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以色列大選即將登場。

從政壇動盪的脈絡來看，這是以色列2019年以來的第六次大選。2019年4月，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的利庫德集團和甘茨（Benny Gantz）的藍白黨各得35席，勢均力敵，沒有一方能成功組成超過61席的聯合政府；同年9月，換成藍白黨獲得33席，利庫德集團獲得32席，僵局依然持續；2020年3月，利庫德集團贏得36席，藍白黨獲得33席，這次內塔尼亞胡與甘茨決定共組聯合政府，可是不到一年便宣告解體。

到了2021年3月，利庫德集團獲得30席，未來黨獲得17席，最後由貝內特（Naftali Bennett）、拉皮德（Yair Lapid）領導的八黨聯盟成功跨越61席門檻，終結內塔尼亞胡長達12年的二次執政，可是一年之後政府再度垮台；2022年11月，在利庫德集團獲得32席、未來黨獲得24席的背景下，內塔尼亞胡成功聯合了宗教與極右小黨，組成人稱「史上最右」的以色列政府，開始自己的第三次執政，並也暫時終結了2019年以來的政治動盪。

可是1年之後，更加猛烈的衝擊席捲而來：2023年10月，哈馬斯發動「阿克薩洪水行動」，加沙戰爭由此炸裂，隨後牽引的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敘利亞變天、紅海危機、以色列伊朗十二日戰爭、美國轟炸伊朗核設施，都讓戰火沿著「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熊熊燃燒，並且一路燒出2026年的伊朗戰爭。

可以這麼說，以色列的政治動盪或許暫時凍結，安全陰影卻是來到近年高點。正因如此，戰爭議題基本貫穿了大選核心：不僅反對派候選人主張對「10月7日」事件成立調查委員會，內塔尼亞胡更是將戰爭情境連結選戰，宣稱唯有自己連任才能捍衛以色列安全，並誓言將持續作戰直到伊朗政權更迭。同時，這次大選也被普遍視作經歷三年戰火動盪後，以色列選民對於內塔尼亞胡的直接公投。

不過，選舉或許可以決定內塔尼亞胡的去留，卻回答不了以色列的當前大哉問：從等同種族滅絕、迫使哈馬斯解除統治實體的加沙戰爭，再到直搗黃龍、捲入美國的伊朗戰爭，以色列長達3年的多線作戰，是否真能一勞永逸解決安全困境？

「七線作戰」背後的美以分歧

首先回顧以色列從加沙戰爭開始的持續用兵。

基本上，借用內塔尼亞胡2024年在聯合國大會演講的說法，其實也就是圍繞「抵抗軸心」的「七線作戰」：加沙哈馬斯、西岸巴勒斯坦武裝、也門胡塞武裝、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的親伊朗民兵、敘利亞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伊朗本身。基本上這就解釋了，為何以色列會強烈遊說美國對伊開戰，並也由此促成2026年的伊朗戰爭爆發：在以色列政府高層眼中，唯有顛覆當前伊朗政權，才能真正化解「七線作戰」的安全困境。

而基本上，這也與內塔尼亞胡的一貫思路相共鳴。早在1993年，內塔尼亞胡就在著作《列國之間：以色列與世界》（A place among the nations : Israel and the world）中提到，巴勒斯坦問題並非中東核心，反而是對其他更重大問題的持續遮掩。之後伴隨核問題發酵、「抵抗軸心」一路擴張，內塔尼亞胡口中的「更重大問題」明顯成了伊朗，並也因此在加沙戰爭爆發後，開始了「七線作戰」的左右開弓，從而形成當前在黎巴嫩、敘利亞、加沙佔領緩衝區，並與伊朗開戰後勉強凍結的危險狀態。

不過，所謂「七線作戰」之所以能持續，關鍵還是美國的「在場」與「入場」。首先是加沙戰爭期間，美國的軍事與經濟援助支撐了以色列的作戰行動，更不用說在國際輿論持續的保駕護航；此外，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敘利亞擴大戰線後，美國同樣發揮了政治影響力，協調以色列與黎敘兩國各自展開談判，其實就是在一定程度上默許了以色列的佔領事實；2026年的伊朗戰爭爆發，無疑更是美國被以色列勸誘入場的結果，並也導致了當前的騎虎難下。

