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別「文攻武嚇」陣痛感?北京對台「未統先治」正由虛轉實

撰文:陳鄭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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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到北京對台施壓,台灣社會最直觀的聯想仍是軍機繞台、軍機艦越過海峽中線,或突發的周邊軍演,因為這些動作簡單到「肉眼可見」,輔以外媒多愛就台海戰爭時間表搧風點火,成就了台灣觀察北京促統的固定節奏。但如果把視線稍微從台海前線移開,近年北京真正持續推進的,不是物理上的下一場軍演,而是一套逐漸成形的法律與制度規範。

從早年的《反分裂國家法》,到近年的《國家安全法》、《反外國制裁法》制定,到懲治台獨頑固分子文件,再到最新修訂的《國防動員法》,這些法律各有其出台背景,並非每一部都是為台灣量身訂造。然而,若把這些立法動作放在一起觀察,便能看到一條日益清楚的脈絡:北京正在把原本屬於兩岸政治爭議的問題,一步步轉譯為中國的內部法律及行政可以處理並回應的問題。

這個變化比起過去「相對單純的文攻武嚇」更值得注意,因為法律條文一旦建立,行政、司法部門和執法單位便有了長期運作的依據,一如北京長年言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如今則越來越多傾向處理下一個問題,既然都說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那麼中國的法律、行政及執法權力,應當如何提前作用於台灣問題?大抵而言,即是就「未統先治」的概念進行擴大與延伸。(延伸閱讀:從「不統而統」到「未統而治」:北京開始動態理解統一)

中國社科院台研所所長朱衛東六月提出,力爭形成「不統而統」的兩岸關係新概念,受到關注。(資料照片,大陸全國台聯台胞之家網)

所謂的未統先治,或許可以初步理解為兩岸現狀下北京主動先行的一個階段作為。現況下的台灣依舊存有自己的政府、軍隊、司法與出入境制度,北京制定的若干法律當然無法在台灣落地,但北京正試圖把未來可能需要經由政治談判甚至戰爭才能取得的權力,拆成不同部分,透過法律、執法、外交和經濟工具提前行使。

2005年出台的《反分裂國家法》,係北京首先提出在特定情況下採取「非和平方式」預留法源,隨後在民進黨政府「獨性」主政下,針對「台獨」的刑事司法文件,則順勢把追究範圍延伸至台灣政治人物與一般民眾。去年3月公布並實施的《反外國制裁法》,進一步處理的是當有外部力量介入及制裁問題,爾今新版《國防動員法》則預先回答,一旦台海危機演變為長期衝突,中國大陸如何將軍隊以外的工廠、交通、能源、金融等接入戰爭。(延伸閱讀:台海若進入持久戰 新版《國防動員法》準備了什麼?)

當然,單看上述單一法律都不能證明北京即將攻台,但一路看下來,從政治上界定台獨、追究刑事責任,到反制外國介入、到未雨綢繆準備支撐持久戰,北京顯然正把台海可能出現的不同局面一件件寫進自己的法律應急。

在法律之外,中國大陸海警執法的動作頻頻也難以忽視,廈金海域在2024年發生快艇翻覆事件後,中國海警便逐步增加常態化執法巡查,幾年下來,已然實質削弱了台灣單方面設定禁限水域的權力,把原本由兩岸默契維持的灰色空間,任由中國海警進出自由。(延伸閱讀:日菲劃界、中國巡航:台灣東部海域成為新常態灰色戰場)

2025年12月29日,中國海警發佈「環台島執法巡查示意圖」。(中國海警)

類似邏輯在台灣周邊海域也正在發生效果,如果說海警巡航是宣稱北京有權出現,那麼常態性的軍機繞台,便是在提醒台灣輿論,解放軍有能力抵達,兩者相輔相成,等同將管轄權競爭與威攝效果一併輸出,構成台灣不得不接受的一種現狀。

兩岸之外,這同一套邏輯也在國際上出現了利於北京的新突破,近月以來,台灣旅客持台灣護照在部分非洲國家遭拒絕入境、被要求出示中國護照,或者無法辦理簽證,這些事件未必全由北京直接下令,有些也涉及當地官僚對「一個中國」政策的輸誠執行,但結果相當一致,即原本停留在建交公報裡的政治表述,已經轉化為航空、移民、簽證等具體行政規則,對一般台灣人而言,這是「一中原則」真正由虛轉實、出現體感的時刻。(延伸閱讀:非洲多國接連拒台灣護照 北京對台擠壓走向實質化)

2024年,習近平宣佈中國同所有非洲建交國的雙邊關係提升到戰略關係層面。(新華社)

另一方面,北京對台並非只有壓縮,也有吸納,擴大兩岸民間各項交流、廈金通水、通電等措施,則是北京用制度吸納的軟的一面。這類政策通常被包裝成便利與優惠,且對個別台商、台生及台青而言,確實有帶來實際利益的機會。當台灣人的就業、投資、住房、教育及社會福利逐步對接內地制度,等同北京同時在重新界定兩岸關係,明示台灣人不是需要透過如馬英九政府時代那般,需要透過兩岸協議處理的「境外對象」,而是尚待完全納入治理的「自己人」。

這正是制度吸納最有力量之處,台灣民眾不必要在政治上去認同統一、不用急著改變國籍認同,只要順自己心意,接受北京對台制度提供的便利即可,久而久之,兩岸融合早已發生,政治統一不過是對既成現實的最後一道確認。(延伸閱讀:解構兩岸民間交流.一|對台工作告別一日秀 進入帶狀播出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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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台灣輿論長年爭論北京究竟準備「和統」還是「武統」,可能根本就問錯了問題,對北京而言,和統與武統從來不是非此即彼的兩條道路,而是塑造統一大勢時可以交替使用的工具,如今以軍事壓力去抬高台灣拒絕統一的代價,用法律建立行動依據,海警與行政機關負責製造新的常態,經濟與社會政策則負責把台灣人逐步吸納進中國體系,這是一套全方面的制度設計,老實說作為受方的台灣根本無法抵擋。

是以,綜觀北京目前所做的,與其說是在和統與武統之間作出最後選擇,不如說是在盡可能縮小未來選擇的成本,即使這些手段無法直接帶來統一,至少也能改變外界理解台灣的方式,並逐步增加台灣維持現狀的成本,爾當外界終於看見結果時,新的制度事實早已經存在一段時間,這才是「未統先治」最讓台灣感到棘手的地方:其未必能讓北京真正治理台灣,卻能在兩岸尚未統一以前,先讓越來越多國家、企業和個人按照北京設定的規則處理台灣、回應北京。悲觀來說,對台灣而言,這場較量沒有一枚導彈,既無聲宣告,也不像過去「文攻武嚇」帶有的期間限定「陣痛感」,而是早已不間斷地走出好幾哩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