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6月達成協議到7月戰爭重啟，美伊停火還未真正進入核談判深水區，就已經被海峽危機炸回原點，甚至衍生了戰爭擴大的新風險。

首先就是作為導火線的「阿曼水道」，這也正是海峽僵局的核心體現：早在美伊6月17日簽署諒解備忘錄時，雙方就對海峽未來「各執一詞」，美國強調海峽的徹底自由航行，伊朗卻主張將在60天後開始收費。斡旋其中的阿曼於是設法「迂迴前進」，也就是表面與伊朗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兩國將就海峽未來管理達成協議，私下卻與美國合作開闢伊朗控制外的新航線，想要鞏固海峽自由航行的既成事實。

顯然，阿曼雖然能與伊朗溝通對話，卻終究不能擺脫親美的海灣國家底色，只好在安撫伊朗之餘「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但這種極限操作直接觸發了德黑蘭反撲：6月25日，伊朗以「船舶不能穿越未指定的航線」為由，襲擊一艘航經阿曼水道的船舶，引發美國對格什姆島（Qeshm Island）、伊朗南部沿海祭出報復性打擊。

之後就是類似場景的惡性循環、反覆升級：伊朗不斷攻擊使用阿曼水道的船舶，美國於是陸續在7月7日撤銷伊朗石油出口的制裁豁免、在8日宣布「與伊朗的臨時停火協議已經結束」、在13日正式通知國會重啟對伊戰爭、在14日重新實施對伊朗的海上封鎖。

隨後就是各方導彈與無人機的此起彼落：美國為了海峽問題空襲伊朗，伊朗於是開始打擊海灣各國，甚至連約旦、伊拉克、敘利亞都成為報復對象。如今隨著美國轟炸伊朗民用設施，伊朗也開始攻擊海灣各國的海水淡化廠、電廠、煉油廠，甚至造成美軍新傷亡，引發了後者的更強烈空襲。7月18日，伊朗宣布停止履行早前與美國達成的諒解備忘錄，特朗普（Donald Trump）則稱自己毫不在意伊朗是否履行，並且誓言將為美軍傷亡祭出「強烈報復」。

再來就是與海峽危機同步升溫的沙特、胡塞武裝對峙。7月13日，美國正式重啟對伊戰爭當天，沙特支持的也門政府軍也同步行動，以「阻止來自伊朗的飛機降落」為由，對也門薩那機場的跑道進行轟炸。雖說攻擊本身並沒有造成傷亡，卻直接導致胡塞怒火沖天、推升了也門與紅海局勢：先是在13日打破2022年以來的停火協議，對沙特發射導彈，又在20日無預警宣布對沙特實施「海上禁運」。

基本上，這條支線雖然是從也門內戰的脈絡爆發，卻無疑連動了美國與伊朗的代理衝突。因為根據美媒Axios披露，沙特其實早在9日就向美國表示：「出席哈梅內伊（Ali Khamenei）喪禮的胡塞代表團，可能會在回程專機上夾帶伊朗軍備與軍事顧問」，因此沙特要為後續的可能打擊請求美國「開綠燈」。如果報道內容屬實，這代表沙特早就預判自己與胡塞的衝突可能升級，所以要先確保美國日後的軍事與外交支持。

當然從目前發展來看，胡塞並沒有進行猛烈的軍事回擊，卻是打出了「封鎖港口」這張牌，其實也就是複製美國對伊朗的作法，要增加籌碼、擴大槓桿，畢竟霍爾木茲海峽危機升溫後，沙特便極度依賴紅海與曼德海峽的石油出口線。如果胡塞選擇出手干擾、即便只針對沙特或往返沙特的船舶，也已足夠刺激全球油價上漲、增加美國的戰爭成本，因為途經紅海的船舶保費已經上漲，而這必然會反映在油價上。當然，沙特與周遭國家參戰的機率也可能因此同步拉升。

整體來看，因為海峽危機炸裂，衝突已經退回4月以前的高強度對峙，甚至出現擴大跡象。即便當下仍有斡旋努力，包括17日的中巴外長呼籲「美伊立即停止敵對行動、恢復對話」，以及20日由卡塔爾、埃及、阿曼、巴基斯坦共同提出的「10天停火方案」，看似仍有重回諒解備忘錄的可能。但衝突的反覆爆發無疑暴露戰爭前景的高度不確定：美伊交火的盡頭，究竟是維持乃至達成新協議，又或是一路升級為地面戰役，甚至走向長期膠著的「中東越戰」？

