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中美關係始終在乍暖還寒中前行。

首先是2025年10月的釜山峰會，這是習近平與特朗普自2019年G20峰會以來，時隔六年的首次面對面交流，也是「特朗普2.0」關稅戰開打後，中美宣布休戰一年的關鍵節點，雙方更藉此公布2026年的元首互訪規劃：特朗普預計在4月訪華，並且邀請習近平擇時訪美。

但沒想到2026年2月的伊朗戰爭打亂一切：美國與以色列的貿然進攻，不僅沒有造成伊朗政權更迭，還導致德黑蘭憤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同時對海灣國家進行打擊。結果，原定4月進行的特朗普訪華，被迫推遲到了5月，伊朗議題也因此成為貿易戰外的新焦點，諸如「台灣換伊朗」、對台軍售成為談判籌碼等話題，則同樣貫穿了特朗普的訪華行。

在這之後，中國面向全球南方的外交持續進行。首先是8月底在吉爾吉斯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標誌了這一歐亞安全機制的25周年，也照見不斷擴員下的各方身分轉變，包括俄羅斯與中國的國力流轉；再來是9月中於印度登場的金磚國家峰會，同樣適逢這一機制成立20周年，中俄印的三方互動成為全場焦點，中國也將在2027年主辦第19屆峰會。

接著就是9月下旬登場的習近平訪美。毫無疑問，由於伊朗戰爭仍未終結，「台灣換伊朗」、對台軍售被交易因此再成話題，不過中美也同樣圍繞AI、關稅戰等領域進行對話，特朗普精心安排的高規格接待，則同樣引發媒體討論。

可以發現，從中美的結構性摩擦、幾次「習特會」的元首互動、針對台灣與經貿領域的各式競合，再到面向全球南方的多邊布局，當代中國外交展演了多重旋律的「複調」結構。

而針對這種複雜現象，台灣十餘位學者合著了《當代中國對外關係概論》加以探討，並在2026年9月正式出版，是近二十年來台灣第一本針對當代中國對外關係的全面性專著。對此，《香港01》專訪到編者之一的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登及，以其在書中提出的中國外交「三個理念型」：國際體系平衡者（systemic balancer）、國際秩序負責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國際現狀挑戰者（status-quo challenger），解析圍繞金磚、上合、「習特會」、關稅戰、AI、伊朗戰爭、台灣議題的中國外交脈絡。

系列報道共六篇，本篇為第二篇，聚焦在金磚與全球南方崛起、美國抽離國際現行秩序諸多制度與組織的背景下，地位上升的中國究竟是不是國際秩序的「挑戰者」。

韜光養晦的「平衡者」

張登及指出，所謂「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說法，早在胡耀邦時代就已出現，也就是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當時胡耀邦的報告說的是「第三世界」與發展中國家「為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而鬥爭」。但這個概念最早並不是由中國提出，而是源自1955年的萬隆會議（Bandung Conference）。這個會議又稱「亞非會議」，是近代世界史上第一個非由西方大國發起的多邊會議，當中提出了亞非國家合作改善國際貿易的條件，促成後來「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與「七十七國集團」在聯合國貿易發展會議提出國際經濟新秩序（NIEO）。（77集團，現今會員超過130國，也常被稱為「77+中國」。）

「基本上這也是『全球南方』概念的最早源起，只不過當時的說法是『第三世界』，而非『全球南方』，但這種發展中國家團結的概念，其實是從萬隆會議開始，而且當時會上就已提出要改革西方主宰百餘年的國際秩序。」張登及補充，聯合國大會在1974年的第六屆特別會議上，同樣通過了《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因此所謂「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說法，其實並非由中國首創，而是北京接收並響應從殖民地地位新獨立的諸多發展中國家的長期呼籲。

不過張登及指出，1971年中共取得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後，並沒有立刻呼應前述主張。關鍵在於此前的1960年代中國正經歷「文革」，「革命外交」也波及中國與很多發展中國家的正常交往。1970年代初起，中國又與美國共同制衡蘇聯，因而與一些第三世界國家關係微妙。尤其是作為「不結盟運動」要角的東盟（ASEAN）國家，基本都與中國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當時的東盟國家正在反共，對於中國與華人都抱有很強的敵意。一直要到90年代以後，中國恢復了跟印尼的邦交並與新加坡建交，與整個東盟的關係才逐漸正常化。」

