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中美關係始終在乍暖還寒中前行。

首先是2025年10月的釜山峰會，這是習近平與特朗普自2019年G20峰會以來，時隔六年的首次面對面交流，也是「特朗普2.0」關稅戰開打後，中美宣布休戰一年的關鍵節點，雙方更藉此公布2026年的元首互訪規劃：特朗普預計在4月訪華，並且邀請習近平擇時訪美。

但沒想到2026年2月的伊朗戰爭打亂一切：美國與以色列的貿然進攻，不僅沒有造成伊朗政權更迭，還導致德黑蘭憤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同時對海灣國家進行打擊。結果，原定4月進行的特朗普訪華，被迫推遲到了5月，伊朗議題也因此成為貿易戰外的新焦點，諸如「台灣換伊朗」、對台軍售成為談判籌碼等話題，則同樣貫穿了特朗普的訪華行。

在這之後，中國面向全球南方的外交持續進行。首先是8月底在吉爾吉斯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標誌了這一歐亞安全機制的25周年，也照見不斷擴員下的各方身分轉變，包括俄羅斯與中國的國力流轉；再來是9月中於印度登場的金磚國家峰會，同樣適逢這一機制成立20周年，中俄印的三方互動成為全場焦點，中國也將在2027年主辦第19屆峰會。

接著就是9月下旬登場的習近平訪美。毫無疑問，由於伊朗戰爭仍未終結，「台灣換伊朗」、對台軍售被交易因此再成話題，不過中美也同樣圍繞AI、關稅戰等領域進行對話，特朗普精心安排的高規格接待，則同樣引發媒體討論。

可以發現，從中美的結構性摩擦、幾次「習特會」的元首互動、針對台灣與經貿領域的各式競合，再到面向全球南方的多邊布局，當代中國外交展演了多重旋律的「複調」結構。

而針對這種複雜現象，台灣十餘位學者合著了《當代中國對外關係概論》加以探討，並在2026年9月正式出版，是近二十年來台灣第一本針對當代中國對外關係的全面性專著。對此，《香港01》專訪到編者之一的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登及，以其在書中提出的中國外交「三個理念型」：國際體系平衡者（systemic balancer）、國際秩序負責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國際現狀挑戰者（status-quo challenger），解析圍繞金磚、上合、「習特會」、關稅戰、AI、伊朗戰爭、台灣議題的中國外交脈絡。

系列報道共六篇，本篇為第二篇，聚焦在金磚與全球南方崛起、美國抽離國際體系的背景下，地位上升的中國究竟是不是國際秩序的「挑戰者」。

韜光養晦的「平衡者」

張登及指出，所謂「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說法，早在胡耀邦時代就已出現，也就是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但這個概念最早並不是由中國提出，而是來自「不結盟運動」（Non-Aligned Movement），也就是1955年的萬隆會議（Bandung Conference）。

「基本上這也是『全球南方』概念的最早源起，只不過當時的說法是『第三世界』，而非『全球南方』，但這種發展中國家團結的概念，其實是從萬隆會議開始，而且當時會上就已提出要改革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張登及補充，聯合國大會在1974年的第六屆特別會議上，同樣通過了《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因此所謂「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說法，其實並非由中國首創，而是接收了發展中國家的長期呼籲。

不過張登及指出，1971年中共取得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後，並沒有立刻呼應前述主張。關鍵在於，當時的中國正與美國共同制衡蘇聯，因而沒有與第三世界過度交好，尤其是作為「不結盟運動」要角的東盟（ASEAN）國家，基本都與中國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當時的東盟國家正在反共，對於中國與華人都抱有很強的敵意。一直要到90年代以後，中國恢復了跟印尼、新加坡的邦交，與東盟國家的關係才逐漸正常化。」

而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則是另一個關鍵節點。張登及表示，由於北京承諾人民幣不貶值，正好能為貨幣迅速貶值的東盟國家解圍，中國也由此確立了發展中國家的「負責任大國」身分。而也正是從90年代末起，中國開始主張改革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可是受限於經濟體量，並沒有獲得太多重視。

張登及指出，這就還是回歸「位置」問題。當中國的經濟體量還在全球第九、第十時，其實沒有足夠的改革底氣，而是頂多能與發展中國家相呼應，如同鄧小平1974年提出的「中國永遠屬於第三世界」，以及1990年的「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付，韜光養晦，善於守拙，決不當頭，有所作為」。

張登及分析，鄧小平所說的其實就是「平衡者」的概念，也就是強調「中國永遠屬於發展中國家」，但不會「帶頭挑事」，因為中國正在積極融入世界，所以「科學是第一生產力」、「發展才是硬道理」。而也正是在這種脈絡下，「平衡者」與一定程度上的「負責者」身分，最有助於中國加入西方主導的全球秩序。

張登及表示，因此即便中國很早就有「挑戰者」或改變國際秩序的理念，包括萬隆會議，以及在60年代同時對抗美蘇、自詡是世界革命的領導者，但在1971年美國乒乓外交後，中國其實就迅速向美國傾斜，革命外交的路線也隨之消失。90年代雖然各方已經開始討論文明衝突、中國威脅，但因當時中國經濟體量只排到全球第八，所以這些說法並沒有真正發酵，各方也不是非常在意，「其實關鍵還是因為蘇聯瓦解，西方要尋找第二個敵人，這才挑到了中國。」

「挑戰者」的基因何以浮現

但張登及接著指出，在2000年之後，由於中國的經濟體量排名持續上升，即便北京依然主張自己永遠屬於發展中國家，「位置」的變化卻讓曾經參加萬隆會議、一度反美反蘇的「挑戰者」基因，從隱性逐漸轉為顯性。