要回答這個問題，就必須分析身涉海峽危機的各方考量。

美國：出動地面部隊並非毫無可能

首先是把「開放海峽」當作底線的美國。

筆者曾在6月18日的文章《停火解體或推進協議：美國伊朗終局就看三大陣營博弈？》中分析，在參與伊朗戰爭的三方陣營中，美國、以色列、阿聯酋屬於代表攻方的「第一陣營」。其中，以色列毫無疑問是戰意最強的國家，阿聯酋則因為隸屬海灣，而能扮演第一陣營的天然護欄。至於美國則是在進攻與護欄間反覆切換，為的就是在不透支過多成本的背景下，盡可能推進戰爭目標。

而在6月諒解備忘錄出爐前，美國要的明顯就是「伊朗屈服」的退場台階，所以採用了軍事攻擊、外交談判的「組合拳」，從5月起就持續打擊伊朗各地軍事目標，同時接受巴基斯坦等國的外交斡旋，最終達成了以美國提供制裁豁免、資產解凍等經濟誘因，換取伊朗開放海峽、推進核談判的外交安排，也就是6月17日簽署的諒解備忘錄。

這就解釋了當前停火解體的根本原因：連作為底線的「海峽開放」都已不復存在，美國如果不願認賠殺出，也就只能重新調動過去「組合拳」，繼續對於伊朗的軍事攻勢與外交施壓。以筆者慣用的西洋棋戰術來比喻，軍事打擊、經濟封鎖其實也就如同冒險打開局面的「王翼棄兵」（King's Gambit）；解凍資產、豁免制裁、甚至持續延後最後通牒，則就如同為求控制而進行策略性讓步的「后翼棄兵」（Queen's Gambit）。

聚焦當前局面，基本上因為伊朗姿態強化、美軍死傷增加，美國的「組合拳」已經大幅傾向「王翼棄兵」，也就是暫不充當護欄、持續進行高風險施壓，包括恢復軍事打擊，且目標已從軍事設施擴及基礎民生設施，此外還有封鎖伊朗港口、取消暫時的石油制裁豁免。

當然，「后翼棄兵」的路線也沒有完全消失，否則就不會有卡塔爾、埃及、阿曼、巴基斯坦正與美伊反覆交涉的「10天停火方案」。基本上這一路線的訴求顯而易見，那就是凍結衝突、重返諒解備忘錄，讓美國繼續用經濟誘因換取伊朗開放海峽。根據各方媒體透露，斡旋國已在與美伊的來回溝通後新增更多方案內容，當中一項就是在霍爾木茲海峽建立「中間通道」，位處阿曼控制水域與伊朗控制水域間，供船舶安全通行。如果美國真的毫無談判意願，斡旋國也就不可能有前述施力空間。

不過這也同時突顯一個致命問題：如果伊朗始終不肯讓步，也就是堅持控制海峽並在未來收費、同時不斷攻擊途經阿曼水道的船舶，那麼美國為了讓伊朗改變立場，能將「王翼棄兵」用到什麼程度？說得更直接，為了重開海峽，美國還有多少軍事升級的空間？派遣地面部隊又是否可行？

平心而論，相關問題的答案除了連動軍事成本，也必然與政治考量相交纏，尤其是在民意場域，伊朗戰爭明顯不受美國輿論歡迎。

根據《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和益普索（Ipsos）在7月13日發布的最新民調，有高達68%的美國人認為伊朗戰爭「不值得打」、只有28%認為「值得打」。這一差距大過了阿富汗戰爭與伊拉克戰爭：前者的最糟糕數據是 2013年的67%與28%落差，當時戰爭已經進行將近12年；在2007年的伊拉克戰爭民調中，約有三分之二（66%）的人認為這場戰爭不值得打，但認為這場戰爭值得打的人數比例則從未低於33%。

更重要的是，認為戰爭「不值得打」的民意往往需要時間醞釀。在阿富汗戰爭，美國是耗費了近8年時間，才讓多數民意如此這麼認為；在伊拉克戰場，直到美國投入4年後，才有三分之二的人認為伊拉克戰爭不值得打；甚至是更遙遠的越戰，要等美國投入6年後，認為戰爭是錯誤的民意才在1971年5月達到61%。顯然，伊朗戰爭不得民心的程度，遠比前幾場戰爭迅速。

不過這或許也與美國民意對伊朗議題的疏離有關。蓋洛普民調（Gallup）顯示，1967年，有高達55%的美國人認為越戰是美國面臨的「最重要問題」；2007年，這個數字在伊拉克戰爭上達到了36%。可是聚焦當前的伊朗戰爭，大多數民調都顯示，認為伊朗戰爭或對外戰爭是美國最重要議題的比例，其實往往只有個位數。而這背後原因，或許也有美國尚未出動地面部隊，軍人的死傷數字遠遠不及過往戰爭的緣故。

