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中美關係始終在乍暖還寒中前行。

首先是2025年10月的釜山峰會，這是習近平與特朗普自2019年G20峰會以來，時隔六年的首次面對面交流，也是「特朗普2.0」關稅戰開打後，中美宣布休戰一年的關鍵節點，雙方更藉此公布2026年的元首互訪規劃：特朗普預計在4月訪華，並且邀請習近平擇時訪美。

但沒想到2026年2月的伊朗戰爭打亂一切：美國與以色列的貿然進攻，不僅沒有造成伊朗政權更迭，還導致德黑蘭憤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同時對海灣國家進行打擊。結果，原定4月進行的特朗普訪華，被迫推遲到了5月，伊朗議題也因此成為貿易戰外的新焦點，諸如「台灣換伊朗」、對台軍售成為談判籌碼等話題，則同樣貫穿了特朗普的訪華行。

在這之後，中國面向全球南方的外交持續進行。首先是8月底在吉爾吉斯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標誌了這一歐亞安全機制的25周年，也照見不斷擴員下的各方身分轉變，包括俄羅斯與中國的國力流轉；再來是9月中於印度登場的金磚國家峰會，同樣適逢這一機制成立20周年，中俄印的三方互動成為全場焦點，中國也將在2027年主辦第19屆峰會。

接著就是9月下旬登場的習近平訪美。毫無疑問，由於伊朗戰爭仍未終結，「台灣換伊朗」、對台軍售被交易因此再成話題，不過中美也同樣圍繞AI、關稅戰等領域進行對話，特朗普精心安排的高規格接待，則同樣引發媒體討論。

可以發現，從中美的結構性摩擦、幾次「習特會」的元首互動、針對台灣與經貿領域的各式競合，再到面向全球南方的多邊布局，當代中國外交展演了多重旋律的「複調」結構。

而針對這種複雜現象，台灣十餘位學者合著了《當代中國對外關係概論》加以探討，並在2026年9月正式出版，是近二十年來台灣第一本針對當代中國對外關係的全面性專著。對此，《香港01》專訪到編者之一的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登及，以其在書中首次提出的中國外交「三個理念型」：國際體系平衡者（balancer）、國際秩序負責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國際現狀挑戰者（revisionist），解析圍繞金磚、上合、「習特會」、關稅戰、AI、伊朗戰爭、台灣議題的中國外交脈絡。

系列報道共五篇，本篇為第一篇，聚焦中國外交的「三個理念型」。

「三個理念型」並不侷限於中國外交

張登及首先解釋中國外交的「三個理念型」緣起。

「其實並不只有中國外交，學界針對各國的外交政策研究本身也就很豐富。」張登及舉例，光是社會科學就有諸多理論，例如眾所周知的現實主義理論，當中還有攻勢派、守勢派等分支；再來是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當中強調了觀念、制度、貿易；接著就是建構主義，聚焦在觀念與身份問題。

張登及進一步提到，如果跳出當代框架，也有許多理論圍繞二戰以前的國家外交政策進行闡述，例如德國與日本發動世界大戰的成因，以及更早的19世紀國際政治變化，包括梅特涅（Klemens von Metternich）體系、拿破崙（Napoleon Bonaparte）的帝國事業。

張登及接著說明，所謂中國外交的「三個理念型」雖然聚焦中國，卻也有運用到其他國家的潛力，因此其實可以視作一般性理論，適用到所有案例。關鍵在於，理念型的概念其實並不純粹來自中國外交，也不直接來自國際關係的既有理論，而是出自社會學理論，也就是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20世紀初提出的「三種政治支配」，這就正好可以對接國際關係理論的主流概念。

韋伯的三種政治支配

張登及說明，韋伯的三種政治支配「理念型」(ideal type)，其實就是政治支配的正當性來源，分別有傳統型（traditional authority）、理性法制型（rational-legal authority）、魅力型（charismatic authority）。而「理念型」一詞雖然還有「型別」、「理想型別」、「理想型」等其他譯名，英文原文卻都是「ideal type」。

張登及接著指出，韋伯之所以提出三種「理念型」，為的就是反駁一個假設：政治支配可以完全建立在物質的、暴力的基礎之上。「如果支配本身，純然就是物理力量的暴力支配，那麼人類其實與動物世界沒有什麼不同，同樣服膺於物競天擇、大欺小強欺弱的原則。」

但張登及強調，人其實生活在社會之中，用社會學的話來說，就是「人類是具有意識、具備主觀能動性，能夠賦予事物具體意義的一種存有。」而這就導致了人與其他物種的最大不同：兩者雖然都有生命，但人類能夠創造語言與意義系統，人類的行為與行動能夠賦予意義。

張登及接著指出，因此政治支配並不純然建築在我強你弱、敵眾我寡的暴力脅迫之上，「用政治學的話來說，權力就是『企圖使對方做他原本可能不願意做的事』，但韋伯的說法則是要強調：權力的背後其實具有正當性。」

首先就是魅力型。張登及說明，顧名思義是指政治支配來自一位相當有魅力的人物，他似乎天縱英明，可以解決各方感到棘手且困惑的問題，不論是偏向民主性格的甘地（Mahatma Gandhi），又或是帶有極權性格的希特拉（Adolf Hitler，又譯希特勒），基本上都屬於這類。

