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無法複製「中國製造」:從DeepSeek到機械人歐洲徹底震撼?

撰文:觀察者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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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中國製造」在西方輿論中還常與低成本、模仿和代工聯繫在一起;如今,從新能源汽車、電池、光伏到人工智能、機器人,中國企業已在多個前沿科技領域進入全球第一梯隊。
德國《南德意志報》播客《中國與我們》(China und wir)近日從歐洲視角討論了這一轉變:從中國製造的產業佈局,到DeepSeek帶來的「斯普特尼克時刻」,再到機械人、AI智能體和高度自動化工廠,中國的技術躍遷究竟是如何發生的?這種「China Speed」背後,又付出了哪些經濟、社會和制度成本?本文整理自節目內容。

莉婭:中國已經成為一個高科技強國。如今,幾乎每一種新技術似乎都來自中國——至少在人工智能模型、新能源汽車和機器人這些領域是這樣。

《南德意志報》播客《中國與我們》影片截圖,圖為格雷戈爾(左)、莉婭(右)

就在十年前,「中國製造」給人的印象還往往是廉價、模仿,甚至是抄襲。可今天,中國似乎已經站在許多未來技術的世界前沿。真正值得追問的是:中國究竟是怎麼做到的?歐洲又能從中學到些什麼?今天我們想和大家聊聊中國新一輪高科技繁榮,以及它背後真正的原因。更重要的是,這對歐洲究竟意味着什麼。

這裏是《中國與我們》。我是莉婭.薩海。

格雷戈爾:我是格雷戈爾.朔伊。

從「世界工廠」到科技強國

莉婭:我們都生活和工作在北京,是《南德意志報》駐華記者。格雷戈爾,也許先從你開始。你一年前從歐洲搬到北京。現在再看看你每天的生活,很多在中國完全習以為常的東西,如果講給歐洲的朋友聽,或者他們來中國旅行的時候看到,依然會覺得非常驚訝。最典型的是什麼?

格雷戈爾:我首先想到的是,在這裏幾乎所有事情都可以用手機和應用程序完成。幾乎已經沒有哪個生活領域不被二維碼覆蓋了,就是那個由一格格小方塊組成的圖形。

哪怕你走進一家餐廳,服務員也不會再過來問你要吃什麼。桌上有一個二維碼,你掃一下,在手機上點餐,直接付款,服務員最後只負責把菜端過來。

換句話說,人和人的接觸被穩定地壓縮到了最低程度。

中國幾乎所有商店都只需要所謂的「移動支付」。(Brett Jordan@Unsplash)

現金基本也不存在了。偶爾可能還會在一些街頭攤位上看到現金,但其實連這些攤販,也大多會把自己的收款二維碼打印出來擺在那裏。

幾乎所有商店都只需要所謂的「移動支付」。拿出手機,按兩下,錢就轉過去了。甚至還可以更進一步。在中國一些小型便利店裏,現在已經可以刷臉支付,或者用手掌支付。

你只需要去綁定一次,把銀行賬戶和自己的掌紋關聯起來。它的原理可能跟指紋識別差不多。以後把手掌放到掃描器上,「滴」一聲,你就買完一瓶可樂了,根本不用再帶銀行卡。

前段時間我在深圳還看到了另一種東西,北京目前還沒有那麼普遍,但在華南已經存在了:日常生活裏的無人機配送。

那裏也有和柏林、慕尼黑差不多的公園,但公園裏設有無人機站點。你可以點一份麥當勞,大概十分鐘後,無人機直接把餐送過來。當然,現在它多少還帶一點噱頭性質,但它確實已經可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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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有意思的是,在中國,大部分這些東西已經不再是什麼「噱頭」。它們就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而且運行得非常順暢。

甚至已經沒人討論這些事情了。比如用手掌支付,已經不是什麼特別值得拿出來說的事情。

如果是在德國,第一家可以刷臉付款的商店出現以後,大概會被拍三部紀錄片,還會引發大量關於數據保護之類的問題。可是在中國,這些東西根本不會被當成一個需要專門討論的「概念」,而是直接進入日常生活。

