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水果大戰・一｜張弘遠：惠台紅利難讓台灣農民支持統一

在兩岸經貿交流中，水果一直扮演重要角色。2005年時任國民黨主席連戰赴陸訪問後，中國大陸便將鳳梨（又稱菠蘿）、釋迦（又稱番荔枝）等15項台灣水果關稅清零，2010年又進一步將34項農產品列入ECFA早期收穫清單中免徵關稅，擴大台灣水果輸陸規模。

但隨着近年兩岸互動緊張，水果貿易也愈發陰晴不定：2021年3月，中國大陸暫停輸入台灣鳳梨，同年9月輪到釋迦和蓮霧；2022年6月，中國大陸暫停輸入台灣石斑魚後，也禁止了台灣文旦柚；2023年6月釋迦恢復輸入，但8月陸方又轉而禁止台灣芒果；2024年9月台灣文旦柚解禁，但同月25日起，中國大陸停止執行對原產於台灣的鮮水果、蔬菜、水產品等34項農產品的免徵進口關稅政策。

而陸方政策的變動，其實關乎惠台背後的獎懲邏輯，但台灣歷年大選結果，也無疑是對陸方的政策思維提出挑戰。3月27日，「民主、外交與數位治理研究室」在台灣大學舉辦「兩岸水果貿易政治小型學術研討會」，邀請到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副教授張弘遠、台灣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郭銘傑，兩人分別從釋迦與芒果案例出發，探討兩岸水果貿易背後的政經博弈。《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四篇，與讀者共同回顧這場歷時多年的「水果大戰」，本篇為第一篇，聚焦釋迦輸陸的格局成形。

政經分離的台灣農民

張弘遠首先回顧自己的研究緣起，表示自己最早是在2014年進行台商研究時，接觸到了虱目魚契作議題，「這是中國大陸對台統戰工作中的政策紅利補貼，北京之所以選擇台南學甲這個地點，就是想在民進黨執政基礎相對穩固的台南，鬆動當地民眾對於中共、中國大陸乃至統一議題的立場。」

張弘遠指出，虱目魚契作的操作架構非常簡單，也就是選擇虱目魚做為補貼項目，向台灣進行大規模採購，並且嘗試通過這種方式，將紅利輸送到虱目魚養殖戶的手中，從而建立養殖戶接受補貼，並與在地政商人物有所連結的脈絡。「這些脈絡也存在黑金掛鈎，例如因為學甲88槍上新聞的王文宗，就是台南市虱目魚養殖協會理事長。」總之這些操作的目的，是要影響當地養殖戶的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

張弘遠接着聚焦釋迦議題，指出2021年9月，大陸以多次驗出大洋臀紋粉蚧（俗稱介殼蟲）為由，禁止台灣釋迦輸入。「但其實業內人士都知道，介殼蟲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毛病，用吹風機或輪胎打氣機吹一吹，問題就解決了」，因此以這個名義限制釋迦輸入，這背後顯然不是經濟或實務檢查的問題，而是一個政治訊號。張弘遠接着回憶，大陸宣布禁令時，自己正好就在作為釋迦重要產區的台東太麻里，但身旁農友的反應似乎也沒有很傷心。

張弘遠表示，從2014年接觸虱目魚契作到2021年目睹釋迦被禁，自己逐漸產生一個問題意識：為何從2014年開始，中國大陸嘗試使用對台補貼、尤其是針對農產品進行補貼，卻始終無法讓台灣農民或是民進黨執政縣市，改變對於中國、統一、中共的政治態度？「當然這些操作不能說全然無效，但最起碼也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張弘遠也提到，如今通過經濟圍堵或禁運，全球都出現「貿易武器化」的現象，但在更早之前，也就是1945年之後、WTO前身「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成立時，各方其實是要以貿易紅利、經濟補貼的方式，來強化自身陣營、塑造共同立場，所以貿易曾經是補貼的工具、交朋友的方法，現在卻成為攻擊的武器，可見貿易的角色在近50年來出現本質的變化，而這究竟是貿易本質的改變，還是世界的政治經濟體制出現了變化，相關討論層出不窮。而台灣的案例，也就是經濟紅利難以改變基層農民的政治立場，意即所謂「政經分離」現象，也能成為相關討論的一環，這是自己的研究緣起。