再來是傳統型。張登及指出，這種理念型的支配正當性來源，就是基於傳統的神聖規範，例如君權神授、宗族統治。「為什麼A可以去要求B，因為A是宗長族長，正如古代的天子，也是因為君權神授，所以能夠進行支配。」

第三就是理性法制型。張登及說明，這種支配正當性來自各方共識，例如憲法賦予的相關權力。而這種支配類型意味著，支配方未必具有魅力、也缺乏君權神授，卻還是能靠社會契約遂行支配。「基本上，這種正當性也賦予議會通過法律的權力，進而能夠形成金字塔式的官僚體系支配 。」

與國際關係的對應

張登及接著聚焦國際關係領域：韋伯的政治支配，其實也可以投射為國與國之間的支配，並且剛好能夠對應到三種理論。

其中，「平衡者」與傳統型相對接近，對應的是現實主義，包括結構現實主義；「負責者」則來自理性法制型，對應的是自由制度主義；「挑戰者」則來自魅力型，對應建構主義，畢竟挑戰本身往往來自理念驅動。

張登及補充，「挑戰者」其實也可以對應建構主義的前身，那就是80年代的新馬克思主義與批判理論，「雖說因為蘇聯瓦解，導致整個批判理論的陣地縮小，最終轉型成溫特（Alexander Wendt）等人提出的建構主義，後者卻還是強調觀念的作用，只是整體從階級批判的馬克思主義，轉向了觀念決定利益與行為的建構主義。」

不過張登及進一步說明，前述三種支配所對應的三種國際關係理論，以及由此產生的三種國家外交理念型：負責者、平衡者、挑戰者，其實並非相互排他。關鍵在於，一個國家其實可能在不同場合、不同條件限制規範下，展示出不同的理念型邏輯。

例如，當一個國家身處北約同盟中，可能會有多邊主義的「負責者」面貌；但當這個國家面向第三世界、到了可以自由發揮的時候，卻也可能出現「平衡者」、「挑戰者」的行為，因為場域已經發生變化。同理，一個國家也可能在A領導的前20年擔任「負責者」，卻在B領導的後20年因為實力增長與衰弱， 而搖身一變為「平衡者」或「挑戰者」。

張登及指出，這背後關鍵就在於，三種國家外交的理想型，其實會受國家本身的物質條件限制，也就是綜合國力與地理空間。例如，兩個物質力量相近的國家，地理位置在紐西蘭、霍爾木茲海峽，就會有相當不同的外交行為。如果在紐西蘭的位置，就大約不需要做什麼「挑戰者」；在伊朗的位置，就有比紐西蘭更高的可能性，要選擇「挑戰者」的位置。

張登及補充，不同理念型也可能相互混合，例如國家有可能是「挑戰式的負責者」或「負責式的挑戰者」。以伊朗為例，在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拉夫桑賈尼（Akbar Hashemi Rafsanjani）、哈梅內伊（Ali Khamenei）等不同總統、最高領袖主政下，伊朗的外交行為也可能因為國內政治而有些許微調。

身分與認同同樣發揮作用

而針對「三個理念型」與既有理論的相互對話，張登及指出，沒有一種理論可以窮盡所有解釋、發揮最完美效果，因為所有理論都一定有其不足之處。而「三個理念型」作為一種綜合性的解釋框架，其實同時考慮了幾個主要理論的視角或切入點，「其中與韋伯最接近的部分，就是強調行為或行動的出現，不可能完全由結構主導。」

張登及說明，人們容易直觀認為，物質能力會決定一個行為者在結構當中的位置，因此其行為選項，也必然完全由結構所規定。但實際上人作為一種社會的存在，會對結構進行不同解釋，例如同樣身處「一超多強」的結構，有的國家可能會採取「朝貢體系」或「羈縻體制」，也就是對其他國家「自掃門前雪」，以不治治之，「用明太祖的話講叫『不爭之國』，也就是雖然我的綜合實力強大，但我不見得想去管別國事務。」

但也有一些其他國家，身處「一超多強」的結構下，會出現十字軍與傳教士， 目的就是希望別國跟自己「一樣好」，雖說別國不見得會認為這是「好」，但總之這種國家會產生「改造別國」的想法。

張登及指出，以上種種證明了，同樣的物質結構，也可能產生不同的行為結果。這背後的關鍵就在於，除了物質層面的權力位置與地理空間位置外，還存在兩個理念上的重要機制：認同與身分，也就是你覺得你是誰，以及別人是否認可。

例如特朗普自認美國物質條件優越，是美洲霸主，但古巴、委內瑞拉等拉美國家可能不這麼認為，於是美國便展現實力征服這些國家、或壓迫這些國家承認自己。這也就是所謂「流氓帝國主義」（Rogue Imperialism）說法源起，且也還是回歸前面所說，美國認為自己具備實力、可以改造別國。

張登及總結，因此決定一國外交的，既有物質性的權力結構位置與地理空間位置，也有非物質性的身分與認同因素引導，進而共同作用影響不同國家，會在同樣情境下，做出不同的行為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