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出席完吉爾吉斯的上合峰會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已在9月1日抵達埃及，開展對埃國事訪問。

而也就在同日，習近平在埃及的《金字塔報》、《消息報》、《共和國報》發表了題為〈風雨同舟七十載，踔厲奮發新征程〉的署名文章，表示這是自己擔任中國國家主席以來，第二次到訪埃及，而10年前首訪時自己與塞西（Abdel Fattah el-Sisi）共同揭牌的中埃蘇伊士經貿合作區，如今正為當地帶來大量投資和就業，助推了埃及的現代化進程。

此外習近平也在文章中提到，埃及是中國在阿拉伯世界和非洲的重要貿易和投資夥伴，也是最早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國家之一。中埃兩國都處在發展振興的關鍵階段，中國「十五五」開局良好，願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推進中埃命運共同體建設，攜手實現現代化。而這同樣反映在習近平這次出訪的一系列成果上。

首先，兩國元首共同見證簽署共建「一帶一路」、人工智慧、經貿、產供鏈合作等領域多項合作文件；再來，雙方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國關於進一步深化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接著，兩國元首一致同意在繼續保持高層交往等方面深化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塞西也接受邀請並允諾在方便時訪華。

顯然，以經貿為基礎、發展為經緯，中埃關係走過60年代革命外交後，已在近年迎來全新面貌，並將持續探索新方向。

埃及國家資本主義3.0

而這些發展，並不只受中國推出「一帶一路」的拉力牽引，也來自埃及自身的政經脈絡需求。回顧2013年，隨著塞西政權帶領軍政府重新掌權，兩大因素共同塑造了埃及的對外戰略。

首先是埃及與美國的信任危機。2013年軍方推翻穆斯林兄弟會政權後，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便始終取態模糊，雖說為避免觸發美國法律中停止對埃援助的機制，美國並沒有正式認定軍方的行動構成「政變」，但最終還是暫停向埃及交付一系列關鍵武器系統。當然，這一發展也不只受政變觸發，而是牽動人權、民主化等美國援助附加條件，以及為維護以色列的「品質軍事優勢」（QME）政策而設定的武器銷售限制。而也正因如此，規避與美國夥伴關係的不確定性，就成為埃及外交政策的一大重點。

再來是埃及的政治經濟轉型需求。後革命動盪下的政治格局，伴隨著一系列複雜國內和區域危機，改變了政權的發展模式與合法性敘事，也就是塞西政府持續強調的「拯救埃及於崩潰邊緣」敘事，同時輔以國家高度干預的埃及經濟發展轉型願景：由政府大規模出資建設一系列國家級大型項目，埃及軍方則是主要執行機構。

例如蘇伊士運河擴建工程於2014年至2015年間完工，位於開羅以東的新行政首都（NAC）建設是該計畫的旗艦計畫。整項專案涵蓋了眾多領域，包括公共基礎設施、採礦業、製造業、房地產、城市發展、土地開墾、農業綜合企業。與此同時，埃及政府的論述也持續強調，項目的價值不僅在於驅動經濟成長，更重要的是奠定國家轉型。而這也正是塞西反覆提出建立「新共和國」，官方更是持續提及「埃及2030願景」的重要背景。

而這兩大因素的交互作用，就會牽引出埃及經濟發展的新模式：「埃及國家資本主義3.0」。

塞西掌權下，融合新自由主義改革、強大中央政府的資本主義模式興起，埃及也持續通過各種大型計劃來吸引外國投資、創造就業機會、應對日益嚴峻的人口壓力。而這種模式在埃及的一大特徵，就是軍方取代了傳統上主導公共投資項目的私營部門和國有民營企業。

這就凸顯了埃及經濟模式的轉變：從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時期的阿拉伯社會主義，作為「埃及國家資本主義1.0」；到薩達特（Anwar Sadat）、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強調私部門驅動成長，作為「埃及國家資本主義2.0」；再到如今的軍方主導規劃、管理和實施政府龐大的大型計畫，私部門則從屬的「埃及國家資本主義3.0」。

