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發、2013年「伊斯蘭國」崛起、2023年加沙戰爭爆發以來，敘利亞便經歷巨大的權力洗牌，先是因為內戰導致中央急遽衰弱，再來是經歷伊朗、俄羅斯、土耳其的先後軍事介入，接著又在2024年閃電變天，從原本的伊朗、俄羅斯附庸，逐漸轉為由以色列、土耳其在南北分據勢力範圍，同時與海灣各國恢復來往的親美國家。

其中，土耳其可以說是貫穿變天前後的重要角色。早在2016年，土耳其就發起「幼發拉底之盾行動」（Operation Euphrates Shield），成功進軍敘北打出安全區；2018年，土耳其又發動「橄欖枝行動」（Operation Olive Branch），進一步佔領更多庫爾德武裝控制區；2020年，土耳其再發起「和平之泉行動」（Operation Peace Spring），持續向南推進，結果與俄羅斯產生了勢力範圍之爭，兩國因此在2020年爆發軍事衝突，最後以土耳其的受挫告終。

可是隨著2022年俄烏戰爭、2023年加沙戰爭相繼爆發，俄羅斯與伊朗的影響力持續下降，土耳其又意外迎來新機遇：2024年敘利亞變天前，土耳其就持續與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權協商，希望在庫爾德武裝、難民遣返問題上達成共識，但後者與俄羅斯都堅持一個前提，那就是土耳其必須全面撤軍，這就導致協商最終破局。

不久後，「沙姆解放組織」（HTS）忽然發起一波攻勢，過去一貫壓制的土耳其卻毫無動作，於是阿薩德政權在幾天之內閃電垮台，俄羅斯的中東支點就此殞落、伊朗「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的陸上孔道也宣告斷裂。在這背後，土耳其的「開綠燈」無疑發揮重要作用。

隨後，土耳其在敘利亞開展了全新棋局。首先，土耳其成功與敘利亞新政權建立戰略合作關係，後者也因此在美國、土耳其主導下，持續推動庫爾德武裝的整併進程；再來，由於以色列在2024年11月入侵敘利亞，並於南部建立緩衝區，這就導致土以兩國開始在敘利亞發生摩擦，例如2026年8月18日，以色列就以土耳其即將駐軍為由，對敘北的空軍基地進行轟炸；此外，不論土耳其或以色列，都因「親美盟友」的身分歸屬，而成為美國對敘利亞「間接統治」的一部分。正因如此，8月下旬的土以衝突，最終是由美國斡旋畫下了句點。

可以發現，土耳其在敘利亞持續變化「間接統治」，其實正好照見所謂「奧斯曼2.0」的複雜多面：作為中東的關鍵中等強國，土耳其正利用美軍撤出中東的機遇擴張影響力，卻逐漸與以色列發生摩擦，並且依然要在某些部分仰仗、受制於美國協調。

當土耳其重返中東

首先觀察土耳其當前在中東各板塊的經營。

在敘北，土耳其以將近10年的軍事干預，成功打造由前沿基地、後勤樞紐和觀察哨組成的統治網絡，阻止了庫爾德工人黨（PKK）與敘北庫爾德武裝的相互串聯。如今即便土耳其已將部分佔領地交還敘利亞新政權，所支持的代理武裝也開始整併入敘利亞軍隊，土耳其對大馬士革的影響力卻不減反增，且仍在敘北保留部分哨站，以維護後阿薩德時代的邊境安全。

在伊拉克，土耳其同樣在北部運用大量哨站和聯絡點，對庫爾德工人黨武裝進行常態化的跨境打擊，並也由此獲得巨大槓桿，既能削弱庫爾德工人黨，也能借此施壓埃爾比勒的庫爾德斯坦政府進行談判。

在局勢未定的利比亞，土耳其的介入領域主要是在的黎波里與西部走廊，尤其是從2019年就開始經營的的黎波里，基本上土耳其的軍事顧問、訓練設施、空中設施和沿海節點准入安排，正持續鞏固安卡拉的影響力。此外，土耳其也在非洲的索馬里（Somalia）設有軍事基地，不僅擴大了在非洲之角的影響力，也在更廣泛的紅海競爭中佔據了有利地位。

在海灣地區，土耳其原本長期與伊朗共同作為海灣的「集體威脅」，沙特也因此在「伊朗威脅論」外，大力渲染「新奧斯曼主義」的擴張性，並稱土耳其、伊朗、穆斯林兄弟會為「邪惡三角」，更因此在2017年以卡塔爾過度接近伊朗、土耳其、支持恐怖主義為由，聯合阿聯酋與埃及多國發起圍堵，也就是所謂的「卡塔爾外交危機」。

