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5月特朗普（Donald Trump）訪華到9月習近平訪美，兩次「習特會」都圍繞經貿、AI、伊朗、台灣等議題延展。不過其中最引發關注的，無疑還是以「對台軍售」為縮影的台灣議題。

原本在2026年1月，美國宣布了價值14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計畫，但到5月「習特會」前夕，延遲風聲不脛而走，不僅中方強調「堅決反對美國對台軍售」，就連特朗普（Donald Trump）都在行前受訪時表示，「會與習近平主席討論這個問題」。

而正是這種與過往政府截然不同的表態，引發了輿論的萬千波瀾，包括「台灣換伊朗」的風聲、「用延遲軍售交換經貿進展」的推測，還有掏空「六項保證」連動「美國棄台」的相關討論。

當然，最終特朗普並未公開明言「推遲軍售」，但相關規劃確實遲至9月都沒有真正落地，如今更在習近平訪美前再成話題，包括許多美媒先後報道的：中方要求美方不得在「習特會」前批准對台軍售、中方可能在會中提及1982年簽署的《八一七公報》、中美可能再次嘗試「台灣換伊朗」。

而這種現象本身，無疑反映以「對台軍售」為縮影的台灣議題，其實普遍被外界視作習特會上的可操作槓桿，甚至可以說是最關鍵槓桿，能夠與伊朗戰爭、經貿議題、AI科技相互連動。而這背後原因，其實來自習特會對於中美雙方的不同意義。

中美如何定位習特會？

整體來看，兩次習特會當然存在共同議程，那就是中美領導人都希望穩定關係、協調互動、緩和緊張。不過如果從各自視角出發，習特會的不同議程其實互有權重。

首先是美國。在政治意義上，特朗普首先希望以盛大儀式展現美國形象，同時凸顯自己與習近平的私人關係，接著就會進入基於期中選舉考量的經濟議程，包括協調中國出口稀土與關鍵礦產，同時進一步擴大購買美國農產品，例如大豆、小麥、牛肉，再來就是波音等飛機訂單。

不過，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Scott Bessent）據報已在此前的一系列談判中，針對11月10日到期的貿易休戰進行規劃，也就是僅同意將休戰期再延長6個月，而非中方力主的「延長至特朗普任期結束」。這似乎反映美方有意在此創造籌碼，也就是利用中國或許希望延長休戰期的心理，進一步獲取更多談判利益。

至於伊朗議題，可以說是雜揉了地緣與經濟議程，也就是只要海峽僵局持續、戰火反覆復燃，就會不斷加劇區域風險、推高油價，更會同時衝擊特朗普支持率與共和黨選情，導致前者必須尋求戰爭泥淖出口，中國也將因此成為某種「情境下的救命索」，被認為可以協助美國施壓伊朗停火、開放海峽。當然，在這種脈絡背景下，朝鮮問題、俄烏戰爭或許也會成為議題。

不過對中國而言，議程的權重排序有所不同。

在政治意義上，中方此行的一大目標，就是凸顯中國與美國的平等地位、相互平視，尤其是在經歷了近10年的戰略摩擦、持續不斷的關稅貿易戰背景下。

從這個脈絡出發，牽動統一與復興敘事的台灣議題，自然就會成為重中之重。而這也就解釋了為何兩次習特會前夕，「對台軍售」都會成為重要話題，並被外界定義為中美之間的重要槓桿，引發「台灣換伊朗」等相關討論。

當然，中方或許也認知到，美國對台政策短期之內難有巨大改變，但這不代表中方不能從特朗普入手，以及利用當前美國的特殊政治經濟處境，進一步剝離美台之間的既有聯繫，包括引導特朗普在台灣議題上重複北京論調、盡可能推遲對台軍售、削減台灣官員未來一段時間的訪美空間。

至於伊朗議題，停火與開放海峽當然也是中方所求，但不論北京是否同意「賣美國一個面子」，都必然會竭力避免外界形成一種印象：中國在伊朗戰爭的種種斡旋，全因美國壓迫不得不為。