而這恐怕就會對戰爭產生近似「雙面刃」的複雜作用。一方面，美國選民重視油價與通脹等經濟議題，而伊朗戰爭明顯會在這個場域打擊特朗普；但另一方面，關注伊朗戰爭的民意其實佔比不高，這或許就會衍生另一種效果：即便伊朗戰爭衝擊選情，但特朗普所面臨的路線調整壓力，卻恐怕沒有外界想像的巨大。這或許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美國始終敢對伊朗操作「王翼棄兵」，也就是明知後續會有升級風險，卻還反覆用軍事打擊來施壓，因為伊朗戰爭根本尚未進入美國政治的越戰情境。

至於是否出動地面部隊，則是另一個更加複雜的問題。基本上在海峽危機導致美軍出現新傷亡後，美國戰略圈便對是否擴大軍事行動進行了激烈討論。反對派當然警告，直接將地面部隊送入伊朗領土或戰略島嶼，將會面臨極高的軍事風險與長期泥淖；但主張出兵的聲音認為，如果只依賴空襲與防空攔截，不僅會消耗龐大的彈藥庫存，也無法徹底迫使伊朗讓步，美軍的死傷恐怕還會繼續出現，海峽開放則遙遙無期。

例如美國退役中將、特朗普第一任期的代理國家安全顧問、第二任期的前烏克蘭問題特使凱洛格（Keith Kellogg）就在7月20日呼籲，僅憑空襲無法從根本上平息衝突，美軍若要獲得決定性的槓桿籌碼，必須考慮派遣地面部隊執行針對性任務。當然凱洛格也強調，派遣地面部隊不代表必須一路打到德黑蘭，而是可以鎖定關鍵據點，採取精準戰術佔領，以達到掌控戰局的目的。

基本上，這套劇本其實也不是凱洛格首先提出，而是從戰爭爆發以來就被媒體反覆提及，甚至連特朗普自己都多次放話，稱美軍可能出兵佔領哈爾克島（Kharg Island）、攻佔海峽周遭的關鍵小島、又或是進入內陸搶奪濃縮鈾。可以這麼說，凱洛格的呼籲其來有自，出兵建議顯然不是憑空出現，而是反映開戰以來，美國戰略圈便持續湧現的一派主張。

因此現在關鍵，其實就是特朗普的一念之間。當然，此前諸如萬斯（JD Vance）等官員都強調，美軍絕對不會重返中東戰場；但如果特朗普是一個安於低風險策略的總統，伊朗戰爭其實也根本不會爆發。所以，未來美國究竟會將「王翼棄兵」的軍事施壓操作到什麼程度、又是否會冒險派出地面部隊，其實就取決於特朗普的腦迴路，也就是在他的認知想像中，高風險升級是否有助帶來高回報，包括衝破眼下的海峽僵局。

伊朗：革命衛隊正在主導對外行動

再來是把「控制海峽」同樣當成底線的伊朗。

在筆者6月18日的文章《停火解體或推進協議：美國伊朗終局就看三大陣營博弈？》中，伊朗、中國、俄羅斯屬於圍繞戰爭的「第二陣營」。其中，以革命衛隊為首的伊朗強硬派，明顯帶有較高的作戰傾向；但主張談判的溫和派與改革派、希望海峽與海灣局勢穩定的中國、深陷烏克蘭戰場的俄羅斯，其實都不樂見衝突無限擴大，因此往往在局勢升溫時扮演戰爭護欄，最終也促成了諒解備忘錄的簽署，其實就是接受美國以經濟誘因換取海峽開放、展望核談判的外交安排。

只是從後續發展來看，美國「用經濟誘因換取伊朗開放海峽」的邏輯，似乎僅限於說服伊方談判代表，而沒能讓革命衛隊改變立場。因此或許可以推測，力主談判的伊朗總統佩澤希齊揚（Masoud Pezeshkian），以及代表伊朗進行談判的議長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外長阿拉格齊（Abbas Araghchi），當初或許是基於「先讓美國解凍資產、豁免制裁」的經濟考量，曾經私下對美方傳達：伊朗在海峽問題上並非毫無彈性，只要美國持續解凍資產、豁免制裁，伊朗未必會在60天後真的控制海峽。

當然，情況也不排除是另一種可能，那就是美伊強硬派雖然立場相反、行動邏輯卻是如出一轍，都將諒解備忘錄當成了某種「中場休息的權宜之計」：美國鷹派希望暫時緩和油價、疏通滯留霍爾木茲海峽的大量船舶，等到行有餘力、例如期中選舉結束後，再次進行軍事升級；伊朗革命衛隊則是想用諒解備忘錄配套的資產解凍、制裁豁免，暫時緩和伊朗的經濟與金融壓力，等到時機許可、例如60天談判結束後，再直接遂行對海峽的控制與收費機制，因此不論談判代表到底承諾什麼，革命衛隊從一開始就不打算全盤遵守、而是準備「見機行事」。

