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今年夏天，中國空調迅速走紅歐洲消費市場。這股「中國涼風吹入歐洲」的熱潮，既是中國製造業出海搶抓機遇的經典案例，也印證了中國家電的產品競爭力與品牌認可度正在持續提升。
但與此同時，中國企業進入歐洲依然面臨多重限制。除了傳統的關稅、物流等成本壓力，歐洲市場的綠色貿易壁壘，也對中國空調產品提出了更為嚴苛的要求。
空調僅僅是中歐貿易關係中的一個典型縮影。隨着歐洲對中企的「敵意」越來越嚴重，中企在歐洲市場面臨的壓力也在不斷增大。如何應對這些壓力，也成為出海中企必須解決的問題。
7月5日，由華東師範大學外語學院主辦的「文明互鑑，合作共贏」——2026企業出海戰略擘劃和文化賦能研討會歐洲專場，在華東師範大學普陀校區舉行。會上，上海歐洲學會會長、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純教授作了題為《中企入歐、中歐經貿摩擦和前景》的分享。
丁純教授在演講中從多個層面分析了中企對歐投資的現狀與面臨的挑戰，並指出中歐未來競合將趨於常態化，摩擦仍將持續，但歐盟內部德法等國的利益分歧，仍為雙邊博弈保留了一定空間。本文系觀察者網整理其演講內容，已經作者審閲，供讀者參考。

【演講/丁純（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

我本次的分享主要講三個層面：一是中企對歐投資現狀，二是相關的經貿摩擦，或者說中企在歐洲面臨的一個整體大背景，三是對前景的簡要展望。

先看投資現狀。

第二波中企出海，大致始於2012年前後，但歐方2015年左右開始建立一個對外商投資的審核機制。因此，經過時滯，到2016、2017年，中國對歐投資流量出現高峰，那段時間以兼併收購為主，庫卡等案例就是典型代表，中企試圖借併購獲取技術、品牌或由此快速進入歐洲市場。此後投資流量便進入了一段低位徘徊期。如果不算去年的數據，從2018年至今，每年的投資流量，並未延續此前的高速增長態勢。

而去年中國對歐（含英）FDI創下了七年來的新高，達168億歐元，按年大增67%。中國對歐投資從併購主導逐步轉向綠地投資為主。

當前中國對歐投資在流量層面的基本態勢，已由2018年前快速擴張轉向平穩調整。需要說明的是，調整並不等於全線退出。這一變化並不意味着中國企業退出歐洲市場，而是表明大額交易收縮、投資決策趨於審慎、投資節奏有所放緩。

若僅看流量，容易得出「對歐投資快速收縮」的判斷；但從存量看，中國對歐尤其對歐盟的投資基礎仍較穩固。歐洲在中國對發達經濟體投資中的地位依然穩定，仍是中國企業海外佈局的重要區域。

就當下中企對歐投資的行業來看，主要呈現出四大特徵：

一是行業集中度上升。當前中國對歐投資已不再呈現早期較為分散的格局，而是進一步向少數優勢產業集中。
二是製造業仍居核心：製造業仍是佔比最高的投資板塊，金融、採礦及訊息技術服務等領域也保持一定比重。
三是新興產業更具代表性。新能源汽車、動力電池、綠色能源裝備及數字技術等方向，已成為當前對歐投資最具代表性的領域。
四是比較優勢驅動佈局：中國企業在歐洲的投資越來越圍繞自身比較優勢、工程化能力和產業鏈配套能力展開。

中企對歐投資現狀，除了併購降温、綠地投資成為主要方式外，投資區位方面也出現了明顯分化。

近年來中東歐在中國對歐投資中的重要性持續上升。其中，匈牙利非常突出，過去二、三年中企對歐投資約有百分之三四十集中於此。這固然與它對華相對友好的政策取向有關，但更深層的原因在於，它是德國產業供應鏈在東歐的自然延伸，起到了橋頭堡的作用。