我個人覺得這特別有意思。

尤其是對從德國來的人而言,連「不帶現金出門」本身都可能是一件很難想象的事情。在德國,有時候你哪怕只是刷銀行卡,別人都會覺得有點奇怪。

莉婭:我還可以補充一個例子。我家孩子在家裏玩「商店遊戲」的時候,他們當然也不用現金。我甚至不知道他們到底有沒有真正理解「錢」這個概念。我們家裏至少基本沒有紙鈔。他們玩的時候會說:「你要掃我,還是我掃你?」對他們來說,這是完全正常的。

格雷戈爾:我第一次看到這種事情其實是在2012年。

那一次我大概永遠都忘不了。我當時在一家小店裏,前面有一個年輕女孩,用智能手錶上的二維碼付款。那可是14年前。

對我來說,那一幕簡直就像她眼睛裏突然射出了激光一樣科幻。我當時真的覺得不可思議:這居然能用。而那已經是14年前了。

莉婭:所以你得想一想,當時中國人的技術思維其實已經走到了多前面。當然,我們今天不是想一直回頭看德國,然後大家互相抱在一起感嘆:「為什麼我們只有傳真機和需要下載打印的表格。」還是應該更積極地看中國:這一切究竟是怎麼實現的中國過去幾年到底做了什麼?尤其是在數字化領域,中國是怎麼走到今天這一步的?

十年前就寫下的路線圖

格雷戈爾:我覺得我們還得再往前講一點。過去,中國的形象一直是「世界工廠」。

也就是說,只要一個東西來自中國,人們首先想到的是:它一定生產得很便宜,可能還是照着西方產品做的,然後搞出了一個廉價的「中國山寨版」。

我覺得直到今天,很多人對中國依然有這樣的印象:這裏生產不出真正像樣的東西,所有東西都追求儘可能便宜、儘可能快速,而且生產條件糟糕、污染嚴重等等。

而中國自己也意識到了這一點。

他們意識到,這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問題,也是一個國家形象問題。於是後來就有人說:我們必須改變。我們需要制定一個大的規劃,讓中國走到一個新的位置。而中國本來就非常喜歡做規劃,比如五年規劃。

其中中國指定過非常重要的規劃,中國能夠真正改變自己的形象,同時解決一個經濟結構上的問題:不能永遠只是「世界工廠」。

當時的邏輯是:好,我們現在已經有製造業了,但下一步,我們要發展到不再只是依賴這種低端製造。

我們不僅要模仿別人,還要自己決定方向,自己站到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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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婭:而且我記得,當時其實已經明確列出了十個未來重點領域。也就是說,中國明確提出,要在哪些產業重點追趕、重點投資。

格雷戈爾:對。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其中已經體現出一種非常驚人的前瞻性。比如2015年,中國其實已經意識到,如果繼續做燃油車,中國基本不可能追上。

至少短期之內,僅僅靠合理規模的投資,很難在燃油車上趕上德國。但是他們看到了電動車。他們覺得,電動交通可能才是未來,或者至少他們決定賭這個方向。

2015年的時候,在德國幾乎沒有人真正把電動汽車當回事。當時大家更多是嘲笑它。但中國說:好,那我們就必須採取一種「不對稱」的追趕方式。我們不可能在所有領域同時趕上。

我們要挑選幾個領域,然後全力投入。其中一個就是電動汽車。另外還有晶片製造、大數據處理,以及人工智能。總體上,當時已經明確了這些重點。站在今天回頭看,確實會覺得非常驚人。

中國當時已經說:好,我們接下來要把大量精力、資金和時間投入這些領域,並且試圖用這些產業擺脱過去的增長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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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再看,中國已經有比亞迪,它已經成為全球最大的電動車生產商之一,或者說按照銷量,已經是全球最大的汽車製造商之一。

還有寧德時代這樣的電池企業,已經真正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如今幾乎沒有什麼公司能在電池領域做得比它們更好。此外還有太陽能、可再生能源。這些領域曾經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是德國企業佔主導,但後來產業大量轉移到了中國。

