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年的伊朗動盪中，歡呼與哀慟的對比格外搶眼。

例如2019年以來的各式全國示威，在政府的鎮壓槍響後，往往呈現海外伊朗人憤怒聲援，部分本土民眾齊聚支持政府的場面，當然後者不能脫離政府的相關動員，卻也至少證明，神權政府的革命敘事、政治能量，還不到全然失守的地步。但這依然無法掩蓋，全國示威曾經爆發、許多民眾也高喊推翻政府的冰冷現實。

類似分野也出現在當前戰爭中。當美國以色列斬首大量伊朗軍政高層，包括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後，許多海外伊朗人當然大聲讚許、希望政權就此變天，伊朗內部卻也是歡呼與哀慟並陳。當然眼下隨著戰火僵持、硝煙四起，許多的原先歡呼或許不再雀躍，而是轉為對美國與以色列的質疑，但在戰爭爆發的最初，伊朗確實存在希冀變天的聲音。

這就揭示一個當代伊朗的關鍵問題：1979年至今，主打反美反以、乃至反西方的伊斯蘭革命路線，究竟還有多少能量能夠前行？

曾經堅實的意識形態堡壘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回顧1979年至今，伊朗如何打造政治與宣傳的意識形態堡壘。

早在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時代、革命成功之初，伊朗就成立文化與伊斯蘭指導部，負責審查印刷品、文化活動、戲劇、電影、音樂；1983年，經學院與高校合作辦公室成立，高校的伊斯蘭化改革開展，宗教課程占比因此大幅上升；1984年，霍梅尼更下令成立文化革命最高委員會，負責規劃文化與教育的政策法規，確保革命敘事的鑲嵌與延續。

而這樣的路線不是沒有現實條件激勵，例如熱心宗教的知識份子可由巴斯基推薦升學或就業，並獲得津貼；思想上不符要求者，則會被列為不同層級的關注對象並受懲戒。

到了1989年哈梅內伊接班最高領袖後，教士集團更是發展出平行政治的教權系統，更進一步滲入公民的宗教生活，包括資質認可、宗教教育、管理寺產、課稅捐贈、宣教佈道、朝聖朝覲、宗教司法、宗教儀式。同時，哈梅內伊與革命衛隊的關係也持續深化，確保了教士對於國家的實質影響。

而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伊朗進一步深化在各場域的宣傳管道。

首先是構建龐大的媒體宣傳體系。2016年，伊朗政府推出新媒體「今日波斯」（Pars Today），可同時用27種語言發佈新聞。此外，由文化與伊斯蘭指導部、領袖辦公室、革命衛隊等力量控制的媒體網路，如伊通社、伊斯蘭學生通訊社、邁赫爾、法爾斯、塔斯尼姆等，也同步主導伊朗的社會資訊管道，持續生產並強化符合主流敘事。

再來，伊朗政府也積極推廣所謂「革命文化」，其實也就是在說教色彩過重的傳統媒體外，借助音樂會、遊行、藝術節等形式吸引公眾。

而毫無疑問，革命衛隊正是這塊領域的關鍵要角。一方面，革命衛隊與巴斯基在伊朗開展廣泛動員，並在藝術、影視、宗教等領域建立吸納青年的基層組織，包括每年定期舉辦紀念兩伊戰爭的「光明行者」活動、安排中學生瞻仰戰爭遺跡、在伊朗街頭噴塗反美塗鴉與標語、籌辦國際電影節、推廣具有反西方色彩的文化作品、舉辦愛國主題音樂會等。

另一方面，革命衛隊也在最高領袖授意下積極涉足文化產業，例如在2016年成立社會文化指揮部，並且協調多家基金會，下設多個專業藝術機構，參與製作影視、歌曲、戲劇、動漫、遊戲及軟體等文化產品。

