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年以來，科威特都是名符其實的「海灣和平鴿」，不只對內服膺沙特領導、調停曾經的卡塔爾外交危機，對外同樣不介入區域衝突、不過度進行海外布局。但如今愈發升級的伊朗危機，卻已然逼出科威特的生存焦慮。

6月3日，在美伊一度戰火復燃的背景下，伊朗襲擊科威特國際機場，隨後又持續打擊美軍事設施和海水淡化廠，以及各式民生基礎設施。截至7月16日，科威特已承受戰爭爆發以來的1,414次攻擊，包括1,002架無人機、387枚彈道導彈和25枚巡航導彈，成為繼阿聯酋之後遭受伊朗攻擊第二多的海灣國家，這就迫使科威特必須自主防衛。

早在6月8日，美國國務院就批准一項價值19.8億美元的對科軍售計劃，包括反無人機系統，例如安杜里爾公司的「走鵑-M」和「鐵砧」攔截無人機、電子戰系統、監視塔以及指揮控制軟體。7月15日，美國再對科威特批准價值4.84億美元的軍售，內容包括C-17運輸機及相關保障設備。

更重要的是，科威特也跟隨沙特腳步，選擇擴大與巴基斯坦的防務關係。7月17日，科威特開始就擴大兩國防務關係、落實延伸2023年6月簽署的合作協議展開初步討論：原本協議涵蓋科巴武裝部隊的聯合軍事訓練、演習和交流；2026年7月後，科威特開始就框架是否可擴大至軍事人員、戰鬥機、無人機、防空系統以及可能的武器採購等領域進行諮詢；7月26日，科威特正式將2023年的框架協議納入國內法，並在官方公報《今日科威特》（Kuwait Alyawm）上發布法令予以正式確立，內容涵蓋培訓、後勤、情報共享和人員交流。

當然，這些領域與2023年協議的已涉及領域相同，也就是並未包含共同防禦條款，且當前談判最終又能否達成正式的國防條約，還是僅僅擴大軍事合作範圍，目前也依然不明朗。但即便如此，科威特對於巴基斯坦的種種探詢，已經暴露海灣國家面對區域安全問題的態度轉變。

此外，沙特同樣在7月30日號召成立海上防禦聯盟，旨在保護中東主要水道的貿易航線和能源供應，創始成員就包括巴林、卡塔爾、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約旦、也門、孟加拉、奈及利亞、蘇丹、吉布地、索馬里，以及過去與世無爭的科威特。

顯然，曾經的「海灣和平鴿」，在安全威脅面前也不得不改頭換面。而導致科威特被迫「抓狂」的，其實正是本身面對伊朗的地緣與政治脆弱性，所以才有今日的種種自我武裝。

當脆弱小國承受重點打擊

曾經，美軍基地的存在、對防空和導彈防禦系統的大量投資、整體傾向和緩的外交政策，是外界認為科威特之所以安全的三大支柱。而伊朗戰爭的爆發，卻是以另一種方式揭露科威特的脆弱。

首先是地緣因素。與擁有廣闊領土縱深的沙特、能將關鍵基礎設施分散領土各處的阿聯酋不同，科威特的國土面積異常緊湊，且極易受到攻擊：面積不到18,000平方公里，卻又將大部分人口、能源基礎設施、軍事設施、港口和政府機構集中在相對較小的區域內。

而與伊朗的地理鄰近，又進一步加劇了前述脆弱性。例如，科威特市距離伊朗領土不到100公里，威脅預警時間因此更加有限，多項區域安全評估報告都指出，在某些情況下，防禦者從發現威脅到採取行動，可能只有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尤其，7月戰火復燃以來，科威特又成為繼阿聯酋後、受攻擊次數第二多的海灣國家，當中約三分之二都是單向攻擊無人機。儘管多數攻擊都被成功攔截，但這種龐大數量本身，其實就凸顯科威特高度集中的關鍵基礎設施，相當容易成為敵方瞄準對象。

此外，這些數字也暴露戰爭已經進入科威特領土的現實。6月3日，伊朗導彈和無人機襲擊了科威特國際機場，造成1人死亡、63人受傷，這是數十年來在科威特境內發生的最嚴重攻擊之一，也挑戰了長期以來的各方假設，那就是美軍存在會自動保護科威特免受攻擊。但這場戰爭證明，儘管科威特駐紮著約13,000名美軍、且是華盛頓在中東的主要後勤樞紐之一，卻也沒有因此確保安全，反而格外蒙受池魚之殃。說得更直接，科威特在美國區域安全體系的角色，既增強了軍事威懾力，卻也同時推升作為伊朗報復目標的機率。

再來，科威特與巴林面對伊朗，還存在其他海灣國家相對缺乏的衝突背景：教派分歧，也就是兩國都擁有一定數量的什葉派人口，導致了戰爭衍生的政治波動，包括對於伊朗的輿論同情，以及「被伊朗干預內政」的擔憂。例如2026年4月，科威特國家安全局就以資助恐怖主義、參與恐怖活動為由，逮捕了24名科威特人，當中還包括前議員、什葉派政治團體「全國伊斯蘭行動聯盟」的領導人。

如果衝突持續升溫，可能會加速海灣政治的宗派化，也就是同情伊朗的聲音始終難消；但與之對立的，是認為伊朗可能藉海灣什葉社群建立「第五縱隊」的擔憂湧動。

類似的輿論衝突，還有對科威特以色列政策的質疑。關鍵在於，科威特長期都是最疏離以色列的海灣國家，不僅反對特朗普（Donald Trump）曾經的「世紀協議」，也始終不參與《亞伯拉罕協議》談判，不像阿聯酋、巴林已經帶頭加入，以及沙特其實只差臨門一腳。可是正因如此，7月以來的伊朗重點打擊，反而激發科威特輿論的大量不滿，認為伊朗報復不只沒有考慮當地民眾是否支持巴勒斯坦事業，還讓科威特數十年來始終信守的反以色列政策，淪為毫無意義的戰略徒勞。結果，一心想要孤立以色列的科威特，最後似乎只孤立了自身。