今天,中國企業可能佔據了全球太陽能市場80%到90%的份額。所以你現在如果在德國買一塊太陽能組件,它很大概率就是中國製造。

莉婭:我還記得這個規劃剛出來的時候。我是在2016年初剛到中國的。當時已經有專家提醒說:大家真的應該認真讀一下這個規劃。仔細看看中國到底準備做什麼。

因為這裏面實際上明確提出,要挑戰歐洲、特別是德國當時還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的那些製造業領域。從這個意義上說,它其實就是一份非常明確的競爭宣言。而且這個戰略裏面還有一個重要部分,就是中國希望逐步提高本土企業的市場份額。

這個戰略裏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就是逐步提高中國本土企業在關鍵產業中的比重。

所以從德國當時的視角來看,中國製造規劃並不僅僅意味着中國要繼續和外國企業合作,更意味着中國希望逐漸降低對外國技術和企業的依賴,讓本土企業在這些產業中佔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

我記得當時歐洲一提出這種擔憂,中國方面就會不斷強調:

不,不是這個意思。外國企業在中國仍然有機會,我們希望的是合作,是共同發展。

但德國的一些研究者顯然沒有完全接受這種解釋。

當時柏林有一家專門研究中國問題的智庫,叫墨卡託中國研究中心,也就是MERICS。這是一家德國的中國研究機構,主要研究中國的政治、經濟和對外政策。

他們當時專門分析了中國製造規劃,並提醒德國政界和企業界:不要只把它看成一個普通的產業升級計劃,它也意味着中國正在有意識地降低對外國技術的依賴,並在德國具有優勢的高端製造領域培育自己的競爭者。

我記得,當時這種解讀還引起了不少爭議。中國方面一直在淡化外界對這個規劃競爭性的理解,認為歐洲不應該把它看成某種針對外國企業的「宣戰」。

但如果今天再回過頭來看,就不得不問一句:當年的德國汽車企業,到底有沒有認真讀過這些分析?

因為十年以後,其中相當一部分判斷,至少在電動車、電池等領域,已經變成了現實。

中國方面一開始就在不斷淡化它的含義。可如果今天回過頭看,就會忍不住問:德國汽車製造商當時到底有沒有認真讀這份報告?

因為報告裏寫的那些事情,十年以後幾乎都變成現實了。不過也許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西方真正開始重新認識中國,其實是非常晚近的事情。

DeepSeek,西方的「斯普特尼克時刻」

比如去年出現了所謂的「DeepSeek時刻」。此前,人工智能領域引起巨大轟動的基本都是美國模型。然後突然之間,從西方視角來看,幾乎是一夜之間,中國冒出了一個模型,叫DeepSeek。

你之前也大量報道過它。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公司?為什麼它當時造成了那麼大的衝擊?

格雷戈爾:首先,DeepSeek對很多行業觀察人士來說,確實幾乎就是突然出現的。我們經常用「一夜之間」來形容,但DeepSeek甚至對不少專家而言,都真的像是憑空冒出來的。

它突然發布了一個人工智能模型,在性能上能夠和當時最領先的模型——比如OpenAI的產品——處於大致相同的水平。

它不一定更好,但已經好到不能被忽視。

DeepSeek最特別的地方,是它便宜得多。他們基本上用遠低於OpenAI的成本,做出了相近的效果。誇張一點說,別人需要幾十億美元,它可能只用了「三根香蕉皮加一個回形針」。也就是說,它的成本明顯低得多。

這是第一個衝擊:它在技術上確實足夠強。
第二個衝擊是:此前幾乎沒有人相信中國能做到。

美國在人工智能技術上的自信已經強到了這樣一種程度:大家覺得,「我們已經把中國人遠遠甩在後面了,根本不需要擔心。」

結果DeepSeek突然出現。

所以很多人把它類比成一個「斯普特尼克時刻」。當年蘇聯把衛星送入軌道的時候,美國也以為自己已經遙遙領先,不可能被挑戰。結果突然之間,對方就做到了。DeepSeek帶來的衝擊也有點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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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婭:當時美國股市也出現了非常明顯的震盪吧?因為美國企業為了開發這些AI模型,投入了極其龐大的資金,而中國企業似乎只用了其中一小部分資本,就實現了類似的結果。