可是隨著沙特之後選擇緩和與伊朗的地緣博弈，卡塔爾的外交困境在2021年宣告結束，沙特伊朗甚至在2023年正式復交，土耳其與海灣的關係也連帶緩和，安卡拉因此更能維繫在海灣的政治耕耘。接著2023年加沙戰爭、2026年伊朗戰爭的陸續爆發，又讓土耳其獲得參與海灣集體安全的機會之窗，不僅在2026年3月與沙特、埃及、巴基斯坦共組「四國集團」，更在8月與沙特、巴基斯坦簽署《麥加聯合防禦協議》（Mecca Joint Defence Agreement）。

回顧過去，法利赫·里夫基·阿泰（Falih Rıfkı Atay）在1932年完成的《橄欖山》（Zeytindağı），直接反映了土耳其建國世代的地緣視野：阿拉伯世界是奧斯曼帝國的衰落根源，正如書中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奧斯曼帝國國庫的大部分資金都被沙漠和鄉村消耗殆盡。」基本上這也解釋了，為何建國之後，土耳其會長期耕耘面向歐美的關係，同時自外於中東的地緣競逐。

可是聚焦當下，《橄欖山》的理念幾乎被全數推翻。在奧斯曼帝國解體一世紀後，土耳其已然重新崛起為中東地區的有力強國，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政府更是大力推行帶有新奧斯曼主義（Neo-Ottomanism）色彩的民族主義敘事，強調土耳其與中東重建聯繫的自豪感，並稱文明的延續性是土耳其在周邊地區發揮天然領導作用的關鍵。從結果來看，這種敘事在國內頗受歡迎，尤其是針對埃爾多安的保守派支持者，並也助長了土耳其保守精英階層的「天命論」敘事。

當然這種敘事之所以能夠成形，關鍵也就如前所述，是因土耳其在美軍撤出中東的背景下，為應對混亂局勢並利用地區權力真空，所以在伊拉克、敘利亞、海灣、乃至非洲進行了種種布局，最終得以構建一個規模雖小但戰略精準的軍事與安全夥伴關係網絡，從而賦予安卡拉不成比例的政治影響力與槓桿，「奧斯曼2.0」的格局也因此成形。

「奧斯曼2.0」的經濟牽制

可是即便美軍撤出中東、伊朗戰爭等變局遞進，賦予土耳其地緣擴張的天賜良機，所謂「奧斯曼2.0」卻也不是一馬平川，而是更多在內外牽制中顛簸前進。

首先是土耳其自身的收益牽制，其實也就是經濟因素。以敘利亞為例，土耳其確實通過進軍敘北、策應敘利亞變天，實現了一系列地緣目標，包括阻止庫爾德政權在邊境壯大，並通過支持沙拉（Ahmed al-Sharaa）政權，深化了自己對大馬士革的影響力。

可是新的問題隨即顯現：敘利亞依舊體制薄弱、財政拮据，土耳其的投入並沒有獲得可觀回報。以2025年的數據為例，土耳其對敘利亞的出口額雖然上升至30億美元，但這對土耳其來說只是小市場，而且前述收益主要流向土耳其東南地區的貿易商、製造商和物流公司。可以這麼說，足以鞏固土耳其作為敘利亞最大經濟參與者的大規模基礎設施、能源、重建和製造業投資浪潮，根本尚未到來。

而這就會牽動土耳其自身的經濟隱憂。從經濟體量來看，土耳其當然是中東強國，經濟規模約為1.6兆美元、排名世界第16位，更是G20的成員。可是土耳其經濟也長期存在風險，包括高通脹和投資者信心不足。因此一直以來，以「奧斯曼2.0」為藍圖的土耳其對外擴張，其實都帶有潛在的經濟議程：希望利用周遭的動盪局勢，開闢新能源和貿易路線，並在周邊地帶獲取大型重建項目，為土耳其企業創造經濟優勢。

可是結果如前所述，土耳其的地緣布局並沒有開創經濟新局。除了敘利亞之外，利比亞也是一大例證：自從土耳其2019年介入利比亞局勢後，雙方經貿有所反彈，數額卻遠不及土耳其企業預期，承包商則要持續與項目中斷、帳款未付等阻礙搏鬥。顯然，利比亞的分裂政局、相互競爭的庇護網絡，都導致土耳其無法順利將影響力轉化為經濟利益，更遑論要以此塑造利比亞的政治秩序。畢竟，利比亞雖然沒有解體，卻也未能凝聚成繁榮統一的國家。

此外從數據來看，儘管土耳其企業渴望在中東開展更多業務，西方卻仍然是其最大投資與出口市場。2023年，歐盟佔土耳其出口總額的40.8%，「近東和中東」地區卻只有16.7%。

可以這麼說，經濟發展雖是「奧斯曼2.0」的一部分議程，卻也會反向牽制項目的宏觀進展。一來，土耳其的回報很大程度取決於當地秩序運行，也就是這些前內戰、破碎地帶能否建立穩定的衝突後治理體系；二來，即便土耳其有意耕耘中東市場，但時至今日，土國商界的主體仍然面向歐盟。