換句話說，如果沒有美國支持，以色列的「七線作戰」其實難以為繼。而這就會牽引出一個新問題：以色列的「七線作戰」，能否真能帶來伊朗的政權更迭？如果不行，美國又是否有耐心和決心，能與以色列並肩作戰，直到最終實現這一目標？顯然，針對第一個問題，伊朗的政權更迭似乎遙遙無期；針對第二個問題，不論特朗普再怎麼不可預測，答案長期來看都是否定。

關鍵在於，從美國過往介入中東戰場的軌跡來看，不論開戰理由多麼正當、動機如何強烈，只要時間一長，民意厭戰、軍民死傷、彈藥消耗等戰爭成本反噬，就必然會迫使美國調整策略、轉向速戰速決。而這也是當前美以分歧的直接寫照。

整體來看，面對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的伊朗，美國與以色列當然擁有共同的戰略目標與理想結果，那就是推翻神權政府，直接對核問題、導彈計畫、抵抗軸心釜底抽薪。但問題在於，雙方的優先排序和時間軸明顯截然不同。

對以色列來說，伊朗威脅如前所述，是最首要的國家安全焦點，沒有之一。且除非德黑蘭的戰略姿態、意識形態發生深刻轉變，否則以色列未來數年甚至數十年，都將深陷這場戰略對抗的無盡泥淖。

但從美國的視角出發，自己雖然從1979年開始，就與轉向反美的伊朗進入對峙狀態，後者卻從來不是自己最首要的國家安全威脅。尤其，這次貿然開戰還導致了霍爾木茲海峽危機，即便在美軍的高強度護航下，海峽目前流量有所恢復，但這同時意味美國一旦抽身，海峽將可能退回被封鎖狀態。正因如此，對美國來說最理想的戰爭成果，還是在軍事打擊與經濟圍堵的軟硬兼施下，盡快與伊朗達成某種協議，換取海峽正式開放，而非真的顛覆伊朗政權。

顯然，即便美以開戰之初利益相同，一旦戰爭時間拉長，目標分歧就只是早晚與程度問題。當然，由於美伊談判反覆膠著，特朗普未來還是有可能再對伊朗開火，但這不代表美國願意為了以色列鏖戰多年，尤其是在民意已然厭戰、加沙戰火推高以色列負面形象的背景下。

可以這麼說，伊朗戰爭的爆發本身，反映了美以雙方史無前例的合作高度，從某個角度來看，也算兩國關係的歷史高峰；但與此同時，戰爭拖延導致的戰略分歧，又進一步深化了雙方芥蒂，並與美國內部高漲的MAGA聲浪相互呼應，在一定程度上腐蝕了美以關係的基礎。

因此整體來看，以色列拉上美國的「七線作戰」，雖然起到削弱伊朗、乃至整個「抵抗軸心」的作用，卻沒有為以色列帶來最理想的戰爭成果，那就是在美軍持續加碼進場下，伊朗始於1979年的政權轟然垮台。甚至可見未來內，只要美國的「在場」與「入場」程度下降，以色列的「七線作戰」也就必然要持續收縮。

三年過後中東更加複雜

與此同時，從2023年加沙戰爭到2026年伊朗戰爭，中東格局也有了複雜變化，尤其是從戰火邊緣轉為戰略標靶的海灣國家。

加沙戰爭爆發前，海灣國家原本正與以色列開展關係正常化進程。其中，巴林、阿聯酋已在2020年加入亞伯拉罕協議，沙特則已經處於談判階段，但加沙戰爭的爆發打亂了前述脈動，沙特基本上暫停了相關作業；2026年伊朗戰爭的炸裂，則導致海灣成為戰場延伸，各國基本上都對美國、伊朗產生了複雜反應，而這就會對以色列帶來新問題。

