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你去中國各地旅遊，即使在很偏遠的地方，也或多或少會在景區碰到大量垃圾。

其實這些垃圾，也只是中國垃圾問題的冰山一角。就像近期央視曝光的，許多地方都存在的「垃圾圍村」亂象，當地人的生活受到嚴重影響。

與此同時，網絡上也有人民群眾曝光多地溶洞裏垃圾堆積如山的場景。5月20日，中國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還專門巡視了四川宜賓的一處溶洞，調研相關治理工作。

這就在如今的網絡形成了「看似相互矛盾的敘事 」：一方面是中國垃圾不夠燒，各大垃圾焚燒廠甚至開始內卷打價格戰，甚至「掘地三尺」翻垃圾填埋場的「存貨」。一方面是各地非法倒垃圾屢禁不止，生態環境部門掛牌督辦。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如果你細看，就會發現這是個經濟問題。

垃圾為什麼要燒掉？

我們的城市和鄉村每天都製造大量垃圾。生活愈來愈好，垃圾愈來愈多。印度新德里2000萬人每天產生一萬多噸垃圾，其實人均一斤（500克）；北京2000多萬人一天能產生兩萬多噸，人均就有兩斤；美國人更多，紐約城區800多萬人一天1.4萬噸垃圾，人均三斤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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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我們最常見的處理方式是填埋，但是垃圾製造太快，根本不夠填：新德里著名的加濟布爾（Ghazipur）垃圾山，其實原先就是個填埋場，只不過早早填滿，變成了幾十米高的垃圾山。

在西安，中國最大垃圾填埋場江村溝，佔地面積超過1000畝，相當於100個標準足球場。1994年啟用時，準備用50年，但到2020年就填滿關閉了。

按現在的填埋技術，一噸垃圾要佔幾立方米的空間（和垃圾組成有關），這樣操作真的是太費地了。

何況垃圾填埋場，也不是挖個大坑把垃圾倒進去就行，也是個技術活。大量垃圾在密集堆放後，會產生毒性較大的滲濾液和大量易燃甲烷氣體。需要一系列的防滲漏和排氣設施。否則，填埋場就是個味道很大的定時炸彈。

相比之下，焚燒發電顯然更直接更簡單，管你什麼東西全都「高溫超度」，效率也高多了。

垃圾焚燒的歷史遠比我們想像的悠久。1896年，德國漢堡（Hamburg）就建成了世界第一家焚燒廠。但當時人們產生的垃圾還沒那麼多，種類也不復雜，直接填埋更方便。

二戰後全球經濟大發展，垃圾產量和品種大幅提升，國際上自70年代起開始普遍用焚燒處理。1988年深圳建成中國第一座焚燒廠——清水河垃圾焚燒發電廠。

此後，中國各地的垃圾焚燒廠遍地開花，一系列大型焚燒廠開機運營。比如上海老港再生能源利用中心二期項目，每天可以焚燒6000噸垃圾，一度是全球最大的垃圾焚燒廠。不過現在，廣州福山垃圾焚燒發電廠已經反超了，每年能燒300萬噸，每天9300噸。

現在，中國垃圾焚燒廠裝機量超過2500萬千瓦，相當於一個三峽，發電量1000多億千瓦時，也相當於一個三峽。

真正的難題是成本

按說產能建起來了，垃圾焚燒又能發電，豈不是可以應燒盡燒、應發盡發，一舉解決垃圾相關的各種問題？但問題，出在成本上，填埋是成本，焚燒能發電，但不等於能覆蓋成本。

很多「垃圾不夠燒」的報道中，會讓人感覺燒垃圾是個發電的好方式。按照現有技術，焚燒一噸垃圾可以發電300度左右（和品種有關），看起來確實不少。

但對比一下，燒一噸煤能發3000多度，人家那可是專門的燃料，沒法比。而且並不是所有垃圾都適合當燃料，在燒之前還需要做各種處理，把普通垃圾變成「高價值垃圾」。

說白了，發電只是處理垃圾的同時賺外快。所有焚燒廠的正式名稱都是「垃圾焚燒發電廠」；焚燒在前，第一要務當然是處理垃圾。

而且垃圾焚燒廠還有很多額外成本，燒垃圾比燒煤複雜多了。尤其是塑料，燒的時候會產生二噁英等高毒性物質，處理這些又需要一大筆錢。

這麼一核算，發電只是一點「外快」，解決不了根本問題。

根據《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焚燒社會成本評估報告》及其他數據，一個三口之家一年的生活垃圾差不多一噸，焚燒廠處理成本約1100元（人民幣，下同），算上各種隱形成本還要再翻個番。

