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紛擾多時的以色列大選登場，雖說投票率高達77.7%，導致完整的初步計票結果可能要延至10月30日、31日才能完成，但由當前各家出口民調來看，大選本身似乎沒有明顯贏家。

其中， Channel 12的出口民調顯示，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領導的執政聯盟領先於艾森科特（Gadi Eisenkot）領導的反對陣營，前者預計獲得52席，後者預計獲得49席；公共廣播公司Kan 11和Channel 13的出口民調則都顯示，兩大陣營預計各獲得51席。

可以這麼說，從當前出口民調來看，內塔尼亞胡陣營的表現優於選前民調，並也同步影響了預測市場：如今Polymarket顯示，內塔尼亞胡成爲下任總理的機率高於艾森科特。可是即便如此，對決雙方也還是沒有跨過61席的執政門檻，這就導致阿拉伯小黨可能成為左右組閣的「造王者」。

顯然，如果後續的計票結果沒有偏離出口民調太遠，真正的合縱連橫將在選後開展：待到11月4日選舉結果正式公告，以色列總統赫爾佐格（Isaac Herzog）將與各政黨領袖展開正式政治磋商，並將組閣任務交予「最有希望成功組建政府」的一方，失敗之後再由另一方嘗試。而從以色列近年的政黨極化、派系林立現狀，以及曾經的「三年五大選」動盪紀錄來看，組閣似乎往往不是紛亂終點，而是新一輪博弈的起點。

整體而言，這場大選其實是對內塔尼亞胡第三次執政，以及戰爭表現的全面公投，而當前結果似乎也反映了以色列的複雜民情：厭惡內塔尼亞胡的民意確實強勁，可是本就具備基礎、又受戰爭激發的右翼情緒，還是確保內塔尼亞胡陣營的潰而不崩，這就導致政壇整體走向懸而未決。

半世紀前的大選糾結

類似場景，其實讓人想起1973年的以色列大選。

當時在10月爆發贖罪日戰爭的背景下，12月大選創下了78.6%的高投票率，戰爭話題也因而貫穿選戰本身，包括檢討以色列何以備戰不及、又為何在開戰之初遭遇挫敗。結果，時任總理梅厄（Golda Meir）雖在第一時間保住政權，卻還是在1974年因為問責聲浪下台。隨後，右翼的利庫德集團（Likud，又稱以色列聯合黨）在1977年上台執政，埃及則與以色列在1979年建交，標誌了以色列政壇的進一步右轉，以及阿拉伯國家對於巴勒斯坦武裝鬥爭的抽身。

如今，類似元素彷彿正以扭曲形式重新鍵結。

首先是2023年的「阿克薩洪水行動」。這起事件雖然源自哈馬斯的鬥爭議程，卻也明顯受到伊朗的暗中策動，而德黑蘭的一大考量，就是阻止沙特與以色列建交，以免在2020年亞伯拉罕協議（Abraham Accords）已經吸納巴林、阿聯酋的背景下，又讓以色列進一步滲入海灣。

換句話說，即便阿拉伯國家持續遠離巴勒斯坦武裝鬥爭，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正常化也不是一帆風順。尤其是在以色列與伊朗的代理衝突白熱化、哈馬斯又成為「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一環的背景下，德黑蘭明顯調動了阿拉伯民族主義，來牽制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的外交布局。

再來，這次大選同樣牽動戰爭責任的攻防。早在2026年2月6日，內塔尼亞胡就將未能阻止「阿克薩洪水行動」的責任，歸咎於「破壞團結的政治對手」，結果引發反對陣營領袖批評，後者也由此在競選綱領中承諾，將針對「導致阿克薩洪水行動的真相」成立國家調查委員會。

進入9月，情況發酵得更加激烈。因為以色列媒體《國土報》（Haaretz）獨家披露，內塔尼亞胡早在「阿克薩洪水行動」發生前幾天，就已收到阿聯酋總統穆罕默德·本·扎耶德（Mohamed bin Zayed Al Nahyan）預警，卻並未向以色列安全部門負責人發出警告。當然，內塔尼亞胡對此嚴詞否認，並稱報道是「徹頭徹尾的謊言」，但這阻止不了反對陣營與輿論的群起攻訐。

接著是與美國的戰爭立場分歧。回顧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當時梅厄之所以在衝突初期拒絕先發制人、導致以軍錯失先機，原因之一就是擔心以色列可能被視作開戰方，進而影響後續的美國援助與軍事支持。而美國時任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也在日後證實了梅厄的評估，表示如果當時以色列先發制人，美國恐怕就無法給予直接支持。

