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博弈、俄烏戰爭、中東戰火等一連串變局下，「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角色愈發搶眼。不論是在中美之間避免選邊、拒絕跟進西方的對俄制裁，又或是不願配合美國打擊伊朗，當前的「全球南方」既有反抗意志，更有避險實力，也正在形塑新一波全球秩序轉型。

4月30日，蕭逸夫（Yves Tiberghien）受邀至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和碩講堂演講，講題為「避險者們：全球南方如何形塑當前全球秩序的轉變」（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is Shaping the Current Global Order Transition），探討全球秩序轉型下，全球南方國家的避險原因、策略與影響。活動由台大社科院國際長、政治學系副教授郭銘傑主持。

蕭逸夫現為台灣清華大學台北政經學院（TSE）院長暨特聘教授，政治大學亞太研究英語博士學程兼任講座教授，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又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卑詩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亞洲研究所名譽所長、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並曾在東京大學、政策研究大學院大學（GRIPS）、印尼雅加達公共政策學院擔任訪問學者。2017年11月，蕭逸夫被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授予國家功勳騎士勳章（Chevalier de l’ordre national du mérite）。

圍繞演講，《香港01》推出系列報道五篇，本篇為第三篇，聚焦當前的新全球體系組成，以及全球南方何以能夠避險。

構成新全球體系的五組國家

蕭逸夫接著介紹，在《避險者們：全球南方如何應對中美競爭》（The Hedgers: How The Global South Navigates the Sino-American Competition）中，自己與與扎基·萊迪（Zaki Laïdi）重新統整了當前的全球體系（global system），並把國家分成五組。

第一組是美國；第二組是美國的民主盟友們（USA Democratic Allies）；第三組是中國與俄羅斯；第四組是「全球南方中等強國」（Global South Middle Powers，GSMPs），包括書中聚焦的8個「最有影響力避險者」：印度、印尼、越南、南非、巴西、沙特阿拉伯、阿聯酋、卡塔爾；第五組則是其他發展中國家。

「美國通常是將後兩組共同歸類為貧困國家」，但蕭逸夫表示，「全球南方中等強國」的崛起是新現象，自己與扎基主要是把那些不與美國盟友存在嚴格聯繫，同時位列全球GDP前50名、又普遍擁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國家歸入這一組。其餘剩下的115個國家，則歸類為「其他發展中國家」。而「全球南方中等強國」是由33個國家組成，佔世界人口的49%、全球GDP的18%、全球軍事支出的16%。

而書中聚焦的8個「最有影響力避險者」，基本是在各指標上佔據了「全球南方中等強國」的半壁江山，包括佔世界人口的27%、全球GDP的9%、全球軍事支出的8%，而且影響力正在快速成長。

「順帶一提，美國現在已經有自己的行事方式。」蕭逸夫指出，美國目前已經與其他西方盟國脫鉤，並且追求其他西方盟國不願追求的目標，例如伊朗戰爭。但觀察美國民主盟友們的相關數據，它們佔全球GDP的34%、全球軍事支出的27%。「光是GDP的佔比，其實就已超越美國，對吧？」

蕭逸夫表示，如果歐洲、日本、加拿大、韓國、澳洲以及其他「美國民主盟友們」，在去年4月美國加徵關稅後舉行一次會議，透露「我們相當擔心美國未來的債券市場」，其實就足以讓美國債券市場崩潰，從而停止關稅。

「這不意味這些國家沒有權力，他們有權力，只是沒有協調。」蕭逸夫指出，這就是世界的實際權力結構，也就是在「美國民主盟友」陣營內部，他們從未彼此合作，而是更偏向與美國合作，形成一種「中心輻射型模式」（a hub and spoke model）。

避險是一種能力

蕭逸夫接著聚焦探討「全球南方中等強國」的避險行為，並且強調脫離現實主義（Realism）的觀察視角。

「我們認為沃爾茲（Kenneth Waltz）、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等人，其實是將避險導向了錯誤方向。」蕭逸夫表示，這些學者傾向將避險視作一種防禦、一種保護措施，一種力求中立以避免被攫獲的手段，但最終小國還是會被大國痛打。