其中，伴隨「中國奇蹟」引發熱議，各方討論也在原本的文明衝突、中國威脅之上，又疊加了一個新概念，那就是拉莫（Joshua Cooper Ramo）在2004年提出的「北京共識」（Beijing Consensus）。

張登及表示，原本90年代大行其道的，是代表新自由主義的「華盛頓共識」發展模式，但是自從美國干預中東、陷入泥淖後，「華盛頓共識」就逐漸受到發展中國家質疑，再加上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以及隨後被美國次貸危機引爆的歐債危機，基本上各國都開始懷疑美國的負責意願，以及解決危機的真實能力。

張登及指出，這就成為「北京共識」擴大背景。此外在這個概念誕生不久前，「金磚四國」（BRIC）的說法也正好出現，其中不論中國、俄羅斯、印度或巴西的發展模式，明顯都不是循傳統的新自由主義模式、「華盛頓共識」，尤其是四國當中發展最快、最有成效的中國。

張登及表示，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一度空泛的中國威脅、文明衝突敘事，開始伴隨中國發展「化作現實」。過去當胡耀邦提出「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鄧小平談論「多極化」時，各方或許還只是當成普通口號，畢竟中國終究還是要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朱鎔基的經濟改革也是改革國企與工人下崗，「其實就是要用『負責者』的身分，加入西方的遊戲規則。」

張登及提到，例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江澤民就強調中國要做『負責任的大國』；等到小布殊（George W. Bush，又譯小布希）時代，副國務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也稱，中國是「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

但後續「北京共識」的敘事盛行，直接反映中國的身分變化。「身分的轉變，不只在於你覺得你是誰，還包括別人怎麼看」，張登及強調，當西方學者紛紛談論「北京共識」，其實就已反映西方學者也開始認為，中國具備作為「挑戰者」的實力基礎。因為現實證明，中國的發展模式並非空話，而是能夠付諸實踐的有用路線，如果中國光是強調「四個自信」，外界或許還會認為這是在「呼口號」，但當中國真的走出一條路，中國威脅也就由此「化作現實」。

金磚會否強化中國的「挑戰者」身分

而圍繞金磚國家的崛起，張登及分析，金磚與上合有一本質差異：金磚跨越領土空間，不如上合創立時自帶強烈的領土空間制衡意味，可是與後者的「平衡者」身分相比，金磚從一開始就是「挑戰者」。

張登及指出，金磚是一群逐漸興起、分散各地的發展中國家，認為彼此可能具有共同的發展模式、共同議程，所以嘗試相互合作，習近平也因此提到，金磚集團是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陣，「其實就是發展中國家們希望探索新發展模式，也認為在現行國際經濟秩序中，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性太低。」

張登及說明，金磚最一開始只有幾個大國，巴西代表美洲、印度代表南亞、中國代表東亞，俄羅斯則代表自己，「畢竟俄羅斯從來就不能代表任何區域，既不代表亞洲、也不代表歐洲，最多只能夠代表中亞」，接著又找了南非，組成了各州都有代表、並且嘗試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的鬆散組合，可以說是從成立之初就帶有「挑戰者」身分。

不過張登及認為，即便中國也是金磚一員，卻至今不是國際秩序的純然「挑戰者」。例如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以及聯合國與其各種附屬組織等，中國都還持續投入經營，尤其針對維和部隊，中國可以說是負擔最多經費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按照過去規範，美國應該是最大出資方，可是如今美國長期欠費，中國就接過這個責任。」

張登及指出，如果中國是國際秩序的純然「挑戰者」，其實理應另外建立一套平行體制，以牽制美國所建立的聯合國體系；問題是當前的美國身分已有不同，正從原本的「負責任的霸主」，轉為「挑戰性的負責者」，甚至是國際體系的「破壞性的挑戰者」、「制衡性的挑戰者」。關鍵在於，特朗普並不認可舊制度，反而想要另起爐灶，甚至認為舊制度在技術脅迫與經濟脅迫面前，實在「食之無味棄之可惜」。

張登及表示，當美國有意從舊制度中抽離，中國反而出現了更強的維持傾向。關鍵在於，美國的淡出其實正讓中國認為，自己身處舊制度的制度紅利，不僅沒有減少、還出現增加趨勢，而且當中國在舊制度中擔任「負責者」，也能因此獲取更多行為的正當性。所以中國反覆強調，各方必須尊重戰後秩序、維持聯合國的中心性。

張登及指出，這就體現了中美身分的微妙與弔詭，「雖然中國呼籲美國重視多邊主義、支持聯合國，但是美國越不支持聯合國，中國就越會支持聯合國。」不過張登及也提醒，中國同樣是雙邊經營，包括在金磚、七七集團等非西方或反西方的多邊組織中，中國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面向聯合國系統，中國也在繼續擴大影響力，作為賦予自身正當性的利益來源。

「所以我認為中國其實是雙軌制，也就是既是『負責者』、也是『挑戰者』。」張登及分析，中國還能藉此將挑戰集團的意見，同步反映給安理會與聯合國，其實就是巧妙運用了自己的特殊位置，以「挑戰者」的身分獲取在安理會擔任「負責者」的正當性。

不過張登及也提到，這種操作建立在一個前提上：中國的「位置」在上升，美國則正在「退群」。張登及指出，如果美國還是拜登（Joe Biden）時期路線，中國的操作效果恐怕會被削弱；但因現在是特朗普主政，美國抽離聯合國體系的傾向明顯，所以中國待在這個舞臺反而可以加分。只是如果聯合國的效能日益低落的，那麼中國待在這其中，加分作用恐怕也會日益減少。

「不過至少當前還是加分程度較大，所以中國仍會繼續繼續負責」，張登及比喻，這也就像「游擊戰十六字訣」所說的：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