就是，司法部說UCLA確有其事，但UCLA表示自己並沒有，雙方各執一詞。

這件事之所以引起了廣泛關注，不僅因為是發生在美國高等學府中，更是因為其折射出了美國「平權」名義下的種族歧視亂象。

可能有些同學會疑惑，美國不是一直在推行「平權法案」消除種族歧視嗎？為何會出現這種「反向歧視」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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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權法案的前世今生

平權行動的概念，始於1960年代。

那時候，美國剛剛通過1964年的《民權法》，廢除了公開的種族隔離制度。但僅僅廢除隔離，並不能彌補幾百年的奴隸制、種族隔離和系統性歧視帶來的深重後果。

1965年，時任總統林登約翰遜（Lyndon B. Johnson，又譯詹森）簽署行政令，要求聯邦承包商在招聘和晉升中考慮種族、性別和民族背景，以糾正歷史上對少數族裔和女性的歧視。

這就是平權行動的起點：它不是優待，而是一種「補償性正義」——試圖通過主動干預，讓曾經被排除在外的群體有機會進入那些長期被主流群體壟斷的領域。

平權法案實施的初期，的確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1969年，耶魯大學宣佈錄取的黑人比例不得低於12%，哈佛大學官宣不得低於7%。以上種種，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白人對精英教育的壟斷，以讓更多少數族裔獲得更多的發展機會。

但從平權運動誕生的那天起，就一直伴隨着法律爭議。

爭議

就拿1978年的Bakke案來說，白人醫生Allan Bakke申請醫學院被拒絕，他認為學校預留的配額，讓比他條件更差的其他族裔申請人被錄取。後續最高法院裁定種族配額違憲，但允許大學將種族作為錄取的因素之一。

2023年的學生公平錄取組織（SFFA）案是平權運動的轉折點，SFFA當時起訴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指控兩校在招生中非法歧視亞裔申請人。2023年6月，最高法院裁定哈佛大學和北卡羅來納大學在招生中考慮種族因素，違反憲法平等保護條款。

這一判決，實質上終結了美國大學招生中的平權運動。

平權運動這件事，在高等教育圈一直都存在爭議：

支持者認為，沒有平權運動，歷史上被歧視的群體，將會永遠被排斥在精英教育之外；
反對者認為，用種族配額替代個人能力的評估，本身就是另一種形式的歧視。

而UCLA醫學院此次事件，也讓人看到了平權招生的弊端，醫學院的招生，直接決定了未來美國醫生的資質和質量。平權法案引發的種族歧視，可能會滲透到醫療服務的各個環節。在結合當下美國看病的環境和阻礙，一旦加上種族歧視，未來的情況，更加不敢令人想像。

當你看醫生想要獲得健康時，得到的卻是也許不那麼優秀的醫生看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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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看病已經難到窒息　還要被種族所左右嗎？

UCLA醫學院招生歧視一事，之所以值得每個留學生關注，因為它關乎一個最基本的問題：

當你躺在手術枱上，你希望面前給你做手術的醫生，是怎麼成為醫生的？

根據AMN Healthcare 2025年的調查：美國15座大城市新患者預約醫生的平均等待時間已經達到31天。這個數字按年2022年增加了19%，按年2004年增加了48%。

這不是你選擇要不要看病的問題，而是你能不能等得起的問題。之所以等待時間長，本質都是因為醫生不夠。

如果把這件事結合UCLA醫學院招生歧視結合在一起，就會得出以下三個結論：

1. 美國嚴重缺醫生
2. 預約一個醫生很難
3. 培養醫生的醫學院在招生時可能並沒有完全按照「誰能成為最好的醫生」來選拔

這意味着什麼？

在醫生本就短缺的情況下，如果錄取標準，不是純粹基於學術能力和潛力，而是摻雜了種族偏好，那麼是否意味着一些資質不夠的申請者被錄取，而更優秀的申請人被拒絕？

以及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這些被錄取但資質存疑的人，未來會成為怎樣的醫生？在一個醫生短缺的醫療體系中，我們承受得起「質量讓步於配額」的代價嗎？

這並不是在爭論某個種族的人，配不配成為醫生。任何一個種族的人，只要達到大學的錄取標準，都應當有機會成為醫生。但這個錄取標準，不應該因為種族因素而改變。

因為當你成為躺在手術枱上的病人的時候，你不會關心在你面前操刀的醫生是什麼種族。你更關心的永遠會是，這個人是否經歷過最嚴格的篩選、接受過最優勢的教育和實操、是最有能力的那一個。

每個走進醫院的人，都有權獲得最好的醫療服務。

但這句話的大前提，首先是要確保，醫學院所錄取的學生是最優秀的人，而不是在種族配額這場遊戲中勝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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