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博弈、俄烏戰爭、中東戰火等一連串變局下，「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角色持續浮現。不論是在中美之間避免選邊、拒絕跟進西方的對俄制裁，又或是不願配合美國打擊伊朗，當前的「全球南方」既有反抗意志，更有避險實力，也正在形塑新一波全球秩序轉型。

4月30日，蕭逸夫（Yves Tiberghien）受邀至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和碩講堂演講，講題為「避險者們：全球南方如何形塑當前全球秩序的轉變」（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is Shaping the Current Global Order Transition），探討全球秩序轉型下，全球南方國家的避險原因、策略與影響。活動由台大社科院國際長、政治學系副教授郭銘傑主持。

蕭逸夫現為台灣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TSE）院長暨特聘教授，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程兼任講座教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又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卑詩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亞洲研究所名譽所長、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並曾在東京大學、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GRIPS）、印尼雅加達公共政策學院擔任訪問學者。2017年11月，蕭逸夫被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授予國家功勳騎士勳章（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

圍繞演講，《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六篇，本篇為第六篇，聚焦現場問答後半段。

提問四：您提到了馬來西亞，我也來自馬來西亞。我的問題是，馬來西亞試圖在中美之間避險，但馬來西亞同時又是反以色列的國家。那麼如果從這個案例出發，一些國家長期存在的既定立場，是否也會影響避險能力？

蕭逸夫：是的，很有意思。我曾與馬來西亞的政界、學界進行交流，其實馬來西亞並非一直採取避險策略，可以說是一個「新避險者」。更早之前，馬來西亞其實是與英美保持一致立場，直到過去的近20年，馬來西亞才轉向更全面的避險，只是偶爾也會有例外。

觀察安華（Anwar Ibrahim）近幾年的政策就可以發現，他最初是因加沙問題而試圖疏遠美國，並對美國進行了大量批評；另外作為東盟輪值主席國，他又與海灣合作委員會和中國進行接觸，並與中國達成了一系列協議，包括允許更多進口，而這實際上損害了馬來西亞華人社群的利益。因此，安華其實正在失去民主行動黨（DAP）的支持。

貿易戰開始後，安華只能更堅定轉向美國，因為背後代價不容忽視。之前我待過檳城，檳城生產的電子產品有50%銷往美國市場，這就是殘酷的現實。與此同時，馬來西亞又需要從中國大量進口商品，所以也無法真正擺脫對於中國的依賴。不過正因如此，當特朗普（Donald Trump）在2025年10月訪問亞洲時，馬來西亞、柬埔寨就同意簽署一項越南、印尼都拒絕簽署的協議，當中首次納入針對中國的「毒丸條款」，也就是馬柬兩國必須遵守美國對於中國進口商品的制裁。當時印尼就對馬來西亞的這種做法非常不滿，越南也是。

之後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關稅違法後，馬來西亞貿易部長一度表示「協議失效，馬來西亞將不受約束，因為關稅已被取消。」但與此同時，華人出身的貿易部副部長卻非常精明，表示因為馬來西亞50%的出口產品銷往美國，「所以我們不能太惹惱他們，因為他們可以隨意打擊我們。」

所以馬來西亞的案例值得留意，他們始終有在嘗試避險，卻在近期與美國越走越近，而民眾又因為以色列、伊朗戰爭的原因，對於這種現象強烈不滿。所以，當一國政府面對複雜的國內政治、經濟成本和強烈情緒時，情況就顯而易見了：避險變得相當困難，某種程度上，政府是在搬石頭砸自己的腳。

提問五：我對結論的觀點感到好奇，想請您更多地分享一下，您如何看待年輕世代的力量？也就是在科技賦能的背景下，藉由去中心化的方式運作，推動民主改革或國家變革，而且無論身處何地，都能彼此連結並且共同努力做出改變，尤其是在長期問題上。這些問題並非像氣候變遷那樣具有急迫性，您怎麼看？

蕭逸夫：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我先說我的一個觀察。我在加拿大的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書25年了。我們一直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學生。但在我教書的前10年到15年，他們大多試圖融入加拿大文化和加拿大的世界觀，而這種世界觀佔據主導地位，因此來自全球南方國家的外國學生，其實也會在某種程度上接受這種主流觀點。這種融合非常北美化、美國化，某種程度上是以美國為中心，帶有加拿大特色。

但在過去的10年裡，我看到越來越多的學生來自非洲、印度、南亞、東南亞、拉丁美洲，他們非常優秀，教育水準很高，也和北美學生一樣，完全是數位原住民，在社群媒體上聯繫得非常緊密。但他們現在也擁有更堅定的平權權利（affirmative right），他們會反擊加拿大人，也會譴責西方的虛偽。

例如他們會問，你們對烏克蘭問題的立場是什麼？你們又為何沒有在2003年反對美國出兵伊拉克？其實，加拿大當時是反對的，而且在伊拉克問題上，這場戰爭也是非法的，最終導致一百萬人喪生。

同時，他們也對疫苗問題非常敏感，包括質疑西方為何沒有公平分發疫苗，而是先自己接種了6個月到1年，才讓全球南方國家在花了將近1年的時間後，獲得疫苗並開始大規模接種。他們也關心氣候變遷、原住民權利。他們大致同意加拿大人的觀點，卻同樣強調：「世界不再是西方說了算，那是殖民時代，現在是後殖民時代。」

