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的大國博弈曾將海量的轉移產業、外來資本和全球訂單推向東南亞，為東南亞國家帶來豐厚的「地緣政治紅利」。然而如今，關稅壁壘、晶片和關鍵礦產出口限制，以及日趨嚴苛的供應鏈原產地規則，正劃出一道道不容逾越的新紅線。東南亞各國雖然依舊恪守「不選邊站」的戰略中立，但想要在巨頭縫隙中維持迴旋空間，已不能再僅憑姿態，而越來越取決於真正的產業硬實力和不可替代的談判籌碼。

今年6月，馬來西亞執法當局在吉隆坡國際機場查獲72台走私出境、裝有先進人工智能（AI）晶片的服務器，涉案價值約5290萬馬幣；此前不久，印尼於2月與美國達成互惠貿易協議，在標準互認、知識產權保護、國有企業規制和出口管制等敏感領域作出諸多讓步；與此同時，美國正全面升級對中國商品經由越南轉運以規避關稅和原產地規則的審查力度。

這三宗看似孤立的事件，都指向同一個結構性變化：過去10年，中美博弈將大量的製造業產能、外商投資和貿易訂單推向東南亞；而如今，東南亞國家不得不頻繁向美國證明，自己的出口產品究竟使用誰的零件、技術遵循誰的標準，甚至國內產業政策正與中國哪一套規則接軌。

東南亞依然極力避免「選邊站」，但維持這種戰略中立與政策迴旋空間的代價，正變得越來越昂貴。

地緣政治紅利大縮水

中美2018年爆發貿易戰以來，越來越多跨國企業開啟「中國+1」戰略，把產品的組裝、加工和面向歐美市場的出口環節延伸到東南亞各國，同時繼續高度依賴中國的零件、原材料、生產設備和成熟的供應商體系。

得益於這一產業大轉移，東南亞成為全球供應鏈重構的核心受益者。2018年至2025年，越南對美出口總額從491億美元飆升至1939億美元，猛增近三倍；同期，泰國對美出口總額也實現近兩倍的強勁增長。

2025年進入特朗普第二個總統任期，大國博弈也進入新階段，這套「中國製造、東南亞組裝、出口歐美」的供應鏈模式並未完全失效，但遊戲規則已經發生質變。

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資深研究員黎洪和接受《聯合早報》訪問時分析，華盛頓去年7月曾威脅，將對被認定為經由越南轉運的中國商品徵收40%的懲罰性關稅。由於目前美國對中國商品的平均有效關稅約為41%，因此越南作為產業轉移承接地的成本優勢依然顯著。

然而，更嚴峻的挑戰並不在於關稅，而是背後的穿透性規則。黎洪和指出：

美國目前仍未明確如何界定原產地和轉運，同時華盛頓正試圖限制東南亞製造商品中的中國成分。這表明美國正針對『中國製造、越南組裝』這一模式採取更廣泛的圍堵。

對跨國企業而言，它們固然需要更有韌性的供應鏈，中國企業也勢必會繼續向東南亞拓展投資。中美博弈帶來的地緣紅利沒有完全消失，但獲取紅利的門檻已明顯抬高。東南亞國家如今不僅要回答「產品在哪裏生產」，還要清楚交待「誰投資、誰提供零件、使用誰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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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針對關鍵戰略產業劃紅線

中美經濟博弈的升級，並不意味着東南亞國家將被切成兩個互不往來的平行經濟陣營。現實商業邏輯已經證明，如果美國強行切割所有與中國供應鏈有關聯的東南亞產業，它須承擔的代價非常高昂。因此，在消費電子等通用民用產業領域，出現全面脱鈎的可能性依然有限。

澳洲智庫洛伊研究所印太發展中心研究員沃克（Robert Walker）受訪時說，真正值得警惕的，是戰略性關鍵產業開始出現選擇性的碎片化，甚至局部脱鈎。

首當其衝的是半導體、數據中心和人工智能等前沿高科技領域，這些領域最容易受到大國不斷擴大的出口管制、投資安全審查，以及原產地規則的直接衝擊。

以馬來西亞的半導體產業為例，馬來西亞佔據全球半導體封裝和測試產能約13%，憑藉成熟的電子產業基礎、開放的投資環境和相對中立的經貿定位，吸引了英特爾（Intel）等跨國企業投資。

