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共享︱從藍圖到課室:AI教育如何走得遠 而不只是走得快

撰文:校園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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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救世軍田家炳學校李安迪校長
人工智能的發展,正在重塑世界,也正在重新定義教育。當學生已能隨手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完成學習任務,教育的問題不再是「是否使用科技」,而是「如何使用,才不會失去學習的本質」。教育局近日推出《中小學數字教育發展藍圖》,提出以人工智能為核心,推動全校參與的教育轉型,並以「科技向善」為價值基礎。然而,《藍圖》的真正價值,不在於為學校提供更多工具,而在於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一個根本問題:在人工智能時代,教育應如何自處?

從「AI for All」談起:普及不等於濫用

《藍圖》提出「AI for all schools、AI for all students」,並強調將人工智能融入不同學習領域與課程之中。

表面上,這是一個「全面普及」的方向,但我認為,更重要的是背後的教育取向:普及,不等於無差別使用;融合,更不是全面依賴。

在學校實踐中,我們發現,如果學生在未理解人工智能原理前已過度使用,容易形成依賴,甚至削弱思考能力。因此,我一直強調,《藍圖》推動的應該是「理解後再使用」,而非「先用再談理解」。

這一點,正好呼應《藍圖》中強調人工智能素養的精神,即不只著重應用,更重視學生對其原理、限制與倫理的認識。

如果學生在未理解人工智能原理前已過度使用,容易形成依賴,甚至削弱思考能力。

教育範式轉移:關鍵不在硬件,而在思維

不少人將數字教育理解為設備升級,但《藍圖》明確指出,這是一場「教育範式轉移」,而非單純硬件投入。這正是我最認同的地方。在推動人工智能教育的過程中,我們最大的挑戰,從來不是技術,而是觀念。若教師仍以「完成課程」為目標,AI只會令學習更表面;若教育仍聚焦標準答案,AI只會成為捷徑工具。因此,我一直強調:人工智能應是學習的放大器,而不是替代者;科技應回歸教育本質,而非凌駕其上。

教師角色轉變:從「使用者」到「設計者」

《藍圖》提出要建立「數字賦能的教師專業團隊」,並要求教師逐步掌握人工智能應用。這一點,對學校而言至關重要。但我認為,「掌握工具」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轉化角色—教師必須由「AI使用者」,轉變為「學習設計者」。

教師需要思考:
• 什麼學習任務適合使用AI?
• 什麼時候應刻意不使用AI?
• 如何評估學生在AI輔助下的學習成果?

如果教師沒有這種判斷能力,即使《藍圖》提供再多培訓資源,最終仍難以改變學與教的本質。

教師必須由「AI使用者」,轉變為「學習設計者」。

由行政出發:回應藍圖「提速提效」的方向

《藍圖》指出,香港學校已有良好基礎,現階段應「提速提效」,將數字教育納入學校發展計劃。在實踐上,我認為一個可行方向,是先由行政層面推動人工智能應用。當教師在日常工作中親身體驗AI如何提升效率、同時感受到其限制與風險,才能在課堂上作出真實、具體且負責任的教學引導。這種「由經驗出發」的模式,比純粹培訓更有效地回應《藍圖》所強調的「提速提效」。

忽略風險,是數字教育最大的盲點

《藍圖》提出發展數字教育時,須兼顧網絡安全與倫理。然而,在實際推動中,這往往是最容易被低估的一環。在校園中,我們已開始面對:

• AI生成錯誤資訊影響學習判斷
• 學生過度依賴導致學習空洞化
• 深偽及虛假內容引發同儕問題
• 數據與私隱風險日益複雜

這些問題說明,AI並沒有創造新問題,而是放大了既有問題。因此,我認為《藍圖》真正的挑戰,不只是推動應用,而是推動一種新的教育能力—管治人工智能的能力。

從「應用」走向「治理」:落實藍圖的關鍵一步

要真正落實《藍圖》,學校必須由「引入AI」進一步走向「規範AI」。具體而言,我認為應建立三個核心機制,這亦是對《藍圖》中倫理與安全要求的具體回應:

一、人在迴路(Human-in-the-loop)

AI只能作輔助,最終決策必須由教師負責。

二、清晰使用規範

明確界定學生何時使用AI、如何標示AI內容,以及在公開展示中的限制。

三、前置風險管理機制

包括私隱保障、校園風險應對及家校溝通安排。正如我一直提醒同工:沒有制度的創新,本身就是最大的風險。

香港定位:在國家藍圖中的角色

《藍圖》強調對接國家「人工智能+教育」及「十五五規劃」。 在這一背景下,香港的價值並不在於追趕,而在於定位。我們既能接軌國家大規模推進的教育數字化,亦能吸收國際在技術與倫理上的最新發展。因此,香港應發展的,不是一套單一模式,而是一個具彈性、可轉化的教育生態。《藍圖》明確指出,香港的數字教育發展需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及「人工智能+教育」發展方向。 然而,對香港而言,「配合」不應理解為單向跟隨,而應是一種更高層次的角色—在連接、轉化與創新之中發揮價值。一方面,國家正以制度化形式,大規模推動人工智能融入教育體系,強調普及化、標準化與資源整合,務求培育具備數位素養與創新能力的人才。 這種「頂層設計+規模推進」的模式,為香港提供了重要參考。另一方面,香港的教育體制具有獨特性─多元辦學模式、高度課程自主,以及與國際接軌的優勢。這意味著香港既不需要、亦不適合完全複製單一模式,而應發展出一套靈活而多樣的人工智能教育生態。我認為,香港真正的定位,在於發揮「雙向轉化」的功能:

• 對內轉化:將國家政策方向,落實為符合校情的校本實踐,避免流於口號化推行;
• 對外引入:把國際在人工智能技術、倫理治理及教學創新的經驗,轉化為本地可行方案;
• 對學界賦能:**透過專業社群與協作機制,推動由個別創新走向整體提升。

這種「轉化能力」,正是香港最具價值的競爭優勢。

更重要的是,在人工智能快速發展的背景下,教育不僅是技術應用問題,更是價值定位問題。國家層面強調「教育強國」與人才培養,而香港在落實過程中,必須同時承擔一項關鍵使命:在科技發展與人文關懷之間,建立平衡。換言之,香港教育的角色,不只是培養「會使用AI的人」,更是培養「能理解AI、駕馭AI,並能作出負責任判斷的人」。唯有如此,香港才能在國家發展大局中,不只是參與者,更是具影響力的貢獻者。

結語:藍圖之外,更重要的是判斷

《數字教育藍圖》為香港教育提供了方向,但最終決定教育未來的,並不是藍圖本身,而是每一所學校、每一位教師的判斷。在人工智能時代,我們最需要培養的,不只是學生的數字能力,而是整個教育系統的判斷能力。何時使用科技,何時克制;何時追求效率,何時堅守深度。因為,真正決定教育質素的,從來不是科技的進步,而是我們在科技面前,是否依然知道—教育,是為了人!

救世軍田家炳學校李安迪校長。(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