當然，經貿談判也是重要議程，只是相關談判即便沒有習特會，也還是會在水面下持續進行，甚至可以說是自帶槓桿。例如除了延長貿易休戰期外，中方也希望獲得對美300億美元低關稅或零關稅出口的批准，並希望白宮能夠釋放訊號，批准中國對美投資，尤其是在電動車、電池、再生能源和其他技術領域。此外，中國也希望美國進一步放鬆出口管制，特別是先進晶片及相關技術的出口管制。而以上種種，當然就能直接連動美國隊於中方的經貿訴求，形成無數談判槓桿。

戰略模糊正在承受衝擊？

因此或許可以這麼說，兩次習特會背後的中美元首互訪，交織了雙方不全然相同的議題需求、議程排序，而以「對台軍售」為縮影的台灣議題，因為對於中方具有重要政治意義，並且不作為美國面對兩次會晤的核心議題，所以具有「可被短期交易」的談判空間。

而導致這種現象的，當然還有美方內部不全然統一的對台立場與輿論反應。首先就是特朗普本人，毫無疑問，「台灣換伊朗」等討論之所以會成為話題，主要原因當然就是特朗普本人對於「六項保證」的輕蔑否定，包括「對台軍售可以作為談判籌碼」的相關表態。與此同時，美國內部也不乏「棄台」主張，不論是媒體、學界或戰略界，近年都有觀點提到：台灣是美國的戰略包袱，而非擁有共同價值觀、在高端芯片領域佔據重要地位的合作夥伴。美國應當為了穩定中美互動進行戰略收縮，包括將重心回撤到第二島鏈，而不對台灣進行過多戰略挹注。

可以這麼說，以上種種即便只是出於談判考量的交易思維、僅是戰略界的觀點碰撞而沒有成為政治主流，卻也還是反映一種現象：在當前複雜的中美互動背景下，「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本身，其實會在一定程度上侵蝕美國長期的「戰略模糊」政策。

眾所周知，「戰略模糊」自1979年起，便是美國處理兩岸關係的重要原則，也就是通過《三個公報》形塑的複雜體系：不對台北進行任何涉及主權的正式承認，但又會以《六項保證》與《台灣關係法》為基礎，確保與台灣的特殊關係與軍售互動。與此同時，面對可能發生的台海戰爭，美國並不明確承諾會否介入或協防。這就能夠形成「雙重嚇阻」的戰略效果：既讓北京出於成本考量，不會輕易啟動武統，也讓台北難以提出美國無法接受的政治主張，因為美國並不會無底線背書。

只不過，從現實操作的角度來看，「戰略模糊」本身的長期實踐，還是會有「相對模糊」、「相對清晰」的光譜變化。其中，1996年台海導彈危機後的美國反映，明顯就是「相對清晰」的動態展演，包括克林頓（Bill Clinton）直接派遣航空母艦戰鬥群至台灣海峽進行巡弋，繼任的小布殊（George W. Bush）隨後也在受訪時聲稱，「美國有義務使用一切辦法協助台灣防衛」。

不過隨後因為美國開始了在中東的反恐戰爭，需要緩和與中俄的互動，「戰略模糊」又逐漸回到了原有的模糊狀態，直到美國設法脫離中東泥淖、奧巴馬（Barack Obama）政府提出「重返亞洲」、特朗普政府同樣聚焦「印太戰略」，「戰略模糊」才又發生光譜變化，並且因為中國崛起的另一股脈絡交織，而出現「相對模糊」與「相對清晰」的來回動盪，例如一方面提高對台軍售，一方面卻又出於其他考量，而能為與中國達成條件互換，暫時將對台軍售當成談判籌碼。

或許可以這麼說，當前的「戰略模糊」並非無懈可擊，美國要與中國在其他領域進行合作的現實需求，以及特朗普本人交易至上的個人風格，都讓「戰略模糊」本身在模糊與清晰間反覆擺盪，並且拓寬了「模糊」的原有邊界，例如曾被認為不能協商的對台軍售，如今也已成為某種談判籌碼。

不過從美國當前視野出發，戰略模糊還會是可見未來內的最佳選擇乃至政策主流，畢竟這種作法所能形塑的「雙重嚇阻」，仍是美國得以用最低成本經緯台海局勢的唯一途徑。只是伴隨中美之間的全方位博弈推進、伊朗局勢的複雜難解，這次習特會或許既會不是對台軍售首次被當成槓桿，也不會是最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