不過這種情境在伊朗政治史也並不罕見，而是1979年革命後傳統的再次復現：革命衛隊作為主導伊朗政治的「國中之國」，始終更與保守派結盟、排斥主張緩和對美關係的改革派。

早在1997年改革派代表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就任總統時，雙方的矛盾就已層層積累，包括哈塔米在接受CNN專訪時表示，「對於1979年的人質危機事件感到遺憾」，此舉立刻遭到時任革命衛隊司令薩法維（Yahya Rahim Safavi）的猛烈批評，強調「如果行政體制和伊斯蘭革命的根基受到威脅，我們必須敢於應對並施加干預。」1999年7月伊朗爆發大規模學生示威時，革命衛隊也直接指責哈塔米政府「毫無作為」，並批評哈塔米宛如「伊朗的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

無獨有偶，2013年5月改革派的魯哈尼（Hassan Rouhani）就任總統時，革命衛隊也在同年12月指責魯哈尼政府可能成為「深受西方學說影響的政府」；魯哈尼則公開回擊革命衛隊，「早就超越政治體制、不受拘束」。2018年特朗普單邊退出核協議後，革命衛隊又指責魯哈尼工作失職。

當然，在伊朗的制度設計上，最高領袖理應平衡民選總統與革命衛隊的分歧，但受到美國單邊退出核協議、啟動對伊極限施壓、甚至在2020年擊殺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Qassem Soleimani）等事件影響，哈梅內伊晚年已經基本成為革命衛隊的擴權保護傘，並也連帶對改革派候選人進行了系統性壓制。

此外伊朗近年屢屢爆發大規模示威，安全部門的鎮壓角色因此上升，這就反向突顯革命衛隊與政權生存的休戚與共，並也無疑延續到了2026年2月後的伊朗戰爭脈絡：如果不是革命衛隊封鎖海峽、打擊海灣國家，其實未必能夠形成4月臨時停火的僵持局面。此外穆傑塔巴（Mojtaba Khamenei）又在革命衛隊支持下就任最高領袖，顯然進一步確保了革命衛隊將來的政治角色，可以更加凌駕於技術官僚、文官系統與民選領袖之上。

正因如此，諒解備忘錄出爐後，不只美國內部反覆爭論「3,000億美元重建基金是不是戰敗賠款」，伊朗內部也同樣是暗流湧動。6月18日、協議簽署隔天，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表示自己「雖然原則上持不同意見」，但已經批准了諒解備忘錄。隨後，革命衛隊便主張黎巴嫩停火必須掛勾於美伊談判，並為此在6月20日一度宣布關閉海峽，要迫使美國向以色列施壓，徹底停下對真主黨的軍事行動。

6月25日，在革命衛隊主導下，伊朗首次對途經阿曼水道的船舶發動襲擊。接著6月28日就有60位專家會議成員發表聲明，警告外長阿拉格齊、議長卡利巴夫等談判代表「不要觸犯穆傑塔巴的紅線」。雖說專家會議秘書處隨後澄清，這份聲明並不代表專家會議的官方立場，隨後卻又至少有84名議員、其中大部分與極強硬派的「穩定陣線」（Paydari Front）結盟，支持了6月28日的專家會議聲明。

7月4日英法兩國宣布同意與阿曼合作，共同確保船隻安全通過阿曼水道，結果伊朗隨即發表聲明，警告兩國不要在海峽進行任何軍事活動。而也就在同日，最高領袖駐革命衛隊代表薩德吉（Abdollah Haji Sadeghi）直接在致革命衛隊和巴斯基民兵指揮官的信中表示：穆傑塔巴近期就諒解備忘錄發表的聲明，是政權採取行動的最終依據，並稱關於「官員是否強迫穆傑塔巴簽署諒解備忘錄」、「是否玩忽職守」、「是否背叛穆傑塔巴」等爭論，已經損害伊朗的政權團結，也與穆傑塔巴的聲明意旨不符。

顯然，在伊朗內部暗流湧動的背景下，薩德吉的聲明代表了彌合政權分歧的內部努力，同時試圖淡化圍繞最高領袖的強硬派喧囂，包括將諒解備忘錄解讀為對於穆傑塔巴的不忠。這或許就解釋了，為何在這次海峽危機尚未導致美國宣布戰爭重啟前，伊朗方面一度釋出風聲，稱打擊阿曼水道船舶並非政府立場。

