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峽僵局、戰火反覆的背景下，中東安全格局似乎有了新變化：8月7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在沙特簽署《麥加防禦協定》（Mecca Joint Defence Agreement），並宣稱對於三國中任何一方的武裝攻擊，都將被視作對三國整體的直接攻擊。

顯然，這是對於2026年伊朗戰爭直接回應。畢竟，這場戰爭導致海灣各國反覆暴露在伊朗的報復打擊下，霍爾木茲海峽受襲、美國的反向封鎖，更是引發近年最嚴重的石油中斷，衝擊海灣各國的能源收入，尤其是缺乏轉運油管的科威特、巴林、卡塔爾。此外，由於戰火導致不安全感在海灣蔓延，各國也基本都出現了遊客與僑民的外流，讓產業轉型的未來蒙上陰影。

以上種種，無不反映戰爭投射的巨大影響：近55年來，以美國安全保護傘為核心的中東安全格局，正在遭遇戰爭波動的反覆衝撞，並也迫使當中各方開始起身行動。不過這種與「伊朗威脅」相伴相生的「安全校正」，其實早於2026年2月的戰爭爆發。

2019年，伊朗支持的也門胡塞發動「阿布蓋格-胡賴斯襲擊」（Abqaiq–Khurais attack），襲擊沙特多處石油設施，導致後者的石油產量一度暴跌至二分之一，約占全球石油產量的5%，並對全球金融市場造成一定衝擊。這宗事件雖然加劇美國對伊朗的極限施壓，卻也明顯促使沙特思索「美國保護傘」外的新安排，所以才有2023年3月的沙特伊朗北京復交，嘗試要用緩和對伊關係的方法，換取國家產業轉型的安全環境，海灣也因此吹起與伊朗的「大和解」旋風。

當然，2023年10月開始的加沙戰爭，又再次改變了沙特等國的安全思路，選擇從外交和解轉為強化嚇阻，畢竟整個「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已經捲入伊朗與美國、以色列的代理衝突，紅海危機隨之而起，以色列更在過程當中一度襲擊卡塔爾的哈馬斯總部。於是沙特和巴基斯坦隨即在2025年9月簽署了《戰略共同防禦協定》，其實也就是當前《麥加防禦協定》的前身。不過，當時沙特的防範對象並不明確，基本上是包括「抵抗軸心」、伊朗、以色列的曖昧「大屋頂」。

而2026年開始的伊朗戰爭，則明顯是讓沙特等海灣國家直面伊朗的導彈與無人機威脅，以及親身體會「美國保護傘」的力有不逮，從而產生建立新區域安全合作機制的想法。2026年3月19日，沙特就與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在利雅德舉行伊斯蘭峰會，探討了在聯合安全框架內整合各自能力的可能性。

隨後，「四國集團」先是成為斡旋美伊停火的重要力量，間接促成了6月的諒解備忘錄出爐，又在7月戰火復燃後演化出集體防禦的新面貌，其實也就是前述沙特、巴基斯坦《戰略共同防禦協定》的升級，由埃及以外的其他三國共同簽署《麥加防禦協定》，被不少分析稱為「中東北約」的雛型。

當然，從中東集體安全機制的視角出發，這項協定標誌各國對於自身安全的重新評估，也預示美國在中東戰略主導地位的現實極限。但這還是不能遮掩一個重要問題：這種正在形成的安全合作，究竟是持久的區域秩序基礎，還是對於危機的暫時回應？

平心而論，問題答案與其說是取決於各方的外交善意，不如說是取決於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三國，甚至被認為可能在未來加入的埃及，能否真正管控彼此的結構性矛盾，以及當前危機能否產生足夠且持續的壓力，迫使各方在威脅消退後依然保持團結一致。

中東安全框架的現行危機

首先觀察伊朗戰爭導致的中東安全框架危機。

可以這麼說，北約從未在中東扮演正式的安全提供者，但其更廣泛的戰略態勢，也就是通過美國主導的威懾和夥伴關係框架，來為各國提供安全保護，始終是秩序穩定的重要來源。但伊朗戰爭的爆發直接暴露相關風險：美國發動的軍事行動導致海灣各國面臨報復風險，美軍的隨後回應又不足以彌補由此造成的安全損失。

再來，中東原有的區域機構同樣無力應對危機，不論是阿拉伯聯盟、海灣合作委員會，或伊斯蘭合作組織，都面臨阻礙集體決策的結構性限制，尤其是面對重大衝突時，依賴共識機制往往導致應對措施遲緩或受限，所以最終干預也就僅限缺乏執行力的政治聲明。例如2月28日戰爭爆發後的24小時內，海合會通過視訊會議召開了緊急特別會議，結果除了發表一份譴責性公報外，幾乎沒有任何成果，也沒有任何執行機制。

從這個視角來看，3月「四國集團」的成立，其實更像直面危機的務實協調機制，也就是允許參與國在保持戰略自主性的同時，可以選擇性深化共同利益領域的合作。當然，這種安排也反映區域多極化背景下，各國開始優先考慮基於議題的合作，而非正式的團體政治，這從各方加入集團的不同脈絡，便可觀察一二。

