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月伊朗戰爭爆發起，牽引局面的就不只美伊雙方博弈、以色列的濃烈戰意，還有海灣各國的立場游移，尤其是格外「反覆無常」的沙特。

2月28日美國以色列發動攻擊前夕，沙特表面勸阻美國不要開戰、同時信誓旦旦絕不做美國進攻跳板，結果戰爭爆發後隨即被媒體揭露：沙特私下斡旋立場其實與以色列相同，力促美國對伊開戰，因為現在正是伊朗最脆弱的時刻。

隨後伊朗政權為求生存，開始瞄準海灣進行報復、同時封鎖海峽，沙特的「兩面手法」也是持續變化：最一開始，沙特與阿聯酋、科威特、卡塔爾、巴林、阿曼的立場類似，譴責伊朗攻擊，但不反擊報復；可是進入4月、美伊達成臨時停火前夕，沙特據報已與阿聯酋秘密參與對伊空襲，但與此同時，沙特又與埃及、巴基斯坦、土耳其組成了「四國集團」，持續進行戰爭斡旋，最終間接促成6月的諒解備忘錄。

接著就是7月上旬，美伊圍繞海峽再交火，沙特同樣一面呼籲外交解決，一面在7月13日策動也門政府軍轟炸薩那機場，結果引發胡塞憤而在20日宣布對沙特進行「海上封鎖」，雙方隨後展開一系列交火：沙特與聯軍空襲胡塞多處設施，後者則先後襲擊沙特油輪與煉油廠。

可以這麼說，沙特作法挑戰了各種既定假設與分析：第一，海灣國家出於「懷璧其罪」的顧忌，不會樂見美伊衝突升溫；第二，由於美國貿然興戰影響海灣安全與經濟，各國將會疏遠與華盛頓的關係。顯然，沙特衝擊了前述敘事的框限，證明即便承受美伊交火的代價，海灣國家依然會有樂見衝突、甚至主動挑起衝突的力量，也依然會與美國進行軍事協調，甚至沙特還與美國簽署歷史性的核協議，即便特朗普（Donald Trump）隨後發言削減了協議份量，但沙特希望「綁定」美國的姿態顯而易見。

而這種在鷹派、鴿派間反覆切換的「反覆無常」，其實也部分反映在沙特的戰後民調上。根據學者羅伯特·庫比內克（Robert Kubinec）、亞歷克西斯·蒙坦博-特魯德爾（Alexis Montambault-Trudelle）在7月公布的沙特民意調查，當被問及沙特是否應該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關係時，調查中約有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表示「同意」或「非常同意」。但針對是否應該對伊朗進行軍事升級，約有49%的受訪者表示支持、51%的受訪者反對，且只有15%的受訪者強烈支持軍事行動，也只有16%的受訪者強烈反對。顯然，多數受訪者的戰爭立場還是處於模糊的中間地帶，也就是相雖然信美沙同盟的必要性，卻不認為必須無條件支持美國打擊伊朗、甚至下場參戰。

可以這麼說，民調或許解釋了沙特「反覆無常」的背後邏輯：既要維持與美同盟帶來的可信威懾、向德黑蘭持續發出嚇阻訊號，也要盡可能降低戰爭對國家造成的經濟損失與發展成本。說得更直接，沙特的公開斡旋與暗中背刺，為的就是既滿足外部安全目標，卻也同時避免承擔局勢升級的代價。而這當然反映沙特的經濟隱憂與安全結盟處境。

戰火不止衝擊產業轉型

首先是受到戰爭衝擊的產業轉型進程。

如果只觀察帳面數字，沙特的緊急應變也算迅速。2月戰爭爆發後，沙特的第一季財政赤字完全通過發行債券來彌補，並未動用1,07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符合在保持緩衝的同時維持反週期支出的中期戰略。而截至第一季末，沙特的公共債務總額達到了1.67萬億沙特里亞爾（約4,450億美元），債務整體佔GDP的比重約33%，以國際標準衡量仍然較低，還算擁有不少的財政空間。