「這聽起來有些悲觀，但因為我過去曾經從事金融業，所以就從金融領域借鏡了新觀點。」蕭逸夫指出，在金融領域，正是避險塑造了市場，因為人們可以進行期權交易、期貨交易，而一旦避險基金（hedge funds）通過賣空某種資產朝著同一方向移動，操作者其實就能左右市場，例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受避險基金的同向操作而觸發，2008年的金融危機也是如此。因此，避險者既能成就市場，也能摧毀市場。

「這就是我們在《避險者們》中提出的論點，也就是避險正對全球體系產生影響。」蕭逸夫強調，避險背後的策略性，以及重複、多樣化、持續、互補的各式行動，其實既能夠調動所有主要大國，又無需與所有正式聯盟達成一致。

蕭逸夫也提到，策略性避險是積極主動的，可以包含一系列行動，但其中也有一些行動會相互抵消。而所謂「避險者們」，其實就是指涉能長期、跨領域展現持續策略性避險的國家，同時擁有足夠的自主權。

「所以我們也設定了能力門檻。我們認為非常小型的國家，其實不具備成為避險者的能力，因為它們或許偶爾會避險，卻無法持續這樣操作。」因此所謂避險能力，其實就是通過持續的策略性避險，來長期實現國家和全球目標的能力。

促成避險的三大背景

蕭逸夫接著反問，為何全球南方在當下具備這種能力，在60年代卻做不到？換句話說，為何過去的萬隆會議、不結盟運動，並沒有產生持續性影響？例如印尼，最後其實就放棄了相關政策。

蕭逸夫提出，有三個背景能解釋當前的全球南方中等強國，為何會且有能力持續避險。

第一是國際結構。蕭逸夫指出，60年代是兩極的時代，而兩極格局本身就是一種結構。但現在全球出現一種混合結構，也就是既有部分兩極格局，也有部分多極格局。而這種不完美的兩極格局，其實就為避險開闢了空間，因為沒有多極格局，國家就很難操作持續且有效的避險。

第二是全球南方中等強國的崛起。蕭逸夫表示，這些國家現在擁有更多資源、更強的國力與實力。例如海灣阿拉伯國家，就是既有經濟實力也有龐大的財政資源；越南則在供應鏈，尤其是科技供應鏈中佔據核心地位；印度是在安全安排中扮演關鍵角色，「美國絕不能讓中印簽署安全協議，因為這對西方來說將是一場災難，所以印度總是能夠操作避險，也就是只要作勢靠近中國，美國就會來求印度。」

第三是理念。蕭逸夫指出，美國很常會誤解避險者們，認為物質、結構、國力就能解釋一切，所以1960、1970年代轟炸越南時，美國就篤信北越會選擇投降。可是結果並非如此，北越從未投降。「美國誤解了整場越戰，只把衝突想像成思想上的骨牌效應，也就是共產主義的傳播，所以把整場戰爭當成了一個意識形態的故事，並認為人們通常不會為了意識形態而死。但實際上，這是一個民族主義的故事。」

蕭逸夫強調，越南人打的是一場後殖民時代的戰爭。起初，越南人為趕走法國人而戰，接著美國人來了，所以他們又持續和美國人作戰。「這關乎你的身分認同。這關乎你是誰，關乎主權和自尊。而一旦談到這個理念，人類的行動就無所不能，會為自身認同而永無止境地戰鬥。」

蕭逸夫表示，在觀察全球南方時，可以發現後殖民時代的根源，其實存在於所有避險行為中。換句話說，各國之所以避險，不只出於國際結構變化、國家本身崛起，也是為了確立身份，為了重獲話語權。

蕭逸夫強調，一直到1800年，世界其實都是多極、多文明的狀態。只是因為後續發生工業革命，所以西方征服了世界，並且消滅了許多文明、或將它們視為次要文明。但現在，各方都開始復興，而且帶著復仇的決心回歸。

「全球南方說，我們現在帶著能力回來了。我們帶著話語權回來了。我們擁有悠久的文明。我們有自己的故事。我們渴望擁有一席之地。」蕭逸夫指出，所以美國不論是用轟炸或關稅，其實都無法徹底掌控對全球南方，甚至根本行不通，因為這背後還有更深層的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