如今，隨着美國要求盟友及夥伴全面加強對先進晶片流向中國的管控，馬來西亞很難繼續僅僅作為中立的加工和轉運中心，而被迫承擔起嚴苛的供應鏈合規與產品流向審查責任。

去年7月，馬來西亞政府宣佈，所有美國原產高性能AI晶片的出口、轉運和過境，都必須事先取得馬來西亞貿易監管部門的許可。同時，馬來西亞當局也開始調查多宗涉嫌違法轉運受管制先進晶片及服務器的案件，以表明履行合規義務的決心。

關鍵礦產是另一條硝煙瀰漫的戰線。作為全球最大的鎳產國，印尼鎳礦產業與中國資本深度綁定，中資企業控制着當地約四分之三的鎳精煉產能。

這使得印尼處在中美關鍵礦產博弈的交匯點。美國與印尼今年2月簽署的互惠貿易協議就涉及礦產領域，例如要求外資礦產加工設施遵守印尼官方頒佈的採礦配額，嚴格限制超額生產；雙方還同意加強相關關鍵礦產的出口管制和投資安全合作。

沃克指出，半導體和關鍵礦產的供應鏈高度集中，因而更容易成為大國施壓的工具。

一旦某個國家被排除在這些關鍵供應鏈之外，它所遭受的影響可能非常嚴重。這既是一種難以接受的脆弱性，也是一種極具誘惑力的地緣政治籌碼。

此外，這兩個領域也是許多軍民兩用產品和技術不可或缺的基礎投入。沃克強調，一旦涉及軍事能力，地緣政治考量自然會凌駕於商業邏輯之上。

更值得東南亞國家警惕的是，美國的貿易政策正從關稅談判，擴展為一整套經濟安全規則。

印尼與美國的互惠貿易協議雖然將對等關稅從32%降至19%，但作為交換，美國提出的要求已遠遠超出關稅減免的範疇。

澳洲國立大學克勞福德公共政策學院研究員阿里安托（Arianto Patunru）受訪時說，這份互惠貿易協議體現了美國貿易政策的廣泛轉變，即市場准入不再是無條件的，而是日益與目標市場國在監管政策、產業政策和經濟安全層面的制度性承諾緊密掛鈎。

他指出，根據協議，印尼須在產品成分要求、進口許可發放、投資規則、數碼貿易、知識產權保護、勞工標準和環境保護等領域調整國內法律規則，並在出口管制、投資安全審查和防範轉運等問題上與美國保持高度協調。

協議甚至延伸至經濟與國家安全，以及印尼與第三國的經貿交往。印尼須在敏感技術和關鍵商品上與美國出口管制接軌，並確保印尼企業不會去填補美國實施管制後留下的市場空白；若印尼今後與「被美國認定危及其重大利益」的國家簽署新的雙邊自由貿易協定或優惠經濟協議，美國還可以重新評估美印協議，甚至在磋商失敗後終止協議，恢復原來的對等關稅。

在關稅高壓下推進改革　可能壓縮戰略自主空間

有觀點認為，這份互惠協議有助於倒逼印尼改善政策反覆和監管不穩定的問題，長期來看將惠及企業、消費者，以及印尼整體競爭力。然而也有聲音擔憂，這種在外部關稅高壓下被動推進的改革，可能壓縮印尼作為主權國家的戰略自主空間。

阿里安托認為，這種擔憂是合理的，但也強調真正的戰略自主是指保留自主抉擇與制度調整的能力，而非將本國經濟與外部競爭隔絕開來。對於有益的結構性改革與不必要的政策空間讓渡，應當予以理性的區分。

戰略自主並不意味着必須保留每一項當地成分要求、進口限制或歧視性法規。其中一些政策本身就成本高昂、缺乏可預期性且成效有限，即使不是因為美國施壓，印尼也應從自身利益出發作出改革。

若要保留迴旋空間　必須提升產業能力

面對日益複雜且具約束力的國際貿易和經濟安全規則，東南亞國家若要保留自身的政策迴旋空間，歸根結底須提升自身產業能力和不可替代性。

新加坡尤索夫伊薩東南亞研究院高級研究員李峰錦受訪時指出，東盟（ASEAN，另稱亞細安）大多數國家希望吸引更高質量的投資，但能否真正接住這些高端資本，取決於各國的自身能力，尤其是人力資本的儲備。他認為，一個國家要真正邁向供應鏈更高價值的生產環節，往往需要至少20年時間的積累。