可是如果觀察發展軌跡，一個趨勢也就清晰可見：如果霍爾木茲海峽繼續處於關閉狀態，第二季與後續的財政狀況將會顯著惡化。

證據之一就是標誌性大型專案的重新調整。2026年4月中旬，沙特的公共投資基金（PIF）公佈2026年到2030年的發展戰略，將超級項目重組為六大生態系統支柱，特別剝離了大型新區域NEOM，並暗示新城計畫「The Line」無法在2030年前竣工。2026年3月，對The Line項目和位於NEOM的沙特首座高山滑雪度假村——特羅耶納滑雪場至關重要的隧道工程大型合約被徹底取消，原定在特羅耶納舉行的2029年亞洲冬季運動會也被無限期推遲。與此同時，可自由支配的外部投資也受到了影響：2026年4月30日，PIF確認將在2026年賽季結束後終止對LIV Golf的資助。

而以上種種，其實暴露一個底層邏輯：面對財政緊縮，沙特已經被迫要在政治穩定與產業轉型間抉擇。根據2025年第二季度數據，沙特公共部門員工的薪資約佔政府總支出的41.8%，是最大支出類別，遠超過商品和服務支出或資本支出。如果沙特選擇削減這筆支出，就形同衝擊「石油財富再分配給公民」的重要機制，可能導致社會與政治的後續波瀾；相較之下，選擇縮減大型專案支出，成本則主要會由承包商、外國顧問、產業轉型進程共同承擔。雖然也是肉痛，卻至少沒有立即危險。

而導致財政緊縮的關鍵，當然就是戰爭引發的海峽不通。眾所周知，當前紅海已經成為霍爾木茲海峽的主要替代通道，而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的東西輸油管能以每日約700萬桶的最大輸送能力運行，所以能將原油從東部省份的油田輸送至紅海沿岸的延布碼頭。這種改道一度導致沙特阿美的2025年第一季利潤較去年同期成長25%，算是戰爭陰霾下的少數好消息。

可是紅海與霍爾木茲海峽終究不是同一個通道。在沙特阿美接近每日1,100萬至1,200萬桶的正常產量中，中國、印度、日本、韓國等亞洲國家構成了沙特原油出口的四分之三以上的市場。因此繞行阿拉伯半島的更長航程，勢必會增加能源出口的成本和時間。

更重要的是，紅海航線是否對沙特暢通，又取決於也門的胡塞武裝是否願意不攻擊途經曼德海峽的沙特船舶。當然，在7月20日宣布封鎖沙特港口前，胡塞對伊朗戰爭的參與其實相當有限，僅是零星對以色列發射幾枚導彈，而沒有真正封鎖曼德海峽。但沙特7月13日的策動轟炸，明顯導致20日開始的紅海局勢升溫，雖說胡塞並沒有針對全球封鎖曼德海峽、而是只針對沙特船舶進行干擾，卻已足夠危機沙特生命線。

以上種種，其實體現沙特面對危機的脆弱性與參戰限制：只要衝突時程拉長、海峽被封，沙特的財政狀況就必然不操之在己，產業轉型進程也將隨之受阻；而胡塞圍繞紅海的潛在威脅，又會對沙特的戰爭參與構成結構性制約，導致沙特無法太過公開參與戰爭。

這就解釋了，為何面向伊朗戰爭，沙特還是更多採取斡旋降溫的公開立場，而非充當「海灣的以色列」、直接站到伊朗的對立面，與美國進行公開的軍事圍剿。

美國的安全保障是否能被取代？

可是這種「不公開」，又不能等同於「不作為」。因為事實證明，沙特其實在衝突期間反覆「見機行事」，包括遊說美國對伊開戰、主動策畫轟炸也門。歸根結柢，沙特就是不能不利用機會削弱伊朗，這背後或許就與當初說服美國開戰的考量一脈相承。

首先，回顧2026年初，伊朗「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的兩大板塊明顯因為加沙戰爭受創：作為「抵抗軸心」最重要樞紐的黎巴嫩真主黨被大量斬首高層，還陷入與以色列的無盡地面戰，黎巴嫩政府更是同步施壓要求真主黨解除武裝；作為「抵抗軸心」關鍵孔道的敘利亞則在2024年直接變天，從原本附庸俄羅斯、伊朗的阿薩德（Bashar al-Assad）統治直接變成親美、親西方政權，以上種種或許都讓沙特認為，此時正是美國對伊朗採取更果斷行動的良機，而且能夠重塑未來一代人的地區格局。

再來，作為海灣強權、中東有力強國，沙特或許也看到了填補伊朗在敘利亞和黎巴嫩真空的機會，且戰爭導致伊朗愈衰弱，後者也就愈無法阻止沙特擴張。而後續發展也證明了這一點：沙特外交和資本已經開始在敘利亞、黎巴嫩發揮作用，甚至也將參與戰後加沙的治理。而這一切毫無疑問，都是通過加入美國主導的中東秩序體系才能實現。