而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則是另一個關鍵節點。張登及表示，由於北京承諾人民幣不貶值，正好能為貨幣迅速貶值的東盟國家解圍，中國也由此確立了發展中國家的「負責任大國」身分。而也正是從90年代的「十四大」起，中國開始積極主張改革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可是受限於當時的經濟體量，並沒有獲得太多重視。

張登及指出，中國從萬隆會議起，「身分」就不自限為蘇聯陣營的社會主義成員，而是多了「發展中國家」的認同，且十年之後還帶頭反對社會主義陣營的創始者。但這個60年代挑戰者「身分」狂飆沒有真正撼動美蘇兩極秩序，原因就還是回歸「位置」問題。當年中國的經濟體量還在全球第九、第十時甚至更落後，頂多能與發展中國家在國際輿論上相呼應，如同鄧小平1974年提出的「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但1990年面臨蘇東變局，還是得「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決不當頭」。

張登及分析，鄧小平所說的其實就是「平衡者」的概念，也就是強調「中國永遠屬於發展中國家」的身分，但不會「帶頭挑事」。因為「科學是第一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中國需要積極融入世界，才能發展生產力。而也正是在這種脈絡下，「平衡者」與一定程度上的「負責者」身分，最有助於90年代的中國加入西方主導的全球秩序。

張登及表示，因此即便中國很早就有「挑戰者」或改變國際秩序的理念，包括萬隆會議，以及在60年代同時對抗美蘇、自詡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者，但在1971年美國乒乓外交後，中國其實就迅速向美國傾斜，「革命外交」的路線也隨之被糾正。90年代雖然西方已經開始討論「文明衝突」、「中國威脅」，但因當時中國經濟規模只排到全球第八，所以這些說法並沒有真正發酵，西方各國執政者也不是非常在意，「其實關鍵還是因為蘇聯瓦解，西方要尋找第二個對手，這才挑到了中國。」

「挑戰者」的基因何以浮現

但張登及接著指出，在2000年之後，由於中國的經濟體量排名持續上升，即便北京依然主張自己永遠屬於發展中國家，「位置」的變化卻讓曾經參加萬隆會議、曾經反美反蘇的「挑戰者」基因，從隱性逐漸轉為顯性。

其中，伴隨「中國奇蹟」引發熱議，各方討論也在原本的文明衝突、中國威脅之上，又疊加了一個新概念，那就是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

張登及表示，原本1980至90年代大行其道的，是代表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發展模式，但是自從東亞「發展型國家」模式興起，加之美國干預中東、陷入泥淖後，「華盛頓共識」就逐漸受到發展中國家質疑。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隨後被美國次貸危機引爆的歐債危機，使各國都開始懷疑美國繼續支撐戰後秩序並負責的意願，以及解決危機的真實能力。

張登及指出，這就成為「北京共識」開始傳播的背景。此外在這個概念誕生不久前，「金磚四國」（BRIC）的說法也正好出現，其中不論中國、俄羅斯、印度或巴西的發展模式，明顯都不是循傳統的新自由主義模式、「華盛頓共識」，尤其是四國當中發展最快的中國。

張登及表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一度空泛的中國威脅、文明衝突敘事，開始伴隨中國發展「化作現實」。過去當胡耀邦提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鄧小平談論「多極化」時，西方或許還只是當成社會主義國家宣傳的口號，畢竟中國終究還是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朱鎔基的經濟改革也是針對國企並挺住了工人大量下崗的危機，「其實就是要儘速用『負責者』的身分，加入西方的遊戲規則。」

張登及提到，例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江澤民就強調中國要做「負責任的大國」；等到小布殊（George W. Bush，又譯小布希）時代，副國務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也稱，中國是「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

但後續「北京共識」的敘事盛行，直接反映中國的身分變化。「身分的轉變，不只在於你覺得你是誰，還包括別人怎麼看」，張登及強調，當西方學者紛紛談論「北京共識」，其實就已反映西方學者也開始認為，中國具備作為「挑戰者」的實力基礎。因為現實證明，中國的發展模式並非空話，而是能夠付諸實踐的有用路線，如果中國光是強調「四個自信」，外界或許還會認為這是在「呼口號」，但當中國真的走出一條新路，對西方而言，「中國威脅」也就由此「化作現實」。