可以這麼說，美埃關係的不確定性、支撐埃及政權的軍事主導型國家資本主義的雙重交匯，驅動了埃及對外策略的重大調整。其中，華盛頓作為軍事夥伴的不持續可靠，以及由此可能對國防規劃產生的長期影響，都會凸顯對沖美埃關係波動風險的必要性。與此同時，鑲嵌在「國家資本主義3.0」下的大型計畫，又會促使埃及尋求能夠滿足戰略投資和資本需求的經濟夥伴關係。這些需求無法僅靠受制於埃及金融市場的國內私部門來滿足。況且，軍方持續擴大的經濟角色，同樣會對埃及的對外經濟關係提出特殊要求：埃及將優先考慮能夠適應相關法律和監管框架的夥伴關係，來支持軍方的深度參與。

「一帶一路」契合埃及發展需求

而顯然，過去10年的中埃關係發展，已證明「一帶一路」與埃及「國家資本主義3.0」模式的相互契合。

從中國的視角出發，埃及可以在兩個意義上作為「一帶一路」的關鍵合作夥伴。首先，在北京提出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中，蘇彝士運河正是連接印度洋、紅海、地中海的中國海上貿易的重要航道，而有鑑於中國近90%的國際貿易量和約60%的貿易額都要通過海運完成，埃及在全球海上貿易關鍵合作夥伴的地位也因此上升。

再來，「一帶一路」也意在擴大全球市場對中國產品和服務的需求，特別是通過引進技術專長和產品。而埃及龐大的GDP、青年人口以及各項貿易協定，正好可以做為進入非洲市場、取得重要資源的切入點。

正因如此，2016年12月，塞西與中國簽署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議後，中埃關係就在政經領域持續推進。

2017年至2022年間，中國對埃及的投資激增317%，儘管2022年中國對埃及的直接投資（9.56億美元）仍低於同期下降31%的美國對埃及直接投資（23億美元），卻毫無疑問是顯著增加。與此同時，埃及也在「一帶一路」倡議下擴大了與中國的合作，中國投資主要集中在埃及政府的大型計畫中，包括物流、工業園區和自由貿易區。

而蘇彝士運河就是當中代表。從數據來看，這條運河貢獻了埃及約5%的GDP和10%的GNP，毫無疑問是重要外匯來源，其現代化建設也因此成為埃及的國家優先事項；而對於運河的最大用戶中國而言，這條水道是通往歐盟的門戶，促進了近64%的中歐貿易，並提供了比陸路更經濟、更可靠的替代方案。

因此，從埃及於2015年啟動的蘇彝士運河經濟區（SCZone）開始，截至2024年埃及已吸引了超過30億美元的中國投資。當中包括位於蘇彝士經濟貿易合作區內的中埃科技開發區（TEDA）超過17億美元的投資，且開發區本身正是以中國的天津科技開發區為藍本，目前已經成為中埃產業合作的基石，促進了技術轉移、創造就業機會和出口導向製造業的發展。

此外，科技發展也是中國在埃及經濟議程的關鍵工具，尤其是光纖電纜與5G網路這兩項關鍵技術。從埃及本身的視角出發，中國科技公司在品質和成本方面頗具競爭優勢，因此中埃早在2024年就簽署協議，投資1,500萬美元建造一座光纖電纜工廠，年產300萬公里電纜，並將40%的產品出口到歐洲、中東和非洲。與該工廠配套建設的還有由紫光集團牽頭的3億美元技術投資基金，該基金將開發雲端服務、資料中心、電子晶片設計以及針對阿拉伯語產品的AI（人工智慧）應用。同年，華為被選中負責埃及5G網路的部署。

有趣的是，儘管華盛頓警告埃及不要採用中國的5G技術，但埃及與中國的技術合作仍在繼續。

不穩定的美國正為中國創造空間

而這就會回到埃及與美國關係的不確定性。整體來看，這種關係的持續波動，同樣會為中埃關係創造空間，如今更已超越「一帶一路」原有的製造業、市場屬性。

例如，由於前述的美埃軍事關係裂痕，埃及被迫要對國防規劃進行重新評估，最關鍵的，其實就是實現軍事採購多元化，減少對單一供應商的依賴。因此，在塞西政府上台後，埃及開始將大量軍售交易轉向法國、德國、俄羅斯，以及中國。這不僅是為了滿足關鍵的國防需求，也是為了規避對美國的過度依賴，並維護戰略自主性。