這就會連動戰爭爆發以來，海灣國家普遍面臨的關鍵問題：與美國的安全夥伴關係是否可靠。而從沙特的整體行為來看，即便美國的貿然興戰為海灣帶來集體成本，這段關係都無可取代。

確實，伊朗的無人機和彈道導彈經常突破美國主導的防空體系，「愛國者」導彈攔截器的庫存也岌岌可危，但沙特還是不會放棄這段夥伴關係，原因除了前述的地緣擴張利益，還有另一個顯而易見的背景：目前尚無其他可行的替代保護力量。因此這場戰爭的直接結果，其實是加速了沙特安全夥伴關係的多元化進程，而非取代了與華盛頓的關係。

首先就是與巴基斯坦的合作。2026年4月11日，沙特國防部宣布巴基斯坦軍隊抵達達蘭的阿卜杜勒阿齊茲國王空軍基地，這是沙巴兩國於2025年9月簽署《戰略共同防禦協議》後的首次正式啟動。據報，此次部署的巴基斯坦軍隊人數高達13,000人，並且配備巴基斯坦空軍的戰鬥機和支援飛機，是自1991年海灣戰爭以來巴基斯坦向沙特增派的最大規模軍事力量。

此外，烏克蘭也已成為沙特的技術防務合作夥伴。2026年3月27日，兩國簽署了為期10年的國防合作協議，該協議明確利用了烏克蘭在對抗伊朗開發的「沙赫德-136」無人機方面的專業知識。據報，烏克蘭已向沙特、卡塔爾、阿聯酋派遣了200多名反無人機專家。

再來，根據2021年與沙特簽署的雙邊協議，希臘軍隊同樣駐紮在沙特，負責保護沙特阿美公司的基礎設施免受胡塞武裝攻擊。因此在伊朗戰爭期間，希臘軍隊同樣投入作戰行動。2026年3月19日，部署在延布的希臘「愛國者」防禦系統就攔截兩枚瞄準沙特阿美煉油廠的伊朗彈道導彈，這是自希臘軍隊在沙特執行任務以來的首次公開作戰行動。

只不過如前所述，這些安排都只能發揮部分作用，沒有一項能夠取代美國的安全保護傘，因為沙特需要的航空母艦打擊群和防空能力，都只有美國安全保護傘能夠提供。此外，伊朗持續的導彈與無人機攻擊，也會導致沙特更加迫切需要先進防空系統、情報共享以及與美軍的准入、基地和飛越安排。因此即便海灣各國、包括沙特的當前成本始於美國貿然興戰，但從現實弔詭地來看，伊朗對沙特的每一次攻擊，無疑會催發新的作戰需求，導致利雅德更加靠近華盛頓的作戰架構。

當然，多元化部署的進程仍有其意義，那就是緩衝美國的安全保護傘漏洞：即使美國提供最昂貴的系統，也無法完全保護沙特免受導彈和無人機襲擊。只是如前所述，這依舊取代不了美沙之間行之有年的軍事合作。

但這同樣會對沙特的前景構成挑戰：在綁定美國的背景下，美國的行動必然牽引戰爭終局走向，而就會反覆扯動沙特的經濟發展隱憂。

如果美國選擇無視停火協議、打擊伊朗，或者繼續推進政權更迭，那麼沙特無疑將面臨伊朗新一輪報復，財政問題也會受海峽動態牽引，屆時第二季赤字可能大幅超過第一季的335億美元，而「2030 願景」計畫的累積延期可能會達到新臨界點，最終沙特圍繞經濟轉型的戰略敘事可能喪失投資與政治上的說服力。

反之，如果華盛頓選擇透過和解結束戰爭，沙特的經濟前景將得以恢復，但有鑑於霍爾木茲海峽已被封鎖過一次，任何投資者必然都會將「下一次封鎖」的風險計入對該地區的每項長期投資決策中。換句話說，未來的霍爾木茲海峽與其說是「咽喉點」（chokepoint）、不如說是「永恆的風險」（persistent risk），即使海峽能夠恢復到2026年1月之前的狀態，海灣地區作為全球資本和旅遊安全港灣的形象，也恐怕無法再度形塑。

而這兩種結果對沙特領導層來說都不盡人意，卻也並非其能夠左右。這或許是就有形的安全夥伴關係外，沙特最大的國家發展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