但這依然無法阻止局勢升級，更沒有讓革命衛隊停下攻擊。尤其7月3日至9日的哈梅內伊國葬期間，不只圍繞海峽的美伊戰爭重啟，伊朗的反美情緒也被動員到了新高點，許多激動民眾因此對參與喪禮的總統佩澤希齊揚高喊「妥協者去死」，甚至對負責談判的外長阿拉格齊投擲石塊，迫使後者在一片「賣國賊」罵聲中提早離場。出身革命衛隊的議長卡利巴夫則面臨愈發強烈的保守派抨擊，指責他對美承諾不關閉海峽，是「自棄伊朗的戰略影響力」。

顯然，不論是對黎巴嫩戰線、海峽、甚至是停火的諒解備忘錄本身，伊朗內部都稱不上鐵板一塊，這就導致前述議題的彼此掛勾、反覆糾纏，正如美國也同樣在外交談判與重啟轟炸間擺盪，以至脆弱停火更加前途未卜。當然，眼下伊朗政府也並未放棄談判努力，否則就不會有「10天停火方案」在美伊之間的反覆傳遞；只是在革命衛隊主導海峽局勢與軍事攻勢的背景下，伊朗的整體姿態其實也就如筆者6月18日文章提到的兩種模式。

首先是當美國還在「后翼棄兵」模式、用解凍資產換取伊朗對阿曼水道睜隻眼閉隻眼時，革命衛隊便直接採取了「阿爾賓反棄兵」（Albin Counter-Gambit）策略，也就是發起主動進攻、打擊途經阿曼水道的船舶。基本上這種作法也就如同6月7日、諒解備忘錄還未達成前，伊朗便忽然主動打擊以色列的背後邏輯：冒著大規模升級的風險衝撞當前局面，豪賭美國會因各種政治與經濟考量，選擇推進停火談判。但差別在於，6月上旬的伊朗豪賭成功，美國並沒有選擇升級；可是到了7月上旬的這次，美國卻選擇跟進。

這就導致情境進入美國的「王翼棄兵」模式，也就是持續對伊朗祭出軍事打擊。不過因為革命衛隊也選擇升級，形同採用「福克皮爾反棄兵」（Falkbeer Counter-Gambit）策略，這就導致情況重回4月以前的交火狀態：伊朗報復式封鎖海峽、打擊海灣國家，要用玉石俱焚的方法迫使美國收手，並且讓步同意伊朗控制海峽。

當然，眼下伊朗也不是只有升級的策略可用，可是在革命衛隊勢大的背景下，伊朗的談判空間、對外行動，並非全都能由談判代表說了算。這就導致在下一個轉折出現，例如經濟惡化難再承受、又或是斡旋國協調出各方滿意的「美伊10天停火方案」前，伊朗的外顯行為恐怕都還會是「不怕持久戰」的強硬姿態，也就是不會停止對海灣的導彈與無人機攻勢，還可能不斷延長海峽危機。

沙特：一有機會就「先下手為強」

而這也就會連動沙特與也門胡塞武裝的紅海衝突支線。

平心而論，這條支線原本有機會避免，如今卻因為沙特的角色切換而忽然炸裂。在筆者6月18日的文章《停火解體或推進協議：美國伊朗終局就看三大陣營博弈？》中，沙特原本與穿梭斡旋的卡塔爾、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類似，同屬圍繞戰爭的「第三陣營」，主要作用就是促進美伊停火談判、凍結衝突。可是後來變化也正如美媒Axios披露：沙特主動策畫了7月13日的轟炸薩納機場，導致後續的也門局勢升溫，以及隨之而來的曼德海峽危機，其實也就是從戰爭護欄轉換成了新戰線的進攻方。

可是這種切換似乎無跡可尋，因為胡塞雖在此前不斷威脅要封鎖曼德海峽，卻也終究沒有付諸行動，更未曾在伊朗戰爭中對沙特發動攻擊，實在沒有迫使沙特不得不升級的理由。因此，要解讀沙特這次決策邏輯，恐怕需要連結上一次的「角色切換」，也就是2月的伊朗戰爭爆發。

回顧2月戰爭前夕，沙特的外顯行為其實就與其他海灣國家相同，反覆勸阻美國不要對伊朗開戰、更表態不願做美軍的進攻跳板；可是戰爭爆發後根據各方媒體披露，沙特其實私下與以色列進行了另一種斡旋，也就是力勸美國攻擊伊朗，原因就是經歷2年加沙戰爭削弱「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以及2026年1月的全國示威衝擊，當下伊朗正是十年難遇的最脆弱狀態，此時進攻將有最高機會促成政權更迭，或至少能夠大幅削弱政權能量。

顯然，沙特對伊朗的潛在焦慮其實就與以色列類似，那就是認為橫跨核計畫、導彈計畫、抵抗軸心的「伊朗威脅」一日不除，自己便無法確保安全，所以才選在伊朗最脆弱時兵行險招，用說服美國開戰來借刀殺人、先下手為強。