原本，加沙戰爭爆發前，海灣國家正從「親美」光譜進一步踏入「親以」深水區；但伊朗戰爭爆後，海灣國家不僅承受了伊朗的大部分直接砲火，作為區域穩定、商業和旅遊中心的發展模式也遭受重創，這就導致各國被迫思索一個現實問題：究竟是要在美國保護傘外，設法與伊朗達成集體安全的新平衡，走出國家生存的「第三條路」；又或是進一步「綁定」美以陣營，甚至引入以色列軍備與軍事能力？

基本上從當前發展來看，答案其實相當模稜兩可。其中，阿聯酋當然是「綁定」以色列的鮮明案例，包括直接引入以國鐵穹抵禦伊朗攻勢，但這不能代表整個海灣地區，尤其加沙戰爭引發的阿拉伯輿論沸騰，同樣會在海灣各國形成內部阻力，抵銷各國靠向以色列的驅力。

此外，傳統上以色列對於海灣國家的吸引力，並不僅在技術和軍事能力，還包括一個外交脈絡，「通往華盛頓的道路經過耶路撒冷」。正因如此，埃及會大膽在1970年代末與以色列建交，這背後就包含推進美埃關係的重要考量。不過，這種考量所依據的假設也相當現實，那就是與美國保持密切關係具有重要價值，而與以色列保持關係則有助推進前者。

平心而論，這種假設雖然至今仍有效力，卻已不如過往顯著。確實，伊朗戰爭凸顯美國的軍事能力依然強大，可是有鑑於伊朗也大膽使用霍爾木茲海峽槓桿、打擊周遭海灣國家，這就導致美國與以色列的角色陷入某種尷尬。尤其美國正好處於撤出中東、聚焦印太的戰略轉向，不太可能重演過去為了海灣國家出動大軍的場景，各國於是只能自求多福，面對砲火威脅設法破局。

例如阿聯求便更加引入以色列軍事力量，沙特選擇用《麥加協議》等集體安全機制墊高嚇阻，卡塔爾、阿曼則設法斡旋談判，希望以外交努力平息衝突。可以發現，因為伊朗威脅近在咫尺、美國希望速戰速決，海灣國家整體陷入了兩難境地：全面戰爭和綏靖政策似乎都不是理想選擇，但要找到或維持穩定平衡也並非易事。

換句話說，伊朗戰爭的爆發雖然重挫德黑蘭與海灣國家的和解潮，卻也挑戰了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前提假設：當綁定美以也未必能夠帶來安全，甚至美國還與以色列日漸分歧，關係正常化究竟還剩多少價值？當然，這對阿聯酋來說或許不是問題，但對其他海灣國家來說，這一疑問明顯會在可見未來內縈繞心頭，即便美國仍是各方最主要的安全合作夥伴。

而這同樣會連動前面所述，「七線作戰」如果沒有美國加持，其實根本難以為繼的現實。因此整體來看，伊朗戰爭的爆發其實暴露以色列的軍力優越與局限。

一方面，能成功在第一時間與美國共同斬首伊朗最高領袖，以色列證明了自身軍事能力的卓越有效，這同樣展現在後續持續打擊伊朗能源設施、導彈基地的成果中；但另一方面，戰爭同樣暴露以色列的作戰侷限，因為這場衝突證明，時間一長美國必然產生「回撤」傾向，以色列也將連帶被迫轉入停火談判，所以以色列的對手只要撐得夠久，就有機會從慘烈重創中求得生機。而海灣國家已經下降的對以關係正常化傾向，又可能在未來進一步打亂以色列的政治布局。

因此或許可以這麼說，這場戰爭確實削弱伊朗與「抵抗軸心」，為以色列換到了下一個20年的周邊「和平」。但這種「和平」本身，極可能伴隨著大量摩擦與零星衝突，既不到全面戰爭的程度，也給不了長遠和平的遠景。而以色列如果要長期維持在黎巴嫩、敘利亞、加沙的緩衝區，就必然要投入大量軍事成本，同時在政治與國家形象上不斷失血，導致與海灣國家的關係正常化更加遙遙無期。

因此，戰爭之下的大選除了拉升安全議題，也同時暴露以色列的深層問題：大選或許能夠產生政治贏家，但以色列的安全困境、政治透支，卻遠遠不在選票的解決範圍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