首先是作為「四國集團」、「中東北約」政治核心的沙特，基本上前述種種主要來自沙特自身的內外政策調整，以及對於國防戰略的重新評估：希望實現安全夥伴關係的多元化，同時減少對於「美國保護傘」的純粹依賴。

而2025年9月與巴基斯坦簽署的《戰略共同防禦協定》，正是這種嘗試的制度性起點，也是沙特在傳統西方安全關係外，首次正式簽署雙邊國防協議，標誌沙特的多元化策略已從空談走向具體的安全架構。但值得注意的是，這不代表要用防禦協定取代與美國的現有夥伴關係，而是要通過更多元化的安全組合來規避戰略不確定性，以符合長期國家目標，這點從沙特美國也在2026年7月簽署核協議，就能體察一二。

再來是作為「四國集團」、「中東北約」軍事核心的巴基斯坦。基本上，巴基斯坦因為自身核威懾力量、豐富作戰經驗、聯合生產項目、技術轉讓，已在近年不斷擴大與伊斯蘭世界的外交接觸，沙特就是一大重點對象，畢竟後者也在財政領域長期支援巴基斯坦。因此早在簽署《戰略共同防禦協定》前，巴基斯坦就已長期向沙特派遣軍事教官，成為雙方日後簽署協定的重要基礎，凸顯沙巴合作具有現實基礎，而非僅是象徵性聲明。

此外，巴基斯坦「入局」也彰顯伊斯蘭堡的安全和外交角色崛起，尤其巴基斯坦位處南亞、接通海灣、溝通中美，既能與全球大國與區域勢力保持良好關係，又有助促進衝突各方對話、緩解緊張局勢。這當然也是巴基斯坦反覆斡旋美伊停火、舉辦多場談判的關鍵背景。

接著是作為「四國集團」、「中東北約」機會主義者的土耳其。過去20年來，土耳其通過在無人機技術和海軍製造等領域發展本土系統，顯著提升了自身國防能力。此外2023年加沙戰爭觸發2024年敘利亞變天後，土耳其更是通過擴大參與敘利亞事務，同時推進與伊拉克的能源、陸路互聯互通倡議，而進一步鞏固了安卡拉作為連接歐洲、亞洲和中東戰略交通樞紐的地位。

不過這種多重角色，雖然導致土耳其能以審慎務實的方式，同時與西方機構和區域夥伴開展合作，卻也同時演土耳其作為北約成員國的戰略複雜性：安卡拉始終要在履行聯盟承諾、獨立參與區域事務之間取得平衡。從現實來看，土耳其與海灣國家相較，並沒有因為伊朗戰爭而受到立即且嚴重的安全威脅，之所以加入「四國集團」與「中東北約」，其實更多是出自擴大國家利益與影響力的現實考量，更不意味要進行某種「反美」的政治轉向，這點從土耳其有意加入美國、以色列陣營，在黎巴嫩監督真主黨的解除武裝進程，就可以看出一二。

再來是「四國集團」中最為謹慎，也暫時婉拒加入「中東北約」的埃及。當然，埃及還是擁有罕見優勢，除了在阿拉伯世界的歷史角色，更手握蘇彝士運河的控制權，為「四國集團」賦予地緣戰略的水道意義。不過從埃及暫時不願共同簽署《麥加防禦協定》來看，開羅目前還是更傾向將「四國集團」當成外交調解工具，而不是類似北約的共同防禦機制。

各國的利益趨同與矛盾湧現

這就暴露中東集體安全的一大現實：各方可能因為利益趨同而相互靠近，卻很難真正跨越戰略矛盾，走向對外的集體行動，尤其是軍事層面。

首先是利益趨同。從2026年2月28日起，霍爾木茲海峽受阻、海灣國家受攻擊，就已在區域觸發連鎖反應。

其中，沙特可以說是衝突第一線，既要提防關鍵基礎設施、能源設施受襲，也要承擔海峽受阻伴隨的經濟損失，尤其目前也門的胡塞武裝已經下場，對沙特煉油廠、港口、船舶發動襲擊，這又加劇沙特自身的安全防衛需求；巴基斯坦雖然沒有直接承受導彈與無人機攻擊，但海峽受阻觸發的能源危機，會直接讓巴基斯坦的脆弱經濟雪上加霜。

而埃及則是因為加沙戰爭觸發紅海危機，已經導致蘇彝士運河收入在2023年到2024年減少至約72億美元，如今伊朗戰爭又帶來新壓力，因為保費上升已經促使航商將船舶從東地中海走廊轉移出去；土耳其則是擔憂衝突外溢，可能導致自己的歐亞交通走廊規劃受影響，因此減損自身長期經濟與地緣利益。

不過即便各方利益趨同，也就是希望戰爭降溫、局勢穩定，但要將聯盟轉化為連貫且可持續的安全架構，還是會受到結構性和政治性矛盾的限制。畢竟回顧類似嘗試，中東不是沒有先例：1955年，土耳其、伊拉克、英國、巴基斯坦、伊朗簽署了《巴格達條約》（The Baghdad Pact），是冷戰背景下意在阻止蘇聯擴張的共同防禦協定。結果，1965年、1971年印巴衝突時，土耳其在內的條約夥伴幾乎沒有提供任何實質支持，條約最終名存實亡，並在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解散。