而這種掙扎在歐亞間的拉扯感，當然也反映在「奧斯曼2.0」的最直接牽制上：中東特殊的多國博弈。

「奧斯曼2.0」的政治迷霧

首先是美國的陰晴不定。

確實，美軍撤出是土耳其大膽擴張的重要背景，可是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反覆無常同樣是一大風險。在這位狂人的視野內，幾乎沒有不能推翻的政策：在敘利亞，特朗普既能讚許土耳其協助推翻阿薩德政權、默許安卡拉從敘北輻射政治影響力，卻又能在伊朗戰爭的情境下宣稱，美國準備動員庫爾德族武裝起事。在關稅與對北約立場上，美國的反覆同樣讓土耳其焦慮不已。畢竟，安卡拉或許可以學會適應美國政策，卻很難應付美國政策的不可預測性。

尤其，土耳其並非中東唯一的親美盟友，以色列、沙特與其他海灣國家同樣名列其中。換句話說，在美國對於中東的「間接統治」體系中，土耳其並非唯一協力者、更不享有崇高特權，美國與海灣各國的政經聯繫、與以色列的特殊關係，都在這套體系中扮演重要角色。這就意味著，當土耳其利益與前述國家發生衝突時，並不能指望白宮會站在自己這邊。美國或許在利比亞、東地中海、東非、敘利亞等地塊，賦予了土耳其投射影響力的便利，卻不等於允許安卡拉凌駕於以色列和海灣國家之上。

而這顯然就是土以衝突的重要背景。尤其2023年加沙戰爭爆發後，土耳其的親巴勒斯坦立場、埃爾多安對以色列領導層的持續批評，搭配上土耳其在中東各板塊的長期布局，都讓以色列的焦慮層層堆疊，並且開始土耳其是「新伊朗」的宣傳戰。當然，土耳其也同步升高了對以色列的措辭，包括要求國際刑警組織通緝內塔尼亞胡（Benjamin Netanyahu）。與此同時，土以雙方的地緣摩擦也同步上演：除了在敘利亞的勢力範圍之爭外，以色列與塞浦路斯、希臘的持續靠近，同樣令土耳其警報大響。

可以這麼說，雙方衝突源自多個板塊的未解決爭議，再加上美國「間接統治」體系內的多方競爭，如今已經導致土耳其、以色列形成了多焦點博弈，圍繞著區域安全、巴勒斯坦問題、東地中海、兩國與華盛頓關係持續開展。其中，敘利亞或許是當前的最直接戰場，卻也僅是更廣泛格局之爭的戰線之一。

當然，土耳其理論上來說可以用其他大國關係平衡美國。可是放眼當前中東局勢，安卡拉的可用選項其實並不多。

首先是俄羅斯。多年來，在俄羅斯勢大的背景下，土耳其不得不在敘北、甚至中東其他板塊察言觀色，從敘利亞的阿斯塔納進程到土耳其溪天然氣管道項目，再到俄羅斯承建的阿庫尤核電廠，莫不如此。可是伴隨俄烏戰爭爆發、阿薩德政權垮台，俄羅斯在中東的地位不復以往，土耳其雖然取得了平視莫斯科的機會，卻也失去了制衡美國的重要資源。

再來是中國。誠然，中國是中東多國的主要貿易夥伴，卻也始終刻意避免涉入區域衝突，從加沙戰爭到伊朗戰爭都是如此。且在土耳其的經貿版圖中，如前所述，歐盟與西方才是主要對象，以2025年數據為例，土耳其的最大貿易夥伴為德國，雙邊貿易額達523億美元，其次依序為美國（344億美元）、意大利（289億美元）、法國（241億美元）及英國（240億美元）。

可以這麼說，從當前的地緣與政經情勢來看，不論莫斯科或北京，都無法如同美國為首的西方般，為土耳其提供安全保障或支撐經濟。這就會牽引出「奧斯曼2.0」的一大靈魂拷問：土耳其究竟是在推進戰略自主，還是持續在西方體系內尋求平衡？

當然，前述兩者並不必然互斥。從土耳其整體的戰略來看，安卡拉當然有擴大中東影響力的議程，所以推動了一系列地緣擴張與耕耘；可是聚焦更細緻的現實操作，土耳其與其說是在建構區域秩序，不如說是試圖以保護自身核心利益的方式，來持續管控區域動盪。結果，從敘利亞、伊拉克、利比亞、索馬利亞到東地中海，土耳其的影響力雖然無所不在，卻都沒有真正打造凝聚「奧斯曼2.0」的土耳其帝國。

或許應該這麼說，在經濟受牽制、美國複雜「間接統治」壓制的背景下，土耳其雖然能與各方勢力周旋，卻尚未形成自身的獨特地位，也尚未做好獨自應對後美國時代中東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