而這些輿論的反覆逼近，其實連結了光譜另一端的新結論：科威特必須正視現實，尋求融入正在形成的、連接《亞伯拉罕協議》締約國和以色列的區域防務合作體系，通過整合自身防衛能力、共享關鍵情報、參與統一的區域防禦體系，從高度脆弱的目標轉變為具有韌性的安全合作夥伴。

顯然，以上種種都會推動科威特思索新的生存方式。

安全集體化的呼聲

而這就會連動戰爭爆發後，沙特、阿聯酋這海灣兩大親美國家的安全路線變化。

其中，沙特更傾向建立區域性的國家集團、地緣板塊的多國協調，例如與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共組的「四國集團」，並且排除阿聯酋參與。這背後邏輯其實也就像在產業轉型進程中，持續大刀闊斧、鞏固中心領導地位，如今沙特更已直接與美國協調軍事行動，包括在7月上旬策動轟炸也門薩那機場，以及在近期打擊伊拉克的親伊朗民兵，大有進攻「抵抗軸心」板塊、建立新勢力範圍的跡象。

阿聯酋的做法，則是更加綁定美國以色列軸心，其實也就是實踐《亞伯拉罕協議》的戰略邏輯，以及深化阿聯酋與以色列在技術、安全和經濟領域建立的特殊關係網絡，持續打造自身影響力。

而從科威特的當前做法來看，與以色列的關係正常化似乎仍在議程外，但安全集體化的趨勢已是顯而易見。簡單來說，科威特並沒有臨摹阿聯酋的路線，而是選擇加入沙特打造的陣營板塊，包括海上防禦聯盟、嘗試強化與巴基斯坦的防務合作。這背後既反映印巴等南亞國家與海灣的軍事合作背景，也凸顯被復燃戰火催發的集體安全意識。

觀察7月上旬以來的局勢升級，伊朗明顯聚焦科威特、巴林兩個小國。這背後考量其實就來自兩國的過去「保護傘」：既缺乏沙特的經濟實力、阿聯酋的全球知名度，也沒有卡塔爾所擁有的外交影響力和管道。這種「小國」身分，雖讓科威特與巴林免於承受4月停火前的第一波大規模攻勢，卻在7月招來第二波攻勢，關鍵在於，伊朗在不希望停火全面破裂的背景下，既需要製造破壞、卻又不能過度，於是選擇了狙擊科巴兩國，為的就是讓襲擊本身具有戰略訊號意義，卻又不足以觸發美國與其他海灣強國的壓倒性報復。

不過這種「柿子挑軟的捏」，其實同樣會觸發前述的輿論效果，也就是科威特對伊朗的極度失望，以及對自身政策的深刻質疑。觀察巴林與科威特，其實兩國正好分屬海灣國家政治光譜的兩端：巴林始終對伊朗抱持強硬立場，不只在2020年加入了《亞伯拉罕協議》，更是戰前唯一一個沒有在德黑蘭設立大使館的海灣國家；科威特則截然相反，不只優先考慮與伊朗接觸、尋求務實發展與伊朗的政經關係，也已通過法律，將與以色列的任何間接接觸都定為犯罪。

2023年12月，巴林是唯一公開加入「繁榮衛士行動」（Operation Prosperity Guardian）的阿拉伯國家，也就是參與西方主導的、打擊紅海胡塞武裝的軍事行動；相較之下，科威特採取了更為謹慎的姿態，甚至在今年5月特朗普政府啟動旨在打通霍爾木茲海峽的未遂「自由計畫」（Project Freedom）後，暫時關閉了領空。

可是7月戰火的復燃證明，國家立場無法成為導彈、無人機的防護罩。與伊朗建立廣泛聯繫並採取反以色列立場並非萬能之策，對德黑蘭採取更具對抗性的立場並加入《亞伯拉罕協議》也同樣如此。但如果單獨實施這兩種策略，又會受到同樣的結構限制：海灣國家因為地理位置太過接近，即便是一國家門口的有限衝突，只要時間一長，也必然成為六國的共同隱患。

因此，對海灣各國來說，最佳解決方案恐怕就是集體行動，尤其是對巴林、科威特、卡塔爾等小國而言，即便這意味各國或許要在宏觀戰略、各國自主權上有所妥協，這或許就解釋了為何前述三國都加入沙特帶頭的海上防禦聯盟，但與沙特存在「瑜亮情節」的阿聯酋就敬謝不敏。

當然，面對海灣各國的安全集體化趨勢，伊朗還是有「分而治之」的操作空間，也就是只要選擇性地攻擊較弱小國、而不引發集體且決定性的政治或軍事回應，就有可能促成各別國家「轉攻為守」、希望斡旋促談，最終還是導致所有海灣國家都回到不願大戰的脆弱狀態。

顯然，這也是當前科威特「有所為、有所不為」的另類側寫：即便希望推進安全集體化，卻還是靠向更加強調板塊擴張的沙特，而非選擇阿聯酋的綁定美以軸心路線；即便有意升級與巴基斯坦的防務合作，如今卻依然沒有超過2023年的既有內容。可以這麼說，「和平鴿」的面貌或許會因戰火而模糊，卻至今沒有從科威特的外交底色徹底淡去。相較於沙特、阿聯酋的「積極有為」，戰爭下的科威特雖然也被迫自我武裝，卻還是保有海灣小國的政治底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