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看恐怖片常被學生視為緩解學習壓力的方式，但這種方式可能不僅無法有效釋放壓力，反而會帶來身心傷害，甚至引發糾紛。

近日，廣西橫州市人民法院審結了一起因學生在自習課上觀看恐怖電影，引發的教育機構責任糾紛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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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子涵就讀於某學校，2023年10月某日下午，因科任老師請假，該課程改為自習。部分學生便提議看電影，經班主任及全班同學同意後，選取了一部恐怖電影進行觀看。

當晚，子涵在與母親微信聊天時便出現胡言亂語現象；數日後，其父母將子涵接往醫院治療，被確診為「急性而短暫的精神病性障礙」。一紙診斷書，讓「自習課看電影」的事件性質徹底改變——子涵及其家屬認為，自身疾病與觀看恐怖電影存在直接因果關係，學校在此事中存在過錯，遂訴至法院，要求學校賠償各項損失共計三萬餘元（人民幣，下同）。

訴訟過程中，學校提出其已為在校註冊的五千多名學生（包括子涵在內）投保了校方責任保險，每名學生賠償限額為50萬元，累計賠償限額為1000萬元。為此，學校申請追加該保險公司為共同被告，法院予以准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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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如何認定？

案件進入訴訟程序後，各方觀點激烈碰撞。學校方提出抗辯：子涵患病的根源在於其自身特殊體質或潛在疾病，與學校教育管理行為無因果關聯。學校強調已建立完善的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制度，履行了應盡職責，僅同意承擔10%的賠償責任，且主張由承保校方責任險的保險公司直接賠付。

保險公司則從醫學和管理現實角度分析：急性短暫性精神障礙的誘因複雜，涵蓋心理、社會、遺傳等多重因素。當天有數十名學生共同觀影，僅子涵出現嚴重不適，足以說明其自身因素的主導作用。同時，保險公司認為，要求學校即時掌握每個學生的情緒變化不具現實性，故僅認可10%的責任比例。

法院審理過程中，着重核查了關鍵事實：結合子涵的《出院記錄》《疾病證明書》，其症狀從觀影當晚出現至入院具有連續性；且子涵此前無精神疾病病史，亦無家族遺傳證據。據此，法院認定觀看恐怖電影與誘發精神疾病存在直接關聯。

同時，法院指出，電影是在學校同意的情況下組織觀看，學校在活動組織與風險管控上存在過失，應承擔相應責任；但子涵作為未成年人，對恐怖電影的潛在危害應具備基本認知，且其自願參與觀影、過程中未提出異議，自身也需承擔部分責任。

最終，法院綜合全案情節，酌定學校承擔30%的責任，判決保險公司向子涵賠償經濟損失9182元。目前，該判決已發生法律效力。

法官說法：釐清權責的法律與教育邏輯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條規定，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在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學習、生活期間受到人身損害，學校或者其他教育機構未盡到教育、管理職責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主審法官闡釋，學校對學生負有教育和管理的責任，並不是要求學校履行無限的管理職責，學校無法注意到每個學生的活動，因而只需盡一般照管責任即可。但是，如果學校明知存在特殊的危險活動亦放任其結果的發生，或者未及時發現學生進行危險活動而沒有特別注意施予必要管理和制止，應擔負個別照管的職責。

同時，未成年學生具有一定的辨別和認知能力，對危險行為也有一定認識，本應預見危險活動可能傷害自身或他人，出於疏忽大意致使其受到傷害的，應負相應責任。

這一判決既明確了學校在校園活動組織中的風險管控義務，又強調了學生自身的責任意識，實現了「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與「維護學校正常教育管理秩序」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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