兩個傳統解釋

張弘遠接着說明，2021年9月釋迦被禁後，國民黨籍的台東縣長饒慶鈴曾赴陸協商，因此2023年12月大陸又恢復對台釋迦採購，但2024年9月因為兩岸關係緊張，大陸又以關稅名義限制台灣農產品輸入，如今釋迦又是處於被限制的狀態。

張弘遠指出，自己的研究地點選定台東太麻里，是台灣釋迦的重要產區。而從數據可以發現，雖然2005年國共談判後農產品便開始輸出大陸，也就是開始接受經濟補貼，同一時期的重要發展還有開放陸客自由行，但在選舉結果上，不論是歷年總統大選還是立委選舉，民進黨的影響力都逐步增加。

張弘遠表示，邏輯上來說，如果大陸對台補貼政策有效，國民黨的影響力應該逐漸增加，但在台東並不是如此。說得更直接，如果北京政策有效，台東的藍綠政治板塊應該會有所消長，但事實上不是這樣，甚至還朝着相反的方向發展。

張弘遠提到，台灣學界其實也注意到這種兩岸農產品貿易「政經分離」的現象，並且提出了不同的解釋。首先就是基於民主傳統、政治文化的「政治認同固着說」，這派認為台灣的農業縣市自從二二八事件與土地改革後，對於民進黨的支持度就非常高，再加上國民黨被形塑為「外省權貴」、民進黨的本土意識較強，而農民同樣是本土意識較強的生產團體，因此在情感連結、歷史因素作用下，中共無法改變農業縣市民眾的原有政治認同。

張弘遠指出，基本上從2000年開始，「政治認同固着說」就一直是主要解釋，但2010年之後，問題就變得有些不同，因為在補貼過程中，確實存在一些活動積極、經常經營與北京關係的地方型政治人物，且這些人物在市議員、縣議員的基層選舉過程當中，獲得了較高的支持，例如前面提到的王文宗。

於是2010年後就出現了另一個新解釋：「中間人壟斷說」，也就是北京的政治紅利發放，並非到府到戶，而是需要中間人來分配金流、利益與訂單。因此北京之所以無法讓被補貼的想像對象改變政治立場，問題就是被中間人「留一手」，結果就是「肥了」中間人、「瘦了」農民，北京政策就成為「冤大頭」。

但張弘遠也提到，這兩種假說都有不全面的地方，所以自己想從經濟學中道德經濟學、政治經濟學的對話進行補充。其中，政治經濟學較偏向權力對經濟利益的分配，道德經濟學則強調經濟作為手段，滿足人類的生活、生存、社會正義等基本要求。

例如波普金（Samuel L. Popkin）就在1979年提出一個觀點：太多人把農民想像成無知的存在，認為農民都受傳統與宗教影響，在既得利益、團體、社群意識的籠罩下，沒有自我辯駁能力。波普金正是在研究越南農民後，提出以下說法：當代農民與過去農民不同，當代農民具有理性行動與思維能力，且會根據自身利益做決策，而不像過去以鄉里、宗族、社會為主。簡單來說，波普金認為當代農民更會衡量成本與收益，而不是受到傳統束縛。

張弘遠指出，波普金的說法也可以用來描述當今的台灣農民，正是因為台灣農民的理性意識，造成了今日的「政經分離」。

台灣的兩種釋迦

而在開始理論分析前，張弘遠首先簡介台灣的釋迦種植。釋迦是熱帶水果，發育温度在攝氏15度到32度，需要砂土地形，也要有充分日照。因此台東的太麻里、卑南等地，就是先天適合種植釋迦的地區。更重要的是，釋迦營養價值高、單價也很高，想種釋迦的農民也很多，台東之所以獨樹一格，就是因為黑潮。「黑潮在經過台東時，可以調節台東冬天的温度，所以氣溫再冷也不會破壞釋迦生長，這是老天爺賞飯吃。」而前述條件就讓台東成為釋迦最佳生產地，台灣的釋迦種植有9成以上在台東，其中最大產區就是卑南，接着就是太麻里。

張弘遠接着說明，釋迦是非常嬌貴的水果，其雄株與雌株不會同時開花，因此要先用毛筆收集雄株的花粉，等到雌株開花再人工授粉。且釋迦在溫暖的環境會持續發育，因此還要剪枝與疏果，來把養分集中在容易摘採的地方。