格雷戈爾:對。美國那些大型科技公司一直在強調:

AI就必須這麼貴,只有這麼做,沒有別的辦法。

而DeepSeek的模型至少證明了一件事:未必只能這麼做。

當然,後來大家也對這個模型做了大量拆解。它顯然也使用、吸收了OpenAI和其他公司之前積累的一些技術成果。

所以這兩者並不能簡單一對一比較。

這又是某種「不對稱」的發展路徑:先利用已有的東西,再發展出自己的版本。但至少它讓資本市場第一次開始不安:也許美國並沒有掌握全部答案。

從DeepSeek時刻開始,中國某種程度上正式確立了這樣一個位置:「我們已經進入這個賽場了。」那真的是一聲巨響。從那以後,我感覺外界看待中國的方式也發生了一點變化。

我當時還在德國,也一直關注這件事。很多人第一次真正把中國理解成一個能夠產生前沿技術的國家。大家開始意識到:這裏發生的事情,可能真的不只是抄襲、廉價仿製。

這個國家顯然擁有大量資金,也有足夠的專業知識去推動這些技術。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歐洲。歐洲並沒有經歷自己的「DeepSeek時刻」。而歐洲甚至沒有像中國那樣受到美國晶片出口管制。理論上說,如果歐洲願意,或者如果歐洲真的具備這種能力,本來應該也有機會做出來。

所以,中國這裏確實發生了一些非常特別的事情。從DeepSeek以後,中國科技產業似乎進入了某種新的勢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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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婭:而且現在很多東西都湊到了一起,形成了一場「完美風暴」。既有電動車,也有飛速發展的AI模型,還有機器人。

最近北京剛舉辦了一場機器人運動會。當然,這本身也帶有一點大型宣傳活動的色彩。人與人形機器人一起參加比賽。其中有一個機器人甚至比部分人類選手跑得還快。

作為記者,也可以講一點幕後情況。我自己還有一個印象。去年很多機器人其實摔得非常慘。而今年我好像只看到一個機器人摔倒。一方面它們顯然真的進步了很多。另一方面,我也覺得今年主辦方可能格外重視,不希望「機器人摔倒」的畫面被傳播到全世界。他們確實很擅長這一點。

8月22日,第二屆世界人形機械人運動會開幕式在北京舉行。圖為人形機械人在開幕式前進行足球7V7表演賽。(新華社)

至少在社交媒體上,我也注意到,現在整體上本來就有一股「中國熱」。在德國,人們感覺自己的國家還在各種內部爭論裏打轉,想着怎麼挽救一次選舉。

與此同時,中國的人形機器人已經在賽跑。

這種畫面很容易被納入一種更大的敘事:我們這裏什麼都推進不了,永遠在陷入各種荒謬的爭論。

而中國討論的是未來。中國發展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覺得特別有意思。但機器人其實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社會層面,對吧?這些技術並不僅僅是為了炫耀,它們還明確指向中國現實存在的一些問題。

格雷戈爾:正如我們在前幾期節目裏已經講過的,中國有非常宏大的規劃。中國思考問題的時間尺度非常長。至少中國政府已經意識到:如果現在不開始轉型,不提前佈局,那麼最遲30年後,中國將缺少足夠的人力去完成自己想實現的目標。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過去幾年中國在機器人領域投入如此巨大,也就是說,製造機器人,讓它們未來解決今天正在出現的問題。而機器人要解決的不只是製造業問題。還包括養老護理。

未來中國會有數量極其龐大的老年人。誰來照顧他們?因為年輕人是需要工作的。政府當然不希望大量年輕人都把時間投入養老護理。但另一方面,在中國文化裏,照顧父母本來又高度依賴家庭。年輕人在文化上依然被期待承擔照護父母的責任。可政府從經濟角度來看,更希望他們去創造GDP,而不是待在家裏照顧父母。

莉婭:我有一個很即興的判斷,不知道你怎麼看。我們一直在討論:中國為什麼能發展得這麼快?