類似拉扯也出現在加沙戰爭開始的一系列衝突中。當然，在以色列面向「抵抗軸心」的多線作戰裡，美國並沒有完全阻止以色列對於加沙、黎巴嫩、敘利亞的反覆打擊，可是一旦場景切換到關乎海峽危機、核問題的伊朗戰爭，以色列就明顯受限於美伊談判的「大局為重」，遲遲無法重啟對於伊朗的直接攻擊。包括這次大選前夕，據報內塔尼亞胡也強烈遊說特朗普重啟對伊軍事行動，後者卻始終沒有鬆口，顯然也是出於自己的中期選舉考量。

可以發現，從1973年到2026年，兩場戰後大選雖然間隔半世紀，卻凸顯了以色列面向類似議題的反覆糾結：與巴勒斯坦的無盡撕扯、圍繞戰爭責任的來回推拉、連動美國利益的戰略分歧。

政治僵局再現？

而當前「缺乏明確領先」的選舉結果，無疑是讓情況變得更加複雜。

原本，只要內塔尼亞胡陣營或反對派其中一方突破61席門檻，以色列就可能進入以下兩種政治情境。

第一，內塔尼亞胡在統整當前勢力的背景下，成功組建新一屆聯合政府，繼續書寫自己的「執政最久」紀錄。當然，新政府也將維持「史上最右」的光譜色彩，畢竟極右翼國家安全部長本-格維爾（Itamar Ben-Gvir）所屬的猶太力量黨（Otzma Yehudit）、財長斯莫特里奇（Bezalel Smotrich）的宗教猶太復國主義黨（Religious Zionist Party），預計都將繼續參與執政。

第二，反對派聯盟成功組閣。早在9月下旬，以色列四大反對派亞沙爾黨（Yashar）、民主黨（The Democrats）、以色列貝特努黨（Yisrael Beiteinu，又譯以色列是我們的家園）、團結黨（Together）就簽署了合作協議，宣示將共同努力推翻內塔尼亞胡政權，並且維護和加強以色列的「猶太民主國家地位」。

其中，亞沙爾黨的領導人、前國防軍總參謀長艾森科特，被視為最有可能的總理候選人，前總理貝內特（Naftali Bennett）、團結黨的兩位領導人之一，則是另一位潛在人選。但無論由誰領導，有鑑於兩人選前的種種承諾，以色列都將維持在安全領域的強硬立場。

不過如今的出口民調顯示，兩大陣營似乎都未能突破61席門檻，這就導致以色列大選可能出現以下幾種政治支線。

首先是阿拉伯小黨參與組閣。如前所述，代表以色列巴勒斯坦公民、約佔人口組成20%的聯合名單（Joint List）和拉姆黨（Ra'am），因為掌握了關鍵的少數席次，可能成為這次大選的「造王者」。其中，拉姆黨早在2021年就曾加入貝內特領導的聯合政府，是以色列首次有阿拉伯小黨參與組閣，這次選前當然也同樣表示了合作意願，甚至還因應戰爭情境「自我審查」，只聚焦打擊席捲巴勒斯坦社區的暴力犯罪潮，以及解決歧視性的政府政策，而不大力主張「兩國方案」。

不過，由於選前包括內塔尼亞胡、艾森科特等有力人選，都曾表態不會與阿拉伯小黨共同組閣，這就導致情況可能走向另一種支線：少數政府，也就是即便政黨聯盟未能突破61席門檻，卻還是可以在議會投票上尋求政府以外的政黨支持，由此維持執政。而在選前，由哈達什黨（Hadash）、塔阿勒黨（Ta'al）、巴拉德黨（Balad）三個阿拉伯小黨共組的聯合名單就已表示，如果反內塔尼亞胡聯盟最終未能獲得61席多數，自己也願意以不加入政府、但在投票上支持的形式，來促成少數政府執政，換取自身政策得到推行。

只不過，在戰爭情境湧動、反對派陣營立場不一的背景下，不論是與阿拉伯小黨共同組閣或進行投票合作，其實都有導致聯盟裂解、出現政策爭議的重大風險，這也是為何艾森科特等人會在選前與阿拉伯小黨拉開距離的原因。

因此，情況還可能出現另一種支線：民族團結政府，也就是基於國家當前的「緊急情況」，僵持的兩大陣營選擇放下分歧共同組閣。例如2020年5月，在三次大選都導致僵持後，內塔尼亞胡便和領導藍白黨的甘茨（Benny Gantz）共組聯合政府；以及在2023年加沙戰爭爆發後，甘茨等反對派要角選擇「大局為重」，同意加入內塔尼亞胡政權共組「緊急聯合政府」與核心「戰時內閣」。