可以這麼說，伊朗神權政府之所以能在近年動盪後、包括這次戰爭的第一時間倖存，並且反覆動員出親政府遊行，長期的宣傳體系、「革命文化」培育功確實不可沒。但即便如此，伊朗的革命敘事也還是在近年愈發飄搖，並且逐漸千瘡百孔。

一來，伊朗雖然投入大量資源用於宣傳，卻逐漸不敵伊朗國際（Iran International）、明日之聲（Radio Farda）等境外媒體的競爭，正如伊朗官方拍攝的電視劇，也早就不敵Netflix等串流平台。以2023年夏季數據為例，伊朗官方播出的電視劇單集平均收視僅7萬人次，一些知名宗教欄目的收視也持續下滑。

二來，伊朗官方雖然實施資訊管控，並在這個背景下力推本土文化產品、持續發揚「革命文化」，伊朗卻還是有大量民眾通過翻牆接觸境外資訊，並在海外流行文化吸引下，對於「革命文化」缺乏情感。

經濟問題正在掏空革命

更糟糕的是，伊朗近年經濟同樣每況愈下。而這背後是一連串政治力道碰撞的複雜困境。

首先，革命衛隊和宗教基金會持續借「私有化」浪潮收購國有資產，前者尤其因為龐大的腐敗網絡、裙帶關係，強烈抵制政府推動的經濟改革措施，導致問題的積重難返。據統計，軍事—基金會複合體總共控制伊朗經濟總量的70%，民營企業因此脆弱不堪。

再來，伊朗的政府收入極度仰賴石油出口，但受制裁影響，伊朗的能源出口往往不得不低價傾銷，甚至渠道也逐漸收窄，能源收入因此越來越難支撐政府補貼支出，通脹也在財務政策寅吃卯糧下持續飆升。

而這基本就是伊朗當前政治宣傳、「革命文化」的最主要威脅。尤其2024年生活補貼暫停發放以來，因為財政狀況的青黃不接加上戰火沖天，只能將補發日期不斷延後；2025年「十二日戰爭」後，伊朗議會更是通過法案要求全額撥付並追加2025年到2026年國防預算，這就導致社會福利的補發更加遙遙無期。

與此同時，戰爭與持續收緊的制裁也將伊朗的通脹推到近十年高點。2025年年底，由於經濟失序、通脹高企，伊朗爆發2022年以來的規模最大社會動盪，從德黑蘭到全國20餘座城市，抗議浪潮迅速蔓延，原本的經濟口號也因此轉為「推翻政府」。

而在佔據街頭的人群中，年輕一代的身影尤其明顯，這背後當然是伊朗青年對於政府敘事的普遍疏離。從兩伊戰爭後的人口結構來看，戰後約有48%伊朗人年齡介於25歲到54歲間，也就是近半國民其實對於革命缺乏記憶。而儘管這代伊朗青年在反美反以的教育中成長，其實際成長環境卻是貫穿伊朗與西方接觸的起伏流轉，基本上西方影視、商品和流行文化，與政府對於經濟發展的許諾，共同構成了這代伊朗青年的成長記憶。可想而知，在強硬派主政的歲月下，伊朗青年對於政權的認同感也愈發支離破碎，並且逐漸成為走上街頭的主力。

整體來看，不論是此前幾場大型示威，又或是當前戰爭的危急時空，伊朗的革命敘事都有一定市場，還未走到崩潰邊緣。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套敘事無疑正在遭受結構性侵蝕，正如伊朗政權即便總是潰而不崩，卻始終在逼近危險臨界點。

因此，即便伊朗或許能夠撐過戰爭、消耗美國與以色列的軍事進逼，卻也不是就此保證了政權的永遠倖存。根源在於，宣傳與「革命文化」很難建立在千瘡百孔的經濟上，因此1979年以降的革命路線如何前行，很大程度取決於伊朗的統治精英能否推動實質的內部改革，以及如何與西方談判解禁部分制裁。而這其實也就預示了，反美反以路線在財政危機的當下，其實始終有其極限，而不是隨著導彈狂飛毫無上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