聚焦當前伊朗戰爭觸發的中東集體安全機制，不論是「四國集團」，或被稱作「中東北約」的《麥加防禦協定》，基本上還是存在集體行動的問題，而這背後主要來自各成員的威脅感知差異，尤其是沙特與巴基斯坦。

從沙特的視角出發，伊朗始終是自己在區域安全上的主要挑戰，所以即便2023年沙依復交，沙特還是會在2026年斡旋美國進行伊朗戰爭，正如「四國集團」的成立，也同樣不能阻止沙特對於也門胡塞發動襲擊，結果導致7月爆發新紅海危機；但對巴基斯坦來說，自己始終要與德黑蘭保持務實且功能性的關係，說得更直接，雙方在邊境安全協調、貿易關係、反恐議題的合作，必然導致所有明確針對伊朗的集體威懾機制，都會對巴基斯坦構成結構性問題。

這就解釋了，為何2026年伊朗戰爭導致沙特被襲擊後，儘管沙巴已經簽署《戰略共同防禦協定》，巴基斯坦卻沒有發揮「沙特親衛隊」的作用，也就是直接對伊朗進行軍事回擊；正如被稱作「中東北約」的《麥加防禦協定》出爐後，即便各方宣稱攻擊一方等於攻擊三方，但面對也門胡塞持續打擊沙特煉油廠與船舶，巴基斯坦與土耳其依舊沒有為了沙特真正下場。

這種明顯溫差其實凸顯巴基斯坦的戰略困境，那就是在未來任何涉及伊朗的衝突升級中，自己都必然面臨一個極其艱難的選擇：究竟是要維護與海灣國家的夥伴關係，還是保障自己西部邊境的穩定。可以這麼說，當前框架或許具有歷史意義，卻明顯沒有提供任何機制來提前解決這一矛盾，因此各方最終還是走向外交斡旋與私下交涉。

此外，「四國集團」也各自遵循不同的治理模式和戰略文化，這同樣會影響被稱作「中東北約」的《麥加防禦協定》運作。其中，土耳其傾向於以靈活的、以問題為導向的框架，重點關注國防協調、情報共享和軍事訓練合作；沙特則是尋求在不完全放棄與美國長期關係的前提下，實現戰略夥伴關係的多元化；巴基斯坦則始終要在深化與海灣夥伴的關係、維護與中國的戰略關係、應對自身複雜的安全環境之間尋求平衡；而沒有加入的埃及，則始終維持謹慎和以穩定為導向的姿態，不願真正參與帶有北約色彩的防禦協議。

更重要的是，《麥加防禦協定》雖然只有三國，卻已出現明顯的領導權爭奪。從沙特的視角來看，自己理當要是三國之中的領導，調度各方聯合嚇阻；然而如前所述，最具軍事實力的巴基斯坦會極力避免與伊朗的軍事衝突；機會主義至上的土耳其則據報積極邀請埃及加入，顯然是想用兩個阿拉伯國家共存的背景，來稀釋沙特領導力，但沙特不具名官員同樣透露，利雅德極不樂見埃及加入。

此外，近年與沙特反覆競爭區域影響力、同屬海灣國家的阿聯酋，更是在《麥加防禦協定》出爐後訕笑批評，認為沙特此舉跳過多數海灣國家，企圖另起爐灶，而且三國之間「根本不存在共同敵人」。從這個角度來看，土耳其所謂《麥加防禦協定》並不針對伊朗，以及伊朗自身也說不擔心《麥加防禦協定》，其實不是沒有基礎。

整體來看，從「四國集團」到被稱作「中東北約」的《麥加防禦協定》，不論埃及最終會否加入，當下的中東集體安全機制都起於戰爭外溢、美國保護傘有其極限的不確定性。不過歷史經驗表明，危機時期形成的安全機制，往往會在威脅消退後面臨最嚴峻考驗，更不要提各方對於敵人是誰、如何應對還有明顯分歧的背景下。從這個意義上講，當前框架更多體現了出於必要性的妥協，而非完全成熟的戰略願景。

當然，美國安全保護傘的缺陷，還是會促使各國反覆探尋新出路，並在危機壓力下結成具有彈性的集體安全機制，只不過這種彈性既是優勢也是弱點。放眼未來，「四國集團」能在伊朗戰爭發會何種作用，被稱作「中東北約」的《麥加防禦協定》又能走多遠、擴大出多少成員，其實取決於各國能否經受領導層更迭、地緣政治壓力變化、各國優先事項分歧的現實考驗。

聚焦當下，其實也就是沙特、巴基斯坦、土耳其，究竟能否協調出集體行動，並且以此開展漸進式合作，而非流於徒有空殼的制度性設計、模糊不清的各種外交說詞，結果最終解決問題還是要靠各方自行其是，不論是私下斡旋或秘密外交。基本這也正是從加沙戰爭到伊朗戰爭，中東多國的一貫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