兩相對照，如今面對有能力攪動紅海的胡塞武裝，沙特或許也是類似考量。首先，有鑑於美國與伊朗的海峽衝突在7月上旬持續升溫，尤其特朗普8日宣布與伊朗的停火已經結束後，沙特就隨即在9日向美國請求允許轟炸也門薩納機場，這或許是預判美伊衝突一旦升溫，伊朗可能要求胡塞封鎖曼德海峽，所以自己必須「先下手為強」，對胡塞進行敲打。

當然，這種「先下手為強」的操作也可能弄巧成拙，正如2月沙特出於降低伊朗威脅的考量，遊說美國對伊開戰，結果就是讓伊朗威脅從無形的「抵抗軸心」包圍，直接升級成破壞力更強的導彈與無人機襲擊，導致海灣國家集體噩夢降臨。因此聚焦這次出擊，沙特事前或許也是有所評估，並且認為胡塞應該不會選擇報復，才敢放手執行。

而這背後根據，應該就是胡塞在伊朗戰爭爆發後的低調姿態，也就是相較於被以色列重挫的黎巴嫩真主黨、被伊拉克政府要求解除武裝的親伊朗民兵、已經宣布解除統治實體的加沙哈馬斯、早在2024年就已變天的敘利亞，胡塞雖然是「抵抗軸心」當中相對保存實力的板塊，卻遲遲不肯響應德黑蘭的戰爭動員。這背後當然存在胡塞自身的生存考量。

首先就是作為軟肋的經濟困境。2022年沙特胡塞達成停火協議時，前者就同意每年花費數十億美元支付也門公務員薪資，包括部分胡塞控制區公務員，且沙特也承諾將參與也門的重建投資。而在2月伊朗戰爭爆發後，面對德黑蘭不斷威脅要讓胡塞封鎖曼德海峽，沙特其實也早已開始用延遲付款來反向牽制、敲打胡塞。

此外過去加沙戰爭期間，胡塞雖然發動紅海危機企圖牽制美以，卻也因此遭遇猛烈空襲，基本上從2024年到2025年，美以的反覆空襲已不只削弱胡塞的襲擊能力，還成功斬首多名胡塞武裝高層，並且造成超過1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廣泛制裁更是嚴重削弱胡塞的經濟支柱，包括佔收入一半以上的石油和成品油貿易，支撐胡塞部落聯盟的庇護網絡便也捉襟見肘，這就導致胡塞最後同意與美國達成停火，並從2025年9月起停止襲擊紅海。

此外隨著國際承認的也門政府成功壓倒南方分離主義勢力，也門防長塔赫爾·阿基利（Taher al-Aqili）也已宣布，「行動方向正朝胡塞武裝控制的首都薩那推進」，暗示政府軍有可能對胡塞控制區發動地面攻勢。這就預示了，如果胡塞此時深度捲入伊朗戰爭，將有一定可能導致後方暴露在也門政府軍的攻勢下。

而以上種種集體解釋了，為何與真主黨、伊拉克民兵相比，胡塞始終沒有積極響應伊朗的戰爭動員，而是從2月以來反覆強調自己的三個「進場前提」：中東國家不得與美國、以色列結盟攻擊伊朗；美國和以色列不得利用紅海對伊朗或任何穆斯林國家進行敵對行動；各方不得持續升級對於「抵抗軸心」的攻擊。

平心而論，從後續發展來看，這些條件其實早就被滿足，胡塞卻遲遲沒有「高調進場」，而是只在過程當中對以色列發射了幾枚導彈；甚至13日沙特策動轟炸也門機場後，胡塞也是遲至20日才宣布「封鎖沙特港口」，而不是直接宣布「對全球封鎖曼德海峽」，似乎也是走一步、看一步的反覆觀望，最後認為如果自己毫無反應，或許沙特未來將對也門反覆空襲，這才決定升級。

而毫無疑問，胡塞的封鎖威脅直接為局勢帶來新風險，畢竟干擾曼德海峽不只影響沙特能源出口，還將牽動全球能源運輸。正因如此，與沙特同為斡旋國的巴基斯坦已在7月22日發出伊朗戰爭以來的最強硬聲明，警告如果胡塞真的推進封鎖、攻擊船舶，自己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合法使用武力，以行使自衛權，保護海上資產和國家利益」的權利，而且將「堅定不移支持沙特的安全、主權、領土完整和繁榮」。換句話說，如果胡塞堅持一意孤行，巴基斯坦或許將因此下場動武。

