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日本大型廣告公司電通（Dentsu）一名24歲女員工，因嚴重超時加班患上憂鬱症自殺。日本當局判定此事為勞動時間過長的「過勞死」，隨後開始嚴格管制加班上限，凡是不遵守這一規定的企業將被列入黑名單。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調查統計，目前僅40%企業嚴守每月最多加班100小時的勞資協議。當局擔心，超過這個頂限會提高過勞死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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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加班文化始於上世紀七十年代經濟高峰時期，那時犧牲睡眠的加班方式甚至被視為一種美德。 隨着過勞死案例頻發，當局近年來開始嚴格管制過度加班，鼓勵重視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然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一些言行，被指與政策背道而馳，甚至是在鼓吹「工作狂」。

去年10月，高市在自民黨總裁選戰勝選後在台上說，她希望每個議員都「像馬一樣的工作」。她強調：

我要工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

這個激情講話當時引發日本工會和過勞死受害者家屬強烈反彈，批評她是在鼓勵長時間勞動。

今年7月，高市在社交平台X發的一則短文也被指是開倒車。她寫道：「自擔任首相以來，我習慣每天最多只睡三小時。」

日本雜誌《AERA》引述專家報道稱，高市有必要確保獲得充足睡眠，因為長期睡眠不足會導致情緒不穩定，損害決策能力。報道還呼籲日本人，不要因工作廢寢忘食。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2021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日本人平均睡眠時間為7小時22分鐘，比8小時28分鐘的總體平均睡眠時間少1小時6分鐘。在OECD調查的33個國家中，日本排名墊底。

日本人口減少也給企業帶來巨大挑戰。今年3月，有官員在勞動政策委員會上透露，由於勞動力短缺，中小企業員工被迫加班的現象日益增多。

勞動力短缺和強制加班上限疊加，限制了企業的經營活動。日本商工會議所5月公開的一項調查顯示，約20%的中小企業受影響，尤其是在建築、交通和酒店等極需勞動力的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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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厚生勞動省隨後於9月1日出台新方針，不再一律要求縮減加班，而是轉為核查企業是否切實落實保障員工健康的措施。

根據日本《勞動基準法》，員工加班原則上以每月45小時為限，若企業與員工簽署「36協定特別條款」，特殊時段的單月加班上限可放寬至100小時。最高加班100小時。

監管部門此前要求，即使簽訂特別條款的企業，加班上限也不得超過每月45小時；這項行政指導從9月起取消。這一修訂被指是為了促進經濟增長，但也令加班問題回到原點。

日本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產業結構以製造業為中心。當時的企業是通過儘可能實現長時間勞動，以達到高效率。那時，「工作24小時」是日本職場響亮的口號。

時過境遷，人們不再認為長時間工作是理所當然。

一名30多歲的日本上班族受訪時說，正確的工作態度並非一味追求工時，而是認真完成工作後，也能有時間享受生活：

我希望工作穩定，但不意味着我必須容忍惡劣的工作條件。有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和健康，才能在職場發揮能量。

如今，越來越多日本人不願當工作狂，他們更重視生活與工作之間的平衡。與此同時，日本職場也逐步推動一系列變革，例如減少過度加班、保障員工身心健康等，以此作為改變日本職場文化的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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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聯合早報》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