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國際政治氣候來看，主要受害國、區域組織和國際組織對東南亞電詐治理的壓力都在上升，柬埔寨作為詐騙園區集中地之一，必然承受了更高的外部施壓。

2024年10月，中國與東盟共同發布《中國—東盟關於打擊電信網絡詐騙和網絡賭博的聯合聲明》，明確將打擊電信網絡欺詐和網絡賭博犯罪作為優先事項。2025年9月，美國以2024年東南亞地區電詐給美國造成超100億美元的損失為由，對柬埔寨境內多個詐騙實體實施制裁。

在區域層面，東盟開始將網絡詐騙、人口販運和跨境犯罪作為共同安全議題；在2025年9月舉辦的第19屆東盟跨國犯罪部長級會議上，通過了《東盟打擊網絡犯罪與在線詐騙宣言》，呼籲共同打擊該地區的網絡犯罪和網絡詐騙。

在國際層面，聯合國毒品和犯罪問題辦公室、國際特赦組織等國際組織持續把詐騙園區、人口販運、洗錢和強迫勞動聯繫起來。

對柬埔寨而言，以上來自各層面的壓力都指向本國形象、投資環境和跨境執法合作。這也構成了柬埔寨反詐的重要推力，為後續經濟與安全合作創造了條件。

政策溪流：制度搭建

如果一項議題僅有重要性和緊迫性而缺乏提前的政策準備，那麼其落地的概率同樣不高。在2026年2月開啟徹底反詐行動之前，柬埔寨政府在反詐方面已經準備了較為充分的政策工具。

在政策層面，柬埔寨反詐形成了一套相對完整的「治理機體」。2025年2月成立的「打擊網絡詐騙委員會」是反詐「大腦」，負責統籌判斷和跨部門協調。

2025年7月，首相洪瑪奈簽發全國清剿令，要求各級執法力量協同排查，特種部隊待命支援，同時警告任何不作為的官員將被撤職。此命令以及隨後開展的查封和清剿行動，是將政策意志轉化為實際打擊的反詐之「手」。

2026年1月，柬埔寨政府出台了《關於住宅區安全管理的次級法令》，旨在強化住宅區管理、外國人住宿登記和園區排查，這構成了反詐的「眼鼻」，負責發現和嗅出隱藏在小區、酒店、賭場和園區中的風險。

早在2019年，中柬雙方宣佈啟動「中柬執法合作年」，針對非法網絡賭博、電信詐騙、涉黑涉惡等突出犯罪進行合作打擊。至2025年11月，中、柬、老、緬、泰、越召開聯合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部級會議，提出要加強訊息共享和聯合行動，建立常態化協調機制，持續開展涉詐人員遣返移交工作。

從2025年1月到2026年5月，柬埔寨已遣返18864名涉詐外籍人員。這一系列的跨國執法合作、嫌疑人遣返和對外公開回應構成了柬埔寨的反詐之「口」，負責與外部國家和國際社會溝通協調。

而《反詐法》的頒佈實施和《次級法令》的出台則構成了反詐的「骨架」，讓這些行動獲得持續的制度支撐。

柬泰衝突：捅破窗戶紙

2025年12月柬泰衝突中，泰國軍方在說明行動原因時將此次打擊與反詐聯繫在了一起。

有分析認為，雖然跨國炸毀窩點不是打擊詐騙的合理方式，但泰國的行動實際上是利用其他國家對柬埔寨電詐的不滿來為其軍事行動提供一定程度的辯護，搶佔國際輿論高地。

對此，柬埔寨媒體《高棉時報》依據《聯合國憲章》和其他有關國際法對泰國的軍事行動予以譴責，認為網絡犯罪不能成為發動戰爭的理由，泰國的武裝行動是對現行國際法的違背和破壞。

無論柬泰雙方的聲明孰對孰錯，泰國的軍事行動產生了至少兩點影響。

其一，在柬泰衝突這一重大國際事件的「炒作」下，柬埔寨電詐問題的受關注程度進一步提升。全球化之下，電詐這一非傳統安全問題本就具備跨國屬性，當此類犯罪議題與地區衝突交織在一起，輿論焦點便不再侷限於軍事行動本身，其中一部分轉向對反詐行動合理性與合法性的討論。無論國際輿論是支持或批評，都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國際社會對柬埔寨電詐的不良印象，損害柬埔寨的國際聲譽。