當然，目前反對聯盟似乎無意與內塔尼亞胡合作，且即便各方真能放下分歧，日後基於光譜差異、權鬥需求，團結政府的裂解其實也不過時間問題，例如加沙戰爭下的「戰時內閣」，其實只從2023年10月撐到了2024年6月；無獨有偶，2020年的內塔尼亞胡和甘茨合作，同樣是苦撐一年便告瓦解。

不過，如果情況真的朝向共組團結政府的情境發展，就可能出現兩種支線。首先是輪值主席，也就是兩位主要政治領袖可以根據事前共識，輪流擔任總理，例如內塔尼亞胡和甘茨的2020年合作，就規劃是由內塔尼亞胡先當一年、再由甘茨接手，只不過前者直接在一年任期屆滿前終止了合作。而類似協議也出現在2021年的貝內特與拉皮德（Yair Lapid）合作中，所以當貝內特在2022年6月失去議會多數宣布辭職後，便由拉皮德接任看守總理，直到內塔尼亞胡再度勝選並組閣。

接著就是陣營合作不變但更換總理人選，也就是出於合作考量，在談判陷入僵局的背景下，其中一方或雙方都選擇另派人選擔任未來總理，以換取最大的合作空間。就當前情境來看，其實就是利庫德集團為求繼續執政，推派內塔尼亞胡以外的其他人選擔任領袖，並且設法與其他政黨合縱連橫，力求突破61席門檻；同理，反對派陣營也可能出於合作考量，而不推舉艾森科特或貝內特。

當然，如果以上種種都無法促成聯合政府出現，包括兩大陣營互挖牆角、或是與阿拉伯小黨進行組閣或投票合作、或是內塔尼亞胡與反對陣營共組團結政府、又或是各方同意促成輪值主席或更選總理人選，那麼情況便會進入新一輪動盪，也就是經歷最長42天的第一輪組閣、時長28天的第二輪組閣、為期21天的國會最後集體推薦期、後續可能的14天嘗試組閣期，以上種種都告失敗後，就只能在90天內重新大選。

基本上，這也就是重複2019年到2022年的五次大選動盪。而在這種情況下，內塔尼亞胡將能繼續擔任看守總理，直到新政府上任。

以色列「變天」又能改變什麼？

換句話說，情況有可能經歷一陣狂亂喧囂，又繞了一圈回到原點。而這其實就是內塔尼亞胡二次執政後期的政治循環：反對勢力來勢洶洶，卻又不足以打出致命一擊；而內塔尼亞胡就算無法第一時間取勝，卻也往往會退而求其次，那就是確保所有敵人都不會贏到底。

因此即便執政聯盟當前未能過半、利庫德集團也不如過往強勢，甚至就連內塔尼亞胡本身都是仇恨值高漲，卻也不能就此推論以色列即將「變天」，況且即便以色列「變天」，後續發展恐怕也不會是截然不同的起點，尤其是面對巴勒斯坦的強硬立場，以及面向伊朗的戰略對峙。

回顧2023年加沙戰爭以來的以色列議會動態，基本上不論是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執政聯盟，又或是站在對立面的反對陣營，雙方圍繞巴勒斯坦議題的投票動態其實高度一致。

首先是反對巴勒斯坦建國。2024年2月，以色列議會以99票贊成、11票反對，通過了反對單方面承認巴勒斯坦國的內閣聲明。其中，以色列貝特努黨、擁有未來黨（Yesh Atid）、國家團結黨（National Unity）等多數反對派議員都投下贊成票，工黨則勉強抵制了投票，只有阿拉伯小黨投下反對票。

五個月後，類似模式再次出現。2024年7月，一項將巴勒斯坦建國稱為「生存威脅」的決議以68票贊成、9票反對獲得通過。其中，以色列貝特努黨投下贊成票，擁有未來黨和工黨選擇拒投，最終還是只有阿拉伯小黨投下反對票。

面對西岸議題也是類似情況。2025年7月，以色列議會以71票贊成、13票反對，通過了呼籲吞併西岸的不具約束力宣言，即便這次擁有未來黨和國家團結黨都抵制了投票，工黨則與阿拉伯小黨一起投下反對票。2025年10月22日，美國副總統萬斯（JD Vance）訪問期間，以色列議會再次以25票贊成、24票反對，在初步審議階段通過了將以色列法律適用於西岸的提案。

同樣受影響的還有對於聯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UNRWA）的種種限制。2024年10月，以色列議會先是以92票贊成、10票反對，通過了禁止近東救濟工程處在以色列主權領土（包括被佔領的東耶路撒冷）開展工作的法案，又以87票贊成、9票反對，通過了切斷以色列與近東救濟工程處一切國家聯繫的法案。即便聯合國和西方國家都對此公開反對，法案卻還是在2025年1月正式生效。

