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港攝影檔｜撤牌3年現無牌與黑工亂象 攝影檔能否重新出發？
【維港攝影檔系列報道之五】維多利亞港璀璨夜景享譽全球，海傍攝影檔應運而生。自2001年起康文署推出發牌計劃規範經營，沙士後邀請無牌檔主「攞正牌」宣揚世界三大夜景。到2023年，隨著新冠疫情衝擊與智能手機普及，當局取消發牌計劃，巨型警告橫額高掛，昔日「攞正牌」檔主全數淪為無牌經營。如今維港兩岸攝影業陷入亂局，本地資深檔主「試法留守」、內地流動攝影師「打游擊」違法做生意，衍生拉客滋擾與黑工疑雲。
《香港01》深入了解檔主與旅客心聲，並從政界角度探討攝影檔轉型出路。這項伴隨香港數十年的街頭行業，究竟經已過時，還是仍有不可替代的存在價值？
23年的身份轉換 從「攞正牌」到非法經營
自2001年起，康文署為規範尖沙咀海傍湧現的無牌攝影檔，推出了「香港文化中心即場攝影服務攤位計劃」。該計劃要求申請者必須通過攝影專業考核、經評審委員會甄選，並在支付登記費後於核心時段營運，方可合法經營。2003年沙士疫情後，香港急需振興旅遊經濟，加上自由行興起，政府進一步鼓勵攝影檔由無牌轉為有牌，期望借檔主的鏡頭向全球推廣維港作為「世界三大夜景」的魅力。
然而，這套行之有年的合法營運模式，卻在2023年劃上句號。隨著新冠疫情爆發，海傍零遊客，部份檔主無法達到當局規定的每日簽到出席率；加上智慧型手機與自拍文化普及，傳統攝影需求大幅萎縮。當局最終於2023年正式取消發牌制度，昔日的「攞正牌」業者頓時淪為無牌經營者。
無牌檔與非法黑工對決 消費糾紛損旅遊形象
牌照被撤銷後，維港兩岸的攝影生意並未消失，反而演變成兩種截然不同的生存形態。部分經營數十年的資深本地檔主，選擇在尖沙咀海傍「試法留守」，即使身旁高掛著康文署警告遊客切勿光顧的巨型橫額，仍堅持開檔提供專業攝影與實體照片即場打印服務。
與此同時，來自內地的流動攝影師以旅客或攝影愛好者身份掩護，採取「打游擊」戰術，穿梭於維港兩岸主動向遊客招徠，逐張收費，並透過電子支付快速交收。這兩類經營模式雖然手法各異，但在爭奪同一客源時難免產生利益角力，缺乏監管的市場容易衍生出拉客滋擾、強買強賣等消費糾紛，對香港「旅遊之都」的品牌形象構成壓力。
部門管轄權各異 執法具挑戰
維港攝影生意陷入無牌與非法的亂局，背後亦反映出政府各部門在管轄權與執法上的相應分工與限制。
食環署的主要職責在於維持衞生及規管街頭販賣活動，但現行《小販規例》並未將攝影活動納入規管範圍。康文署會對無牌攝影攤檔採取勸喻、警告、指令離場、檢控等跟進行動，但自2020年至今，收到29宗相關投訴，僅成功檢控僅一宗「公眾地方造成阻礙」判罰3000元。
內地攝影師以旅客身份來港從事有償拍攝，涉嫌違反《入境條例》不可受僱或參與業務的規定，入境處持續展開「網上巡邏」監控社交平台，並進行反黑工拘捕行動，然而面對流動性高的打游擊模式，執法層面具有挑戰。
專業攝影仍具價值？業者旅客盼重發牌
雖然面對種種爭議，但維港攝影檔是否真的毫無價值？從旅客反饋來看，它仍具備不可替代的意義。受訪內地旅客一句「專業的事得交給專業的人做」，精準點出專業攝影的價值。專業相機、鏡頭與補光燈所呈現的拍攝效果，依然是手機無法比擬的；而一張實體的紙質相片，更是旅客「不白來香港一次」的紀念憑證。正因為市場需求與利潤依然存在，才吸引業者冒違法風險堅持無牌擺檔或從事非法工作。
有檔主透露，當局曾有意發牌，編配在離海傍較遠、靠近公廁的「死位」，但依靠催燦維港景色營運的攝影檔而言，失去「正中景觀」等同剝奪招客的招牌，最終檔主放棄發牌，走上無牌經營之路。
面對無牌檔口與黑工打游擊亂象叢生，受訪的攝影檔主及消費旅客均表達了同一心願，期望當局能重新考慮發牌。檔主期望能夠名正言順地在海傍合法營運，毋須提心吊膽做生意；旅客則望透過制度約束，杜絕違規業者與不當推銷手法，能玩得開心又放心。
手機自拍盛行 姚柏良：攝影業務空間有幾大？
但重新發牌是否一個可行做法，街頭攝影檔是否仍有存在的必要性，立法會議員、中旅社董事長姚柏良認為值得斟酌。他認為，部分公眾地方人流頻繁、管理較為困難，未必合適發牌；發牌須具清晰規範，避免顧客與業者之間無謂的磨擦。此外，智能手機普及化下，旅客大多選擇「自拍」，他反問傳統攝影檔的業務空間還有多少。
他建議轉換思維，考慮近年流行「旅拍」，即旅客租借穿着特別服飾，由攝影師陪同四處拍照；或是參考外地特定景點的做法，例如如貴州「中國天眼」因地理位置獨一無二而配套專業拍攝服務。在特定配套與獨特景致下提供專業拍攝，或比傳統街頭擺檔更具業務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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