其二，電詐不再限於國際形象等抽象問題，而是成為他國為軍事行動辯護的現實由頭。無論泰國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腳，這一事件都表明電詐已成為可能威脅主權和安全的潛在隱患，足以讓行動國在一定程度上佔據道德高地、贏得輿論優勢。此次事件將長期存在的電詐問題徹底推至台前，對柬埔寨政府來說，解決電詐問題的優先程度再上一個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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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泰衝突並非柬埔寨反詐的起點，但它進一步將電詐推入主權、安全和國際輿論的場域。此前，柬埔寨反詐委員會已經成立，全國清剿令也已發出，外部壓力也在持續上升——換言之，政策窗口事實上已經打開，柬泰衝突只是捅破了那層已經鬆動的窗戶紙。

走到這一步，反詐就很難停留在低烈度執法的層面，而是需要在廣度和深度上進行全方位升級。

「徹底」之後，道阻且長

高棉諺語說，「ធ្វើស្រែនឹងទឹក ធ្វើសឹកនឹងបាយ」——種田要有水，打仗要有糧。反詐僅憑決心是遠遠不夠的。目前柬埔寨的「徹底」更多體現在態度上，能否落到實際效果上還有待觀察。

柬埔寨的官方聲明和國際組織的調查報告看似有所出入，但在某種程度上並不衝突。柬埔寨的最新聲明只強調客觀數量，缺乏效果比例的展示，而國際特赦組織報告則補充了柬埔寨政府未公布的一面，即仍有多少詐騙窩點在運作，以及園區背後的犯罪網絡和資金鏈條清理到了什麼程度。

一方面，柬埔寨的徹底反詐行動確實產生了一定效果，至少其態度和力度是空前強硬的；但另一方面，這一反詐行動很難根除電詐生態。

作為一項跨國安全議題，電信網絡詐騙與地方利益鏈、跨國人口販運、地下金融網絡等密切相關，反詐之後的人員安置以及園區的零散化轉移與再生需要進一步妥善處理，這些問題不是清除明面上的詐騙中心可以解決的，也不是僅憑一國努力能夠實現的。而這恰恰是國際特赦組織認為柬埔寨反詐是作秀的原因之一。

因此，具有實際成效的徹底反詐，不僅需要更完善的反詐措施和更持久的反詐努力，還需要更深層次的國際合作。近日中國播出的《緬北電詐覆滅紀實》中，中緬在緬北、中緬泰在妙瓦底的反詐合作都取得了可觀的成果。紀錄片還提到，依託中柬執法合作，重大跨境賭詐犯罪集團頭目陳志以及1762名涉詐人員被先後從柬埔寨押解回國。

這表明雖然各國在情報共享、聯合辦案、司法管轄等議題上存在分歧，但通過紮實的證據、坦誠的態度和堅定的決心，跨國反詐合作是一條切實可行的道路。2026年9月，由中國政府發起、柬埔寨等46個創始國共同參與的國際打擊電信網絡詐騙聯盟正式成立，也為各國繼續開展反詐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

更進一步看，柬埔寨的徹底反詐行動及其爭議，埋藏着一個值得思考的命題：國家治理能力能否跟得上跨國犯罪生態的變化？

在全球化、數字化和AI技術日新月異的當下，跨國犯罪形式愈發多樣，比如使用AI偽造形象和聲音進行詐騙，藉助AI實現廣撒網和定製化詐騙等等，這些新形式和新趨勢對國家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與此同時，柬泰衝突與電詐問題的疊加也提醒外界，在極具穿透性的跨國犯罪生態中，對任何國家而言，國內治理漏洞一旦外溢，就可能被他國拿來做外交、輿論甚至安全動員。

這些跨國犯罪問題是懸在諸多國家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潛藏着巨大風險和挑戰。而這正是柬埔寨案例超出柬埔寨本身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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