我覺得中國本質上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跨越式發展國家」。所謂Leapfrogging,就是直接跳過某些技術階段。中國大量人口,甚至可能絕大多數人口,從來沒有擁有過固定電話。

很多人幾乎是直接從非常貧困的生活狀態跳到了智能手機時代。他們中間沒有經歷過「家裏裝固定電話」的階段,也沒有用過傳真機,可能直接就進入了電子郵件,或者QQ這種即時通訊軟件時代。

因為過去極度貧困,同時發展速度又快得幾乎難以想象,中國跳過了大量基礎設施和技術階段。

而我覺得中國政府儘管存在很多問題,但它有一點做得非常突出:它非常擅長把「技術」塑造成一種積極的東西。

比如可再生能源。在德國,這場討論已經陷入一種非常僵化的狀態。很多人覺得:

「你們就是想從我手裏奪走什麼。」
「你們想拿走我的燃油車。」
「我的汽車就應該又響又有尾氣,這是我的權利,這是我的自由。」

可在中國,電動車給城市帶來了更乾淨、更安靜的環境,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價格還更便宜。更重要的是,整個新能源產業在中國是作為一個增長產業發展起來的。

綠色技術、太陽能、電動車、晶片,這些都意味着增長,意味着新的機會。人們得到的感覺不是「國家要拿走我的東西」,而是「這會給我們帶來新的發展」。

機器人也是這樣。現在你走進一些餐廳,甚至可以在網上租一個機器人。如果餐廳想在社交媒體上製造一點話題,就租一個機器人過來,讓它在店裏跳舞。

人們會覺得這特別有意思。這裏普遍存在一種對變化、對技術進步非常強烈的熱情。

哪怕中國現在經濟問題很多。從個人層面看,很多人其實過得很辛苦,經濟狀況也沒有以前那麼好。

可我還是會感受到一種氛圍:事情仍然在往前走。好像總有某個人在制定計劃。而這種「計劃正在推進」的感覺,有時候就體現在街頭突然出現的一個跳舞機器人上。

不管它現在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實用價值,也不管它未來是否真的能去養老院照顧老人。至少很多人會產生一種感覺:「有什麼事情正在發生,我的未來也許會變得更好。」這是我的一個直觀感受。

格雷戈爾:我完全同意。在中國,「進步」這個概念和技術發展確實被緊密聯繫在了一起。中國共產黨也非常善於主動把兩者結合起來。

必須承認,中國社會這種技術樂觀主義確實不僅僅存在於年輕人當中。在德國,你大概很難找到很多70歲以上的人,能夠準確解釋ChatGPT是什麼,而且自己還經常用。

但在中國,至少給人的感覺不一樣。當然,不可能所有老人都會用。可你能看到老人非常自然地拿手機付款,非常自然地使用微信和其他應用。

而現在又出現了最新一波——AI智能體。這在歐洲和整個西方也很熱門。

所謂AI智能體,就是不只是待在聊天窗口裏回答問題,而是會真正執行任務。它可以幫你整理日程。甚至極端一點,有些人直接讓AI控制整台電腦,然後AI一不小心把電腦裏的東西全刪了。總之,這是一種會「行動」的人工智能。

而這個概念在中國也一下子爆火。大家開始覺得:好,這是下一階段。此前我們有「知道很多」的AI,現在變成了「會做很多事情」的AI。

政府很快又把這個方向納入政策體系。不管這種做法最終是好還是壞,它的反應速度非常快。很快就推出扶持計劃,開始支持那些開發AI智能體的初創公司。

然後大家也就跟着開始討論、關注。後來甚至發展到像阿里巴巴、字節跳動、騰訊這種大型科技企業,在杭州等地直接給普通人開培訓。

因為AI智能體的安裝並不完全傻瓜式。你多少需要一點技術知識,而且必須有合適的設備。我父母肯定沒辦法自己突然裝好。於是這些公司就直接說:「過來吧,我們幫你裝。」

結果現場排隊的人裏,退休老人就站在學生旁邊,手裏拿着剛買的新設備。他們的心態就是:「看來這就是現在最火的新東西,那我也得學會。」這種事情在中國推進得特別快。

技術一輪接一輪地跨越式發展。很多人會形成一種非常強烈的感覺:如果我不馬上跟上,我遲早會掉隊。我絕對不能掉隊。「跟上進步」本身就變成了生活價值的一部分。

人們會覺得,能夠參與這些變化,是自己生活質量提升的一部分。如果不斷鼓勵所有人說:「一起來,趕緊參與」,就會在整個社會中製造出一種非常強大的能量。甚至老年人也會對這些東西產生興趣。