因此，東南亞各國的首要任務是加固產業基礎和提高附加值。例如，儘管越南已建立起相當龐大的製造業平台，但產業形態仍高度集中在較低附加值的組裝環節。越南仍缺乏足夠的工程人才、成熟的當地供應商和自主技術。這離不開長期和穩定的政策支持。李峰錦說：「政府須制定長期政策，提高勞動力的技能水平，並維持有利於吸引外國投資的穩健宏觀經濟政策。」

其次，東南亞各國也在分散出口市場、資本來源和技術渠道，降低對任何單一貿易伙伴的過度依賴。

馬來西亞近年利用《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與阿聯酋簽署的《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等協議拓展中美以外的出口市場，去年對墨西哥、加拿大等市場的出口就明顯增加。印尼則在去年與卡塔爾投資局設立40億美元聯合投資基金，同時與澳洲和中國的主權財富基金合作。

在可預見的未來幾年，東南亞多數國家仍會選擇同時與中美兩國保持深度合作，並在不同領域根據自身利益作出不同的選擇。各國能否繼續「不選邊」，最終取決於手中有沒有足夠多外部大國需要、且短期內無法輕易替代的產業籌碼。

東南亞可優勢互補　把「五張牌」打成一手好牌

如果把東南亞看成一個整體，它其實並不缺少完整產業鏈所需的大多數關鍵要素。以越南、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為例，五國各有無可替代的產業長板和獨特的經濟發展模式。

越南的優勢在於擁有規模龐大和成本競爭力的製造業，以及近年來迅速擴張的電子和半導體下游產業基礎。黎洪和指出，越南的結構性弱點在於缺乏大規模的關鍵礦產資源、深厚的資本市場，以及先進的設計能力：

這些弱點可以由其他東盟經濟體補上。

自然資源則是印尼的強項。阿里安托說，印尼在為區域製造業和清潔能源轉型提供關鍵礦產等資源的同時，還依託其龐大人口的消費市場，構築東南亞最具潛力的終端消費腹地。

東盟成員單打獨鬥　離「五合一」願景尚遠

其他三國則分別補齊產業鏈的其他核心環節：新加坡擁有資本、研發實力和高端技術能力；馬來西亞擁有成熟的半導體產業生態，尤其在封裝和測試方面；菲律賓則擁有較強的服務業，可以支撐製造業外圍的數碼服務和後台業務。

如果能將這些優勢組合起來，東盟實際上具備構建更完整、更具韌性的區域供應鏈所需的大部分要素。

​經過數十年的區域經濟一體化建設，東盟的整合程度已顯著高於以往任何時期，但要真正實現「五合一」的宏偉願景，依然面臨不小的現實阻礙。

新加坡韓禮士基金會貿易政策主管埃梅斯（Deborah Elms）受訪時指出，阻礙區域深度整合的瓶頸依然普遍存在，包括繁瑣的跨境物流和通關壁壘、各成員國間監管標準和政策不一致，以及服務業市場封閉或碎片化。「這些因素增加了企業在東盟不同國家開展跨境業務的難度和成本，進而削弱整個區域對投資者的吸引力。」

這一進程還面臨政治層面的考驗。東盟討論區域經濟一體化已經數十年，但各成員國在實際招商引資中卻往往各自為政，為了爭取同一類外資製造業項目而展開激烈的內耗競爭。

2024年，東盟區域內部貿易出口僅佔總出口的22.5%，進口佔比也僅為20.3%，區域內循環水平依然偏低。

黎洪和直言，東盟當下須作出一個關鍵抉擇：

各國是繼續為爭取個別投資而互相競爭，還是開始將彼此視為同一供應鏈中的互補環節？這個選擇的重要性，可能不亞於如何處理與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若單打獨鬥，多數東盟成員國很難獨自形成覆蓋資源、製造、技術、資本和服務的完整產業體系。埃梅斯認為，現在正是東盟兑現建設「一體化製造和生產基地」承諾的最適合時機。她說：「當前，全球投資者都在積極尋求業務多元化，各國政府也希望增強供應鏈韌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東盟能夠進一步深化內部整合，很可能帶來強勁的經濟增長。」

越南不必強求擁有印尼的豐富資源，印尼也無須全盤複製越南的製造體系，關鍵在於能否通過制度紐帶將這些分散的互補優勢無縫連接。對東南亞而言，最現實的路徑，是把這五張牌打成一手好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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