張弘遠指出，其實現在台灣釋迦的授粉師傅已不多見，自己幼時看到都是原住民在扮演這個角色，現在則都是外籍移工。且這些移工也不是住在台東太麻里當地，而是更像「專業巡迴的農業技藝團」，會到各地協助授粉，甚至還會做高接梨、茶葉採收，可以說是「具有技術的外籍資深勞動雇傭團隊」，會在台灣各地巡迴，日薪1,800元到2,000元新台幣。「我一開始問他們，為什麼不住下來？但對移工來說，他們的工作想像是，讓台灣警察找不到最好」，而移動採收對移工來說非常有利，因為警察一來馬上就能跑到山上去，所以現在這個專業市場是移工的世界。

張弘遠接着說明，台灣的釋迦種植面積約5,000多公頃，年產量超過5萬噸，產值49億左右，看得出來是高單價的水果。但釋迦有分兩種：大目釋迦、鳳梨釋迦，兩種釋迦的差別一眼就看得出來，鳳梨釋迦適合外銷，因為這種釋迦表皮相對堅韌，長途運輸不容易受損；但大目釋迦一按就容易破碎，因此不適合外銷。在口感上，鳳梨釋迦甜中微酸，大目釋迦甜死人不償命，但台灣人較喜歡，因此大目釋迦目前有9成是台灣人自己食用。

張弘遠指出，所以台灣釋迦也有「兩財貨」：一個是專門外銷的鳳梨釋迦，一個是專門內銷的大目釋迦。而在土地面積有限的前提下，5,000多公頃的地，如果不是種鳳梨釋迦就是大目釋迦。其實在沒有外力干預的情況下，農民的理性選擇應該都是要種大目釋迦，因為大目釋迦較符合本土市場口味，但現實上因為有了大陸補貼，所以鳳梨釋迦也成為農民的有利選項。

為何大陸市場重要

至於為何中國大陸市場重要，張弘遠說明，鳳梨釋迦的外銷也並不那麼容易，因為台灣的鳳梨釋迦曾經遭遇蟲害，要外銷就必須當地也曾遭遇同樣蟲害，才能被開放輸入。放眼望去，其他喜歡吃釋迦、距離近運輸成本不高、也曾經有釋迦蟲害的海外市場，就是中國大陸。「所以台灣釋迦不是說非賣給大陸不可，而是在相關條件限制牽引下，賣給大陸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張弘遠繼續說明，2005年國共論壇後，台灣水果開始輸入大陸，「其實台灣水果單價很高，就國際貿易的理論而言，這嚴重違反比較利益，因為台灣是資本密集、大陸是勞力密集，但台灣竟然對大陸輸出水果，如果不接受補貼，怎麼可能賣得動？」因此根據數據，陸方一開始是每公噸補貼1,500元人民幣，之後是每公噸補貼750元人民幣。

張弘遠補充，台灣釋迦輸陸可以經由兩個港口，一個是上海、一個是廈門，廈門距離比較近，走小三通可以有輸入補貼，大陸提供台灣通關、檢驗與檢疫的便利。其中，檢疫的便利就是以抽樣方式進行抽查，如果發現不合格，就針對部分產品進行調整，但現在標準一嚴，只要一批貨被查出來不合格，整批就停止輸入，也因此成為一個貿易關卡。

張弘遠指出，釋迦與虱目魚不同，釋迦在大陸吃的人多，虱目魚在大陸的消費市場則相當有限，但還是要有人去安排配套，因此就出現一個有趣現象：販賣台灣釋迦的竟然有上海水產與福建水產，「這就是路徑依賴，因為這些公司以前承包的就是台灣虱目魚、石斑魚，所以知道通關程序。」

再來是價格與運銷。張弘遠表示，在大陸賣釋迦的價格跟在台灣賣的價格，可以差兩到三倍。「如果又有人cover離開產地後的運輸、庫存、銷售的成本，農民賣不賣？當然賣。」因此運銷其實就是關鍵，「當我要做釋迦運銷，運銷過程要倉庫要冷鏈，誰來出這個錢？」

張弘遠說明，傳統釋迦的集散模式為，農民種植釋迦，接着批發商、通路商到田裏或店中，把釋迦打包帶走，也就是說果農只負責把釋迦顧好，接着資本力量會介入。而在輸出大陸可以賣到市價的2到3倍的現實下，這個模式就更加快速發展。以2020年數據為例，台灣釋迦已有90%的外銷量是到中國大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