有一本美國IT和程序員雜誌採訪過一名北京程序員。他說,他87歲的父親居然主動要求他幫忙安裝一個AI智能體。他本人聽到這個要求的時候都愣住了。這時他才意識到,對於很多中國老人來說,「保持跟時代同步」是一個多麼重要的事情。

因為他們會覺得,中國的技術發展還在源源不斷地往前衝。他們也想成為其中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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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人如此相信技術進步?

莉婭:當然,我也不想總是扮演那個在北京特別悲觀的外國記者。但現在其實也出現了另一種需求:很多人開始找人幫他們把這些AI智能體從電腦裏刪掉。因為這些東西偶爾真的會做出一些非常瘋狂、根本沒人需要的事情。

我覺得中國還有一個非常特殊的背景。這個國家經歷了極其快速的經濟增長。伴隨這種增長出現的是巨大的社會擾動、混亂,也有欺詐、環境污染和各種問題。

我覺得這深刻塑造了今天中國人的討論方式。很多在西方看來會令人不安的事情,比如數字監控、技術系統獲取大量個人訊息,在中國社會往往會被放在一個完全不同的語境裏理解。

中國大量人口幾乎是一夜之間進入城市,原有的社會結構快速瓦解或者重組。官方告訴人們:技術會讓你更安全,也會讓生活變得更好。

我覺得這是理解中國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背景。如果只從外部帶着震驚的眼光去看中國,很容易忽略這一點。很多中國人實際感受到的是:這是一種保護。這是一種進步。它會讓我的生活更安全。我不用再總擔心自己在各個地方被騙。

中國過去的快速轉型過程中,曾經出現過很多重大醜聞。比如奶粉安全問題、中毒問題等等。其中一個原因,就是監管機構一度跟不上社會變化的速度。而中國後來經常會給這些問題尋找一種「技術性答案」。

社會層面對這種技術治理存在非常大的接受度。我覺得這也來自現實生活經驗。不過我們還得留點時間討論:歐洲或者德國究竟能從中國學什麼。

格雷戈爾:我覺得第一種成本,可以直接用錢來衡量。實在太貴了。中國在這裏投入的是規模極其龐大的資金,是以數十億、甚至更大規模計的投資。這一點本身就必須看到。不是所有國家都有能力這麼做。

所以,中國這種發展模式,對很多國家來說,從財力上就完全無法負擔,也根本不可複製。

莉婭:如果不解釋整個金融體系,只用一句話講,這些錢主要從哪裏來?

格雷戈爾:簡單說,很大一部分來自地方政府。地方政府長期以來通過土地出讓獲得大量收入。過去賣地賺到的錢,再被投入新的項目。

包括高科技、人工智能、汽車工廠、電池工廠等等。所以至少過去相當長時間裏,地方政府掌握着大量流動性。當然,中國也有中央銀行,也有其他資金分配渠道。但地方政府通過賣地獲得資金,再進行投資,是非常重要的一種機制。

光這一點,就已經說明中國模式非常昂貴。

而在德國,每當討論國家預算、投資多少、戰略性投資多少時,都會陷入漫長爭論。中國則擁有一個非常大的優勢:能夠做極長期的規劃。

中國現在甚至可以考慮40年後,希望把哪些生產能力佈局在哪裏,然後今天就開始投資。

這在德國困難得多。因為我們必須圍繞一屆一屆政府來安排政策。政府每四年就要重新接受選舉。中國不是這樣,因此政策能夠保持相對直線式的連續性。這也是中國發展模式的一部分:從上往下直接做50年的規劃。以中國這樣的體量來說,確實非常罕見。

