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登及談中國外交・四|從對台軍售到AI 特朗普萬事皆可談?
進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中美關係始終在乍暖還寒中前行。
首先是2025年10月的釜山峰會,這是習近平與特朗普自2019年G20峰會以來,時隔六年的首次面對面交流,也是「特朗普2.0」關稅戰開打後,中美宣布休戰一年的關鍵節點,雙方更藉此公布2026年的元首互訪規劃:特朗普預計在4月訪華,並且邀請習近平擇時訪美。
但沒想到2026年2月的伊朗戰爭打亂一切:美國與以色列的貿然進攻,不僅沒有造成伊朗政權更迭,還導致德黑蘭憤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同時對海灣國家進行打擊。結果,原定4月進行的特朗普訪華,被迫推遲到了5月,伊朗議題也因此成為貿易戰外的新焦點,諸如「台灣換伊朗」、對台軍售成為談判籌碼等話題,則同樣貫穿了特朗普的訪華行。
在這之後,中國面向全球南方的外交持續進行。首先是8月底在吉爾吉斯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標誌了這一歐亞安全機制的25周年,也照見不斷擴員下的各方身分轉變,包括俄羅斯與中國的國力流轉;再來是9月中於印度登場的金磚國家峰會,同樣適逢這一機制成立20周年,中俄印的三方互動成為全場焦點,中國也將在2027年主辦第19屆峰會。
接著就是9月下旬登場的習近平訪美。毫無疑問,由於伊朗戰爭仍未終結,「台灣換伊朗」、對台軍售被交易因此再成話題,不過中美也同樣圍繞AI、關稅戰等領域進行對話,特朗普精心安排的高規格接待,則同樣引發媒體討論。
可以發現,從中美的結構性摩擦、幾次「習特會」的元首互動、針對台灣與經貿領域的各式競合,再到面向全球南方的多邊布局,當代中國外交展演了多重旋律的「複調」結構。
而針對這種複雜現象,台灣十餘位學者合著了《當代中國對外關係概論》加以探討,並在2026年9月正式出版,是近二十年來台灣第一本針對當代中國對外關係的全面性專著。對此,《香港01》專訪到編者之一的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登及,以其在書中提出的中國外交「三個理念型」:國際體系平衡者(systemic balancer)、國際秩序負責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國際現狀挑戰者(status-quo challenger),解析圍繞金磚、上合、「習特會」、關稅戰、AI、伊朗戰爭、台灣議題的中國外交脈絡。
系列報道共六篇,本篇為第四篇,聚焦兩次「習特會」下的重點議題,包括對台軍售以及AI領域。
特朗普怎麼看中國
張登及指出,在特朗普眼中,世界上根本沒有「負責者」,別的國家如果不是「平衡者」就是「挑戰者」。原因在於,特朗普自己就是一個「破壞性的平衡者」、「破壞性的挑戰者」,因此不會覺得國家存在「負責」行為,「反之,他覺得別國都是不負責任地對美國進行剝削,所以美國在任何場域都是受害者。」
張登及強調,「負責者」這個理念型的理論基礎與根源,就是認為現狀值得捍衛,而且現狀可以帶來相對利益,因此遵守現狀、積極投資現狀、在現狀中注入公共財,能有助自身國家利益。換句話說,這種理念型的基礎帶有自由制度主義色彩,也就是維持現狀能降低交易成本,且對自己有利。
「但特朗普從來就認為,多邊組織其實對美國不利,因為各國都利用這種機制剝削美國。」張登及指出,對特朗普來說,甚至歐盟也不是「負責者」,而是利用各種制度不斷敲詐美國,正如《美墨加自由貿易協定》(United States-Mexico-Canada Agreement,USMCA)在特朗普眼中,也是一種「笨蛋民主黨總統簽署,導致美國被敲詐的不負責機制」。基本上民主黨總統在特朗普看來,既不是「平衡者」,也不是「負責者」,更不是「挑戰者」,而是「愚蠢者」。
張登及接著說明,中國在特朗普的眼中,其實是「制衡性的挑戰者」,因此他並不會關注中國對於某些規則與機制是否「負責」,反而是會「推己及人」,也就是認為但凡美國想要的,中國一定也想要。例如對「制衡者」來說至關重要的地理空間。張登及分析,特朗普認為中國所謂「太平洋夠大」的說法,意味著中國希望突破第一島鏈,接著前進到第二島鏈。
而特朗普之所以會有這種思維,主要是出於「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的想法,也就是認為加拿大、格陵蘭、墨西哥應該都要加入美國成為一州,針對拉美就更加明顯。例如近期的巴西總統大選,特朗普就明顯干涉其中,並且非常希望與自己關係良好的前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之子勝選,甚至巴不得整個拉美都插上美國旗幟。
張登及指出,其實這也來自地產商的空間概念,因此特朗普才會「推己及人」,認為中國一定也是如此。於是,所謂「太平洋夠大」的說法,到了特朗普耳中就成了「中國必然希望獲得第二島鏈以西」,否則何須不斷強調「太平洋夠大」?顯然,特朗普認為所有大國都在「玩大富翁」,也就是多蓋房子、佔地為王、收取財貨,「關鍵當然還是因為特朗普就是如此」。
對台軍售真的成為籌碼?