而這一切種種，也就會連動這次選前的各方表態：當《耶路撒冷新聞社》（Jerusalem News Syndicate）詢問所有以色列主要政黨要角，「你們的政黨是否支持建立巴勒斯坦國」時，所有受訪者都給出了否定答案。

顯然，如果回歸以色列自身的左右翼光譜傳統，左翼往往會連動談判與領土妥協，右翼則反對巴勒斯坦建國並支持非法定居點擴張，再聚焦當前的以色列政壇，便能發現當前政情已經明顯右傾，許多過去曾經邊緣的立場，如今都能作為主流觀點進行表決。

而這種現象也不只在政壇浮現，甚至可以說，正是因為民意的長期驅動，才有當前政壇的集體右翼化。回顧2023年春季、阿克薩洪水行動尚未爆發的時空，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調查就已顯示，只有35%的以色列人認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國可以和平共處，低於2013年的50%。到了2024年，也就是事件發生幾個月後，這一比例下降到了26%，進入2025年又降至21%，轉入2026年伊朗戰爭爆發後，又進一步降到了17%。基本上從當前民意來看，以色列人幾乎已經明確表示，和平共處的可能性極低。

而也正是這種民意分布，讓內塔尼亞胡能持續以對外作戰刺激支持度，同時維持一定民意基礎，不論是先後入侵加沙、黎巴嫩、敘利亞，並且拒絕從前述佔領地撤軍，又或是在2026年成功說服美國直搗黃龍，對伊朗進行大規模斬首行動與空襲。

當然，未來以色列能否再對伊朗開火，很大程度取決於美國的選舉考量與談判需求，也就是只要特朗普研判再開火的成本相對可控，以色列就可能等到美國「再開綠燈」。但這句話的反面就是，如果美國堅決不同意，以色列恐怕就無法繼續推翻伊朗政權的軍事大夢。

不過如前所述，當巴勒斯坦武裝鬥爭已經成為伊朗「抵抗軸心」的一環，也就是與以色列伊朗的代理衝突相糾纏，基本上以色列對於巴勒斯坦強硬立場，就會同時連動與伊朗的戰略對峙。而兩條脈絡反覆加乘之下，即便美國未來沒有重啟對於伊朗的軍事行動，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抵抗軸心」、伊朗本身的敵意泥淖，也短期難有脫離解方。

回顧2005年，美國人埃里克·布朗（Eric Brown）和以色列前軍官阿西·布拉克（Asi Burak），因為一堂卡內基美隆大學的課程需要，共同設計了名為《和平締造者》（PeaceMaker）的以巴衝突回合制遊戲，內容模擬衝突當中的利害關係人，展示以巴和平與談判的艱辛不易。之後隨著遊戲受到讚譽，兩人成立工作室並招募巴勒斯坦人參與開發，最後確立以玩家可選擇扮演以巴雙方領導人，設法爭取國際支持、平衡內部不滿，再以達成「兩國方案」為勝利結局的遊戲模式。

可貴的是，遊戲本身不只緣於現實衝突，更富含教育意義，並也因此在2007年榮獲「遊戲變革獎」（Games for Change）肯定。以色列的佩雷斯和平中心（Peres Center for Peace）更是主動出資，向以巴雙方民眾分發了10萬份《和平締造者》，其中7.5萬份寄送給以色列《國土報》訂戶，1萬份寄送給巴勒斯坦《耶路撒冷報》（Al-Quds）訂戶，剩餘的1.5萬份則分發給雙方高中生。後續更有不少計畫圍繞這款遊戲，成功推動以巴學生進行交流。

顯然，《和平締造者》本身正如其遊戲名稱，曾經促成某段時空的族群和解與對話，就連筆者剛開始學習中東議題時，也曾多次體驗這款遊戲，感受以巴衝突的複雜難解，以及各自促談勢力的立場艱難。可是時移世易，在西岸遭受蠶食鯨吞、阿克薩洪水行動驚天炸裂、加沙種族滅絕持續、以色列政壇集體右轉的反覆重擊下，不僅「兩國方案」希望渺茫，就連以巴雙方的族群交流與對話，如今看來也是無比困難。

歸根結柢，這次選戰或許會改變以色列的執政者，也可能終結內塔尼亞胡的長期執政，但在民意與政情受到戰爭與地緣對峙的反覆激化下，以色列無論經歷幾次大選，恐怕都要繼續建國以來的漫長糾結：與巴勒斯坦的無盡撕扯、圍繞戰爭責任的來回推拉、連動美國利益的戰略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