顯然，沙特這次的「先下手為強」再度導致各方噩夢降臨，而且影響範圍或許更加廣泛，甚至讓戰爭出現多國混戰的可能，導致了海峽僵局的治絲益棼。

停火護欄能不能阻止「中東越戰」到來？

因此，當下戰爭的最關鍵問題，其實就是在美國持續發動打擊、伊朗由革命衛隊主導對外行動、沙特又意外觸發新戰線的背景下，停火護欄是否還足以避免大戰到來？

平心而論，不樂見大戰的斡旋國當然不會停止穿梭，但關鍵恐怕還是取決於衝突各方能否意識到，即便自己眼下擁有各種升級理由與動機，可是連環升級的危險盡頭，也必然是一場沒有贏家的消耗戰。

首先是為了海峽問題打擊伊朗、並且反覆討論「地面部隊方案」的美國。的確，在政權更迭已經失敗的背景下，美國的「地面部隊方案」可以如凱洛格所說，未必要直取德黑蘭，而是可以鎖定關鍵據點、採取精準戰術佔領，來獲取掌控戰局的槓桿籌碼。

但這個方案的最大風險在於，如果佔領關鍵據點後伊朗仍不讓步，例如堅決不肯放棄干擾海峽，那麼美國的下一步又該如何？是否只能在無效的持續升級後，步步深陷沒有盡頭的地面戰泥淖，最後重蹈朝鮮、越南、阿富汗、伊拉克的戰場覆轍？

尤其，伊朗的衝突條件又與過去越戰類似。首先，兩國都具備阻礙機械化部隊平順推進的天然條件，越南是密集的雨林與沼澤、伊朗則有適合不對稱作戰的山脈地形；再來是正規軍與民兵結合的複雜作戰模式，當年越南是北越正規軍與越共，如今伊朗則是除了革命衛隊、正規軍外，還有數量可觀的巴斯基民兵。

接著就是與境外的連動，北越當年擁有中蘇支援，並能通過胡志明小道進行跨國補給，如今伊朗則手握海峽、「抵抗軸心」等籌碼，即使本土遭遇攻擊，也能持續對周遭國家、美軍基地、海峽商船發動無止境的導彈與無人機襲擊，導致戰爭外溢為跨界的網狀不對稱衝突，美軍也因此沒有真正的「安全後方」。更重要的，是美國可能找不到結束衝突的明確出口，之後隨著戰爭時間拉長、傷亡人數攀升、經濟成本失控，大規模的反戰示威必然帶來政治壓力，最終恐怕只能在未達戰略目標的情況下草草撤軍。

可以這麼說，即便「地面部隊方案」有其邏輯上的合理性，越戰經驗卻也會反覆提醒「重返談判桌」的重要性。或許正因如此，在《華盛頓郵報》揭露的「10天停火方案」談判中，美國據報已經要求延長停火期限，並希望在任何停火生效前，雙方至少要就海峽航行自由達成部分共識，其餘細節則將在擬議的10天停火期內敲定。顯然，降溫衝突、緩和海峽局勢的談判之門，美國至今還未徹底關上。

再來是作為衝突核心的伊朗。確實，革命衛隊成功打出伊朗「不怕持久戰」的氣勢，可是戰爭對於伊朗經濟的持續放血，也必然牽制革命衛隊的強硬主張，這也正是6月諒解備忘錄的成立基礎：美國需要海峽開放，伊朗需要經濟輸血。

早在4月停火前，伊朗的戰爭損失就已高達2,700億美元、等同一年的GDP，更有超過200萬人因為戰爭失業；來到6月，伊朗的通脹年增率已高達近90%；接著是停火破裂後的7月20日，受美國重啟對伊港口封鎖、撤銷石油出口豁免等因素影響，伊朗幣值跌到了1美元兌195萬里亞爾的歷史新低，也就是從停火破裂以來下跌近一成。

當然，如果美國發動地面入侵，那麼伊朗如前所述，不是沒有打持久戰的底氣。可是問題在於，這必然要以伊朗的斷垣殘壁、經濟損失、漫長重建為代價，更不要提在1979年革命近半世紀後、大量中產階級已經出現的今日，伊朗民眾是否還跟兩伊戰爭時的情境一樣，願意不計代價打一場持續數年的宗教民族主義戰爭，答案恐怕值得商榷。此外，伊朗長期發展的抵抗經濟雖能緩衝外部施壓，包括制裁與封鎖，卻無法防禦戰爭導致的大規模破壞。

簡單來說，伊朗不是沒有打持久戰的理論條件，但問題在於：是否真的只剩這條路可走？從當前局面來看，不論是溫和派、改革派或強硬派，其實都還是對於情況的後續降溫留有餘地。