接著,張登及解析特朗普何以將「對台軍售」當成談判籌碼。
張登及表示,對制衡者來說,什麼東西都可以用來談判。「但事實上,特朗普開的價,中國未必出得了。」張登及指出,有時候特朗普的公開發言,看似對台灣造成很大的傷害,也對美國的自由制度主義者、理想主義者、保守主義者造成巨大衝擊,但實際上特朗普很可能根本不會付諸實現。
張登及強調,特朗普所謂「可交易」的選項,往往都會讓對方「出不起價」,也就是要價非常高。因此重點其實不在「能不能換」,而在「何時換」、「拿什麼換」,甚至多數時候是在故意「吊人胃口」,也就是如果對方暫時「出不起價」,特朗普反而會誘使對方「先用別的付」,並且設法增強主導權。
例如延後對台軍售,特朗普想的就是自己要能換到「立即可見的好處」,否則就會開始「不按牌理出牌」,例如原本沒有對台交貨消息的戰機,忽然就迅速交貨了2架,再來就視情況發展,可能越交越多;接著,就是開始打「台灣選舉牌」,例如突然釋出賴清德之子在美國被跟監的消息。以上種種其實都可以視作美國的討價還價、施加壓力。
「至於是否可能弄巧成拙?很難說。」張登及表示,中國也可能因此認為,特朗普本質就是言而無信,畢竟北京已經多次強調,「台灣問題就是紅線中的紅線」。不過在特朗普眼中,萬事皆可談,特朗普或許真的認為自己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是好朋友,但這不等於中美之間存在友情。9月在美國的「習特會」之所以典禮盛大,主要是特朗普為了還習近平一個人情,因為前一次在北京,中國同樣舉行了盛大典禮,但「盛大歸盛大、出價歸出價、萬事皆可談」。
張登及也指出,美國民主黨的理想主義者,或許是對於特朗普過度擔憂了。「因為特朗普的出價還有另一個特點,就是價格常常改變,今天答應明天又改,承諾時的說法與工作小組開始談後不同,破局後還讓另一方啞巴吃黃蓮。」
AI領域沒有負責者
而針對非紅供應鏈、AI競爭等中美博弈場域,中國似乎更加展現「平衡者」、「挑戰者」姿態,張登及表示:國家角色本來就會隨著領域差異,而展現不同的遊戲規則與邏輯,包括在經貿領域、在高精尖工業領域、在安全與外交領域,國家行為都帶有不同的底層邏輯。
例如圍繞AI與晶片的競爭,其實關乎國家未來5年到10年,位置會否進一步提升,還是可能持續下降,「因此現在這個領域中,其實不存在負責者」。張登及指出,雖然各方都在談論AI的危險,包括教宗其實已經釋出聖諭,許多企業CEO也公開呼籲「慢下來」,特朗普更是召集行業的領袖們開會,「但這其實也就像各種委員會,實際上不會有什麼用,就只是演一齣負責的戲給世人看。」
張登及比喻,其實各方私底下都已經不是鴨子划水,「而是鴨子的腳,根本就已經在船的上面、不在水的下面,基本上就是無底線的前進,沒有任何一方會想要自控,而是爭分奪秒搶佔優勢。」
張登及說明,目前美國還是在晶片領域保有領先優勢,但領先中國的代差,其實只有不到一年的時間。用馬拉松來比喻,也就是中美兩位跑者的差距始終只有200公尺,過程當中也許會因速度快慢,而出現距離的增減,但只要領先跑者跌倒,就有可能在30秒內迅速被超過。
「因此中美雙方其實就是無節制的競爭,在AI這個領域中,沒有任何國家是『負責者』,所有國家都是『制衡者』,甚至可能成為行業規則的『挑戰者』,因為這是一個沒有制度可言的新高地新領域。」張登及也舉例,類似現象也出現在外太空的武器化、南極的武器化,以及各種缺乏關鍵大國參與的軍控條約,「如果大國不願意承擔、提供公共財,那麼就很難有『負責者』的角色出現,AI領域也因此呈現無政府狀態,各國都是制衡性的挑戰者。」
張登及也補充,中美雙方的政情差異,同樣導致雙方很難在AI領域達成共識。
「中國還是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上次在北京的習特會,特朗普帶了CEO訪問團來,但9月在美國的中美元首會晤,原本有傳言中方也可能會有CEO團隨行,但最後證實並沒有相關安排。
張登及指出,從中方的角度出發,其實也不希望中國的CEO與西方有太多私人關係。原因在於,即便作為資產階級、資本家的CEO們,現在基於「三個代表」中有助於先進生產力等論述,也可以是共產黨員,「但CEO的階級成分終究還是屬於資本家,而資本家其實是無國界的,這就會構成風險。」因此在與馬斯克(Elon Musk)等美國資本家接觸時,中間就必須要有「黨管一切」作為屏障。
張登及表示,對特朗普來說,他本身就是資本家,卸任以後就是從總統再回到資本家;但在中國的政情下,一個黨員、一個黨籍的政治人物,一輩子就是黨員,黨員是「第一性」,也就是第一身份,而不會轉變成資本家。高階黨員退休後,就是「中管幹部」,但資本家就算成為黨員,也不可能轉換成政治幹部,即便榮毅仁位至國家副主席,屬性上也還是資本家。
張登及強調,中國始終會保持「以黨為屏障」的緩衝區,不會讓中美的資本家 形成共同體。因此即便中國跟美國談AI,也不會放任雙方資本家、工業家、科學家「專就技術問題,談技術問題。」關鍵在於,雙方資本家是在不同的政經脈絡下成形,西方資本家的勢力,是建立在憲政自由主義的遊戲規則和市場經濟基礎上,但中國土地目前還是全民所有與國有制為主,國家的介入與管制是常態,資本家也是必須是「愛國資本家」,不能出現「資本無國界」的現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