這一切最終都必須有人真正做出來。不是說國家往牆上撒一把錢,科技公司就自動長出來。

必須有人設計工廠。必須有人蓋工廠。必須有人寫程序。必須有人把機器組裝起來。現在還沒有機器人替我們完成所有這些工作。至少現階段,這依然是數以百萬計的人,尤其是年輕人在進行極其艱苦的勞動。

而中國現在確實建出了很多令人震撼的工廠。

位於北京的小米汽車工廠。(微博@小米汽車工廠)

我昨天剛去了小米的汽車工廠。小米原來是一家智能手機公司,現在也開始生產汽車,這本身也是一個很有意思的故事。他們工廠裏92%的生產環節基本都是機械臂,一排排機器人相互協作,把零部件來回傳遞、組裝。

我走遍整座工廠,只看到一個員工從裏面經過。而且他也沒有真正操作機器。這種系統首先必須被建立起來。需要極大的投資。也需要很大的冒險精神。

目前看來,這套模式在中國確實運行得不錯。

「China Speed」的另一面

格雷戈爾:德國總被批評,說申請流程太多,討論太多,諮詢太多。而在中國,人們經常講「China Speed」,中國速度。

德國汽車製造商特別喜歡這個詞。感覺每一次記者會上都一定會有人提一次「China Speed」。

比如你有50家、500家汽車企業,然後等着看最後誰能活下來。這個實驗完全可能成功,也完全可能失敗。而德國不是一個實驗項目,僅僅說「我們有法治」,並不會讓德國的人工智能因此變得更先進。但至少我們有一套制度過程,這個過程建立在一定的規則之上。

也有一種基本思路:不能把整個社會都拿來不停實驗。德國前總理阿登納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話:「不要實驗。」這其實非常能夠體現德國和中國之間精神氣質的差別。德國人的態度是:不要輕易實驗。

中國人的態度則像是:實驗?太好了,我們先試試看什麼最後能夠留下來。一種思維方式可以讓你實現巨大的跨越。另一種思維方式則讓你始終處於一種謹慎的「目視駕駛」狀態。

莉婭:不過有一點,我其實還是挺希望德國能夠學一學。

當然,我們相距八千公里,很容易進行遠距離診斷。但我還是希望德國能夠重新找回一點過去那種研究者、工程師、發明家的精神,而且最好還能從中獲得一點樂趣。

我覺得中國最吸引人的一點,就是很多中國人看起來非常樂觀、非常務實,而且始終以解決問題為導向。他們首先想的是:「我們怎麼把它做出來?」這種氛圍確實很有感染力。

我有時候覺得,中國人會不斷用這種熱情互相感染。哪怕現實很困難,他們還是會說:那我們能做什麼?我們擁有什麼?我們想要什麼?我們要怎麼一起把它實現?這一點,德國其實真的可以借鑑一點。

格雷戈爾:回到剛才的問題:中國這一整套制度模式能不能照搬到德國?不能,大概率不能。

中國的做法不可能一比一複製。但是,其中那種「can do」的態度——「總能想辦法做到」「先看看能不能做起來」——或許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借鑑的。

與此同時,德國社會大概也沒有人願意承擔中國模式所要求的那種成本。

莉婭:如果要做一個總結,我覺得首先可以明確一點:中國的高科技繁榮確實存在。它是真的,而且非常令人印象深刻。中國確實取得了極其巨大的成就。

這種繁榮,一方面來自非常強烈的意志,來自規模驚人的投資。另一方面,也來自數以百萬計的人極其辛苦的勞動,很多人是在非常困難的條件和極大的壓力下工作。

與此同時,中國確實也有很多地方值得學習,比如對於技術進步的態度,比如戰略性投資計劃。

如果用一句非常簡化的話來說:在中國,很多事情是先做起來,再說;討論相對少,行動更快。當然,這種方式之所以能夠運行,也離不開中德兩國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基礎。好了,這一期《中國與我們》就到這裏。

【本文獲《觀察者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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