從數據來看，2013年至2023年間，埃及降低了對美國供應商的依賴，美國武器僅佔其國防進口的23%，但前十年這一比例高達75%。與此同時，埃及成為全球第三大俄羅斯武器進口國，軍購額成長超過44%，同時也是非洲最大的中國軍事裝備買家。

其中，無人機領域尤其關鍵。截至2018年，埃及約佔中國全球無人機銷售額的15.5%，是中國無人機的主要買家之一。這背後除了性價比外，當然也源自埃及自身需求：翼龍無人機能增強監視和作戰能力，尤其是在反恐行動方面，為開羅提供了經濟高效、部署迅速且相對先進的多用途系統。近期更有報道指出，雙方正朝著聯合生產無人機的方向發展。

除了無人機，北京也向埃及提供了各種導彈系統。甚至也有報道稱，埃及空軍已表示有意採購中國殲-10C（J-10C）多用途戰鬥機。當然，與華盛頓和其他西方國家相比，埃及與中國的國防合作仍然有限，但以上種種已經表明，埃及正在逐步調整自己的軍事採購組合，並希望利用中國技術來彌補此前美國軍事援助的限制。

而近期最引人注目的，無疑就是8月中到9月上旬的中埃「文明之鷹2026」（Eagles of Civilization exercise）聯合軍事演習。早在去年4月17至5月4日的首次中埃文明之鷹演習時，中方就派出殲-10C戰機、空警-500（KJ-500）預警機和運油-20（YU-20）加油機，是中國空軍首次派遣綜合編隊到非洲聯合訓練；到了2026年，這次更是中國派出殲-16（J-16）戰機與各型軍機赴埃及參與演習。對北京而言，前往埃及的近9小時航程表明中方能將戰機、加油機和支援飛機一起投送到數千公里外，並在抵達後做好作戰準備；對埃及而言，演習使其有機會接觸到另一重要軍事夥伴，推動更進一步的軍售乃至軍演規劃。

而這就會連動西方近年對於中國的巨大焦慮：伴隨「一帶一路」開展的全球港口經營，中國是否也正進行軍事布局？在埃及的案例上，其實就是西方分析反覆探討的：除了軍售，中埃的國防合作會否帶來更加廣泛的地緣政治影響？而這種討論的背景，當然也奠基在中國對於埃及港口的經營。

除了蘇彝士運河，中國企業的投資也已拓展至埃及的港口基礎設施，反映了中企在海上絲路關鍵節點的參與趨勢，包括中遠海運、和記港口等國有與私人企業都體現了相關參與。其中，僅和記港口一家，截至2022年8月，就已在埃及投資超過15億美元，其中包括亞歷山大港（處理埃及約60%的對外貿易）的運營以及阿布吉爾海軍基地的貨櫃碼頭。

當然，這些經營無關軍事部署，卻已經引來美國的注目。雖說對華盛頓來說，開羅與北京日益密切的關係，其實並未挑戰美埃夥伴關係的核心原則：埃及的地區政策導向（尤其是在對以色列問題上）必須親美，美國也必須支撐開羅作為地區穩定的軍事力量。但中埃關係近年的顯著發展，尤其是在科技和國防領域。還是會讓美國生出擔憂：即便埃及與中國沒有達成全面戰略聯盟，雙邊關係的持續發展還是可能影響美國與埃及的安全利益。

不過從另一個視角來看，中國對埃及的多元夥伴關係的處理，同樣考量到了美埃關係的固有限制，那就是北京其實並不尋求用「中埃關係」競爭「美埃關係」，而是希望建構一種獨特的夥伴關係，既維護自己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利益，也確保與阿拉伯重點國家的政治關係，從而鞏固北京在中東的地位。且有鑑於北京在中東區域安全方面的影響力有限，中東地緣政治的棘手問題既不會對中埃關係造成損害，也不會對雙方的利益造成不利影響。

因此展望未來，中美埃關係仍會在微妙中持續前行：埃及將持續依賴西方的財政支持、維持與華盛頓的戰略夥伴關係，同時力求從與中國的關係中獲取最大利益。三國互動或許就宛如搭建金字塔，既要大刀闊斧的意志，也講究平衡的計算與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