傳統西歐國家如德國、西班牙，存量仍然最大，流量佔比雖然有所下降，但依舊是中企投資的主要目的地，且去年有所反彈——榮鼎去年的報告對此有很清晰的論述。

若總結中企對歐投資的區位特徵，大致可以這樣歸納：

A. 中東歐國家，投資規模爆發式增長，增長率領跑全歐；優勢是政策較為友好，成本與區位優勢明顯，產業基礎好，但法治環境相對薄弱，地緣政治敏感度較高。
B. 西歐，投資累計規模最大，但份額逐漸下降；優勢是市場成熟、消費力強、戰略資源頂尖、法制健全、基礎設施完善，始終受到中企青睞，但運營與人力成本極高、監管審查最嚴、市場競爭激烈，ICT領域因安全問題受到較多限制。
C. 南歐，投資規模較小但穩定，常由大型項目驅動，西班牙近年來表現突出，希臘等傳統友好國家也發揮了支點作用；優勢是可再生能源資源豐富、受歐盟復甦基金支持，不過經濟復甦基礎弱、受官僚主義影響行政效率低、市場容量有限。
D. 北歐，雖然市場規模不大，但項目質量較高，單項投資戰略價值突出；優勢在於創新與技術生態全球領先、商業環境透明高效、綠色理念與社會共識強，劣勢是市場狹小且成本極高、文化整合有不小的挑戰、地緣關注度上升。

伴隨區位變化，對歐投資項目本身也呈現出明顯的重資產化特徵。拉動投資總量的，已不再是大量中小規模項目，而是少數電池廠、材料廠和整車項目。例如寧德時代匈牙利電池廠、華友鈷業正極材料項目以及國軒高科斯洛伐克項目。這類項目投入大、周期長，一旦成功嵌入當地產業鏈，不易被排除，但由於資產沉沒成本較高，相應的風險也不容忽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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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談問題。

最大的變化在於地緣政治定性的轉變。中歐之間原有的「三重定位」曾保留了一定的彈性空間，如今則越來越向「系統性威脅」的方向傾斜。歐盟內部普遍存在創新不足的危機感，「歐洲優先」與全面供應鏈替代的呼聲日益高漲，由此衍生出泛安全化的趨勢。

從階段演進來看，先是新能源車反補貼調查引爆摩擦，隨後擴展至公共採購、鋼鐵、醫療器械和關鍵原材料，近期馬克龍還提出了所謂「歐版301」的構想，其核心不是簡單提高關稅，而是試圖讓歐盟能夠對整個產業部門採取快速調查、配額、附加關稅和反規避措施。該工具一旦落地，歐委會將被賦予極為廣泛的約束與制裁權限。

他們的邏輯正在發生變化：從個案調查走向建立快速反應機制，從強調法治轉向以政策工具替代法律程序。歐委會產業戰略委員的立場很明確，必須強化對華防禦工具，將貿易救濟與產業保護結合起來，形成長期系統性的防禦體系。

以汽車行業為例，傳統油車與新能源車均具比較優勢的國家——如德國、匈牙利、西班牙、捷克、斯洛伐克——在理事會投票中大多投反對票或棄權；而法國、意大利等相對處於劣勢的國家，則強烈主張加徵關稅。由此可見，主戰場已從關稅戰擴展至規則戰、准入戰和供應鏈戰。

此外還有幾項新的合規挑戰值得關注。一是供應鏈盡職調查，合規責任從官方審查轉由企業鏈主自行承擔，否則無法進入市場，這正是典型的「布魯塞爾效應」。二是《網絡安全法》、《數字安全法》、《工業加速器法案》等多重法案相繼出台。

當然，中方也在積極反制，近期圍繞工業安全、反長臂管轄、對外投資等領域出台了相關法案，形成了法制層面的對等博弈。

積極信號也有。商務部部長王文濤與歐委會相關委員的磋商，以及與德國經濟能源部長的會談，都體現了雙方不願打貿易戰的意願。雙方建立中歐貿易與投資磋商機制，聚焦貿易不平衡、進出口管制、知識產權保護及WTO改革等四大方面，當然，歐方提出磋商要滿足歐方訴求，因此最終能談成多少仍存有一定變數。

最後談談前景判斷，我們對此或可以抱持謹慎樂觀的態度。

我認為，中歐之間的競合常態化已難以迴避。隨着雙方製造業能力逐步接近，相持階段的競爭將愈發激烈，而歐方在經濟層面的焦慮有上升為政治層面的針對的風險。

但反向來看，中企為何在當前環境下仍堅持出海？我們在中東歐商會的調研中得到的反饋非常一致：不出海，就出局。過去出海，很大程度上是為了獲得歐盟這一全球最高標準市場的認可；如今則更關乎利潤空間的拓展。這種戰略訴求與歐方利益必然形成對沖，這種摩擦恐怕還會持續相當長一段時間，直到中企在技術或價值鏈層面拉開足夠距離。

當然，歐盟內部並非鐵板一塊。法國一派傾向於傳統的貿易保護手段，當年應對日韓汽車進入歐洲市場時便採用此策略；德國則一方面離不開中國市場對其全球利潤的支撐，另一方面仍對自身產業創新能力抱有信心。這種不對稱依賴，為雙邊留下了談判與博弈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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