但北京的城市居民一般每戶每年只交30元的垃圾清運費，以及每戶每月3元的垃圾處理費。所以中國的垃圾焚燒，還是很依賴政府補貼。

另外從空間上，垃圾的生產是高度分散在整個國土範圍內的，但焚燒發電卻是集中的，這收集的過程才是最大的隱形成本。不只是清運的交通費和人工費，還有大量的精力消耗。時間長了，自然沒人願意上心。就像過去垃圾分類的很多活，只有收破爛的願意幹。

現在中國城市的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接近100%，但中國19366個鎮的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平均為86.06%，7921個鄉的無害化處理率更低，平均僅為74.41%。

所以，這導致了一方面垃圾焚燒廠不夠吃，另一方面還有被垃圾填滿的溶洞。燒掉垃圾容易，把垃圾都送到焚燒廠，才是大問題。

環保的成本，該誰出？

現代城市給人的印象總是乾淨而整潔，但這是在有完善市政系統的前提下。而這套系統，並不是免費的。垃圾的轉運和處置都需要不少錢。

這次「垃圾不夠燒」，也是環保領域的生動縮影：經常是技術上的難題好解決，經濟上的不好弄。究其本質，就是製造垃圾的人沒有為自己的行為付款。

這在經濟學中有個專門的叫法：負外部性。舉個「重口味」的例子：在人擠人的電梯裏，有人放了一個屁，把大家都燻得夠嗆，但大家一般不會找放屁的人賠償。這就是污染產生者一個人的行為，對其他社會成員產生了負面影響。

而在經濟學家們看來，要想真正解決環境問題，就需要讓污染產生者付出相應的「代價」。

提出「負外部性」這一概念的英國經濟學家庇古（Pigou），對此的解決方法是放多少屁、扔多少垃圾就該付多少錢，每個人按量算錢，污染多少付出多少代價。現在的排污費就是基於這一理念。

但很多時候造成的污染和破壞難以精確計量。污染方交少了起不到遏制和補償作用，交多了又會損害經濟。

而在另一位經濟學大師高斯（Coase）看來，只要明確產權，讓地球上的每個地方都明確歸屬，同時降低交易成本，就可以自發形成市場最優化選擇，進而徹底避免環境污染的「公地悲劇」。現在的碳交易市場，就是發源自這一理念。

比如那些被垃圾塞滿的溶洞，人們都覺得扔到那裏面不會有人（至少當下）來找，最後污染物滲入到土地和地下水中，潛在的受害人數勢必不少。

顯然，如果這個溶洞有直接的主人，肯定是沒人敢往裏亂扔垃圾的；就算要扔，肯定也會和溶洞的主人談個價錢（僅為舉例，溶洞就不是扔垃圾的地方）。

直到現在，關於環保中的經濟問題的討論，大多都離不開高斯和庇古的範式。但在複雜的現實背景下，恐怕我們一時還找不到一個完美的方案。

人們在現實中對待垃圾焚燒廠的態度，往往很雙標。垃圾焚燒廠建設時常碰到一個問題——我需要這個來處理垃圾，但是別放在我隔壁，即所謂「鄰避」現象。好像垃圾只要丟進垃圾箱，就能從這個世界上徹底消失了。丟進溶洞裏，好像也一樣。

我們需要環境與市政工程系統來維護整潔的城市和鄉村。但現實是，我們並沒有星新一《喂——出來》中，那個可以吞噬一切的大坑。

垃圾處理的成本經常會被忽略，但不會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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