主張停火談判的溫和派與改革派自不待提。7月戰爭重啟後，面對強硬派媒體的反覆抨擊議長卡利巴夫「談判出賣國家利益」，這次反而是改革派站出來支持出身革命衛隊的曾經對手，例如改革派的主流媒體《選擇報》（Entekhab）就罕見公開表態稱，「卡利巴夫先生，繼續前進吧，整個社會都支持你，不要在意少數人的意見。」

當然，保守派與強硬派也有各自的克制表現。例如主導軍事打擊的革命衛隊，雖然看似打遍所有鄰近目標，卻還是在這波升級中避開了以色列這個關鍵對象，顯然不願牽動戰意最強的行為者、導致局面徹底失控。

此外對於胡塞在20日威脅封鎖沙特港口，可能引發雙重海峽危機的新發展，伊朗知名保守派報紙《資訊報》（Ettela'at）已在22日表示，同時關閉霍爾木茲海峽和曼德海峽，從長遠來看反而會對伊朗造成損害，「封鎖措施可能為伊朗提供短期籌碼，卻不會提供可持續優勢。」這種說法或許是意識到了一個潛在風險：一次封鎖兩個海峽，其實有一定機率倒逼各國加入美國的「打通海峽行動」，最終可能形成多國圍攻伊朗、攻打也門胡塞的混戰狀態。

這也就會連動沙特與胡塞的新升級。基本上胡塞的考量如前所述，始終要在組織生存與伊朗動員間持續求取平衡。因為對比加沙戰爭與當前伊朗戰爭，兩場衝突在中東的動員結構其實不盡相同：加沙戰爭畢竟交纏以巴衝突的漫長脈絡，始終有阿拉伯民族主義的市場可以動員；伊朗戰爭卻無疑源自美國、以色列與伊朗的長期安全困境，而「抵抗軸心」作為親伊朗的阿拉伯武裝，其實本就夾在阿伊之間尷尬不已，為了支持伊朗而攻擊阿拉伯國家所獲得的支持，必然少於為了支持巴勒斯坦人而攻擊以色列，這也正是胡塞在戰爭前期之所以低調的理由。

如今放眼整個「抵抗軸心」，基本也正面臨「美以秩序」對於「伊朗秩序」的持續清剿，而且阿拉伯國家其實都選擇了前者，包括正在施壓真主黨解除武裝的黎巴嫩政府、要求親伊朗民兵必須在9月30日前解除武裝的伊拉克政府、加入特朗普和平委員會（Board of Peace）並要求哈馬斯交出治權解除武裝的海灣國家們，更不要提2024年變天後已經成為親美國家的敘利亞。當然，這種清剿無法真的殲滅「抵抗軸心」，卻無疑會削弱這些武裝的原有政治地位與角色，例如被迫解除統治機構的哈馬斯。因此胡塞也必須考量，如果之後紅海局勢升溫，自己就算替伊朗爭取到了重要槓桿，也可能有一定機率要再經歷各方的聯合空襲，為後續治理帶來艱鉅挑戰。

再從沙特的視角出發，其本意原本只是「先下手為強」、確保自身安全，而非不計代價決戰伊朗、打通海峽，因此如今面對局勢升級，自然也就恢復到了原本的「第三陣營」斡旋國身分，能降溫就降溫。例如沙特外長法爾漢親王（Faisal bin Farhan）就在22日公開表示，「持久的區域穩定只能通過外交和永續政治解決方案來實現，而非武力」，顯然也是想對胡塞溫情喊話。

此外，海灣國家正在推進的產業轉型進程，包括沙特的「2030願景」（Saudi Vision 2030），其實都不能脫離安全的海上秩序與區域環境，這就必然成為推動斡旋的最大動力。尤其，根據《華爾街日報》22日報道，特朗普已正式批准與沙特的30年民用核能合作協議，這除了意味美沙關係的重大升級、美國將能在沙特未來核計畫扮演重要角色外，也同時連動沙特近年的產業布局：隨著「2030願景」大力投資雲端運算、人工智慧和新型工業城市，核能將能為這些項目提供穩定電力。

可以這麼說，當前的停火解體其實是各方同時「向前一步」的連鎖升級，但情況還不到無可挽回的境地。如果後續各方能夠意識到持久戰對於自身的巨大消耗，就有可能在反覆的底線試探後各退一步，讓三大陣營的斡旋力量再次形塑戰爭護欄；但如果各方都在豪賭對方打不起持久戰，所以反而不斷升級、要推進更多戰爭目標，那麼「中東越戰」的情境恐怕就會逐步靠近。

歸根結柢，不論是作為衝突核心的美國與伊朗，還是對峙紅海的胡塞與沙特，各方當然都有升級衝突的理由與動機，卻也必然都有比打持久戰更好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