這就是主要分歧所在。即便加拿大人在西方已算相對友善和開放，卻還是在面對這種聲音時感到震驚，不確定該如何應對，因為自己過去一直處於主導地位，如今卻在課堂上受到強烈挑戰；美國人就更加一頭霧水了，因為他們認為自己是「天命所歸」，要引領世界前進。

這就是我看到的情況。這些學生最關心的問題，首先是地位和被平等對待，也就是在塑造全球秩序的未來中，擁有充分的發言權，並且受到認可。而且他們完全不接受西方說教，反對西方利用民主來打壓他們。實際上，民主也並非他們首先關注的問題。

如果你讀過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現實主義學者的著作，就會發現驅動人類行為的，終究還是身份認同、尊重和尊嚴，以及民族主義。這不是一場爭取民主的鬥爭，所以民主往往是次要的。

當然在一些曾經遭受極端專制統治的國家，因為專制政府犯下了滔天罪行，所以日後確實出現一股強烈的反專制與爭取民主的浪潮。但在許多其他國家，人們首先想到的並非民主與專制，而是曾經的殖民統治，因此他們首先爭取的是反殖，接著是氣候問題、良善的治理。他們也對全球公共財、全球治理，以及解決世界面臨的全球性挑戰、共同管制人工智慧（AI）感興趣。

從這個意義來說，全球多數國家的年輕世代間，其實存在廣泛共識。而如果我們能夠迅速建立更具包容性的機構，就有可能避免戰爭；反之，如果我們不處理這種轉型，不開放現有機構，不找到納入這些聲音的方法，就可能導致衝突。這也是我的希望。我以世界和平為志業。我努力是因為我看到了潛力，看到了理解，也看到了希望。我們不能固執己見，認為只有美國才是正確的，而世界其他國家沒有發言權，這是行不通的。

從我個人的背景出發，我是法國出生的加拿大人。在當前加拿大，我們面臨了主權威脅，這個威脅就是美國。加拿大人普遍對美國所謂的「第51州」、扼住加拿大咽喉的貿易戰感到憤怒。特朗普直接放話：「我要摧毀你們的經濟，證明你們作為一個國家已經沒有生存能力，然後我會接管你們。」但這也正是卡尼（Mark Carney）當選的原因。

如果仔細觀察，你會發現卡尼無處不在。因為當前加拿大必須實現貿易多元化，尋找新的合作夥伴，尋求影響力，卡尼甚至爭取加入歐洲政治理事會，就像加拿大輿論也開始討論加入歐盟。因為我們必須生存下去。這就是加拿大的現狀，也是我腦海揮之不去的想法。

提問六：我的問題比較偏理論。在您看來，避險者的能動性（agency）根源是什麼？是國內政治，例如國內制度或族群政治嗎？例如，一些國家可能存在分裂政府（divided government），那麼與沒有分裂政府的國家相比，或許有分裂政府的國家在面對美國時，能夠進行更有可信度（credibility）的避險；同理，有族群分歧（Ethnic cleavage）的國家，在面對中美操作避險時，也或許會比沒有族群分歧的國家更確實。您提到的避險，強調了不同單一行為體間的博弈，但我可能更關注辨別避險者內部的政治運作。

蕭逸夫：是的，你說得很有道理。所以最終，持續的避險策略相當不容易，這其實需要一定程度的統一性，也就是外交政策的穩定性，因為如果你總是朝令夕改，你就不是一個可信的避險者，也沒有人會認真對待你的策略。

但策略性避險和不穩定的避險策略，其實都值得研究。不穩定的避險策略可能源自國內政治或族群政治的限制，導致該國很難進行持續且有效的策略性避險。

我們回顧促成避險的三個原因。首先，國際結構必須足夠開放，多極化是必要的；第二，國家的國力，如果國家非常弱小，其實不太容易操作避險，反之，如果國家的經濟正在成長，擁有金融、軍事或供應鏈優勢，其實也就等同擁有操作避險的資產與籌碼；第三，國內的共識願景，這是理念性的，也塑造了避險動機，當美國強徵關稅，許多國家會屈服，有些國家卻不會，這背後就是因為理念因素，塑造了不對稱動機。所以，當一個國家擁有不對稱動機和領導力，就更有可能持續避險。

而在《避險者們：全球南方如何應對中美競爭》（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Navigates the Sino-American Competition）中，我們列出了「8個最具影響力的避險者」，其中最弱的就是巴西，原因就是搖擺不定。對越南這樣的非民主國家來說，其實需要一位有長遠戰略眼光的領導人，才能穩定維持避險狀態；卡塔爾的情況也類似，他們的領導人非常聰明，而且極具長遠眼光。

但巴西的情況相當不同，從盧拉（Luiz Inácio Lula da Silva）到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政府政策搖擺不定，導致社會極度兩極化。博爾索納羅基本上放棄了地緣政治的避險策略，更傾向於與美國結盟，可是在地緣經濟方面，他又無法徹底執行，因為巴西主要的出口產品大豆必須銷往中國，同時巴西還必須從俄羅斯進口化肥。

因此即便博爾索納羅希望倒向美國，他主要的支持基礎卻還是富有的莊園主（rich latifundios），後者需要通過對華出口來盈利。所以經濟基礎並不允許博爾索納羅放棄避險，這就為巴西的避險操作提供了一定的穩定性。但在戰略層面上，博爾索納羅並不想這麼做，只是他不得不屈服。因此政治上的穩定，或跨黨派、兩黨合作能有助於穩定避險，你會發現韓國也是朝令夕改，正是因為他們缺乏這種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