金磚會否強化中國的「挑戰者」身分

圍繞金磚國家的崛起，張登及分析，金磚與上合有一本質差異：金磚跨越領土空間，不如上合創立時自帶強烈的領土空間上的制衡意味。與上合彰顯的「平衡者」身分與作用相比，金磚從一開始就富有「挑戰者」的用意。

張登及指出，金磚是一群逐漸興起、分散各地的發展中國家，認為彼此可能具有相近的發展模式、共同議程，所以嘗試相互合作。習近平也因此提到，金磚集團是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陣」，「其實就是發展中國家們希望探索新發展模式，也認為在現行國際經濟秩序中，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太低。」

張登及說明，金磚最一開始只有幾個大國，巴西代表美洲、印度代表南亞、中國代表東亞，俄羅斯則代表自己，「畢竟俄羅斯從來就不能代表任何區域，既不代表亞洲、也不代表歐洲，最多只能夠代表中亞」，接著又找了南非，組成了各州都有代表、並且嘗試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鬆散組合，所以成立之初就帶有「挑戰者」身分。

不過張登及認為，即便中國也是金磚一員，卻不純然是國際秩序的「挑戰者」。例如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以及聯合國與其各種附屬組織等，中國都還持續投入經營。又比如維和部隊，中國是負擔最多經費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按照過去規範，美國應該是最大出資方，可是如今美國長期欠費，中國就接過這個責任。」最近也傳出，在特朗普退出世衛組織（WHO）後，中國提名了自己的人選，參選總幹事。

張登及指出，如果中國是國際秩序的純然「挑戰者」，其實理應另外建立一套平行體制，以牽制美國所建立的聯合國體系；問題是當前的美國身分已有不同，正從原本的「負責任的霸主」，轉為「修正的負責者」，甚至是國際體系的「破壞性的挑戰者」。關鍵在於，特朗普與他代表的MAGA運動並不認可舊制度，甚至認為舊制度在抵制對手、增進收益面前，實在「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張登及表示，當美國有意從舊制度中抽離，中國反而出現了更強的維持現狀傾向。美國的淡出其實正讓中國認為，自己在現狀秩序的制度紅利，不僅沒有減少、還出現增加趨勢，而且當中國在現狀中擔任「負責者」，也能因此獲取更多政策正當性。所以中國反覆強調，各方必須尊重戰後秩序、維持聯合國的中心性。

張登及指出，這就體現了中美身分轉變的微妙與弔詭，「雖然中國呼籲美國重視多邊主義、支持聯合國，但是美國越不支持聯合國，中國就越會支持聯合國。」不過張登及也提醒，中國同樣是兩手經營，包括在金磚、七七集團等非西方或反西方的多邊組織中，中國扮演了挑戰者、改革者的角色；但面向聯合國系統，中國卻以「負責者」繼續擴大影響力，賦予自身在國際社會更強的正當性。

「所以我認為中國其實是雙軌制，也就是既是『負責者』、也是『挑戰者』。」張登及分析，中國還能藉此將挑戰集團的意見，同步反映到安理會與聯合國，其實就是巧妙運用了自己上升的位置，結合「挑戰者」的身分，強化在聯合國各機構擔任「負責者」的正當性。

不過張登及也提到，這種操作建立在一個前提上：中國的「位置」在上升，美國則正在「退群」。張登及指出，如果美國還是拜登（Joe Biden）時期的多邊主義路線，中國的策略效果會被削弱；但因現在是特朗普主政，美國抽離聯合國體系的傾向明顯，所以中國堅持強化這個舞臺，反而可以加分。只是如果聯合國的效能日益低落，甚至美國之外的西方國家都逐漸忽視聯合國，另搞「小多邊」，那麼中國繼續投資在聯合國的負責身分，加分效益恐怕也會逐漸減少。

「不過至少當前還是加分程度較大，所以中國仍會繼續負責」，張登及比喻，這也許就像早年共軍游擊戰的要訣：敵退我進、敵駐我擾，敵疲我攻，敵退我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