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6月達成協議到7月戰爭重啟，美伊諒解備忘錄（MOU）只撐不到30天，就被各方導彈炸得命懸一線。

如果聚焦事件本身，導火線當然是治絲益棼的海峽僵局。早在6月17日協議簽署時，美伊雙方就對海峽未來各執一詞：美國強調海峽的徹底自由航行，伊朗卻主張將在60天後開始收費。即便後續美方以解凍資產、解除制裁為條件，希望伊朗軟化立場，後者卻依舊堅持控制、不肯讓步。於是，居中斡旋的阿曼為求打破僵局，只能開始「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兩面操作。

6月23日，阿曼先是與伊朗發表聯合聲明，表示兩國將就海峽未來管理達成協議，隨後卻又在25日與美國、海灣合作委員會簽署共同聲明，表示「拒絕任何通行費、收費或控制海峽的企圖」。接著，阿曼又在媒體上釋出「馬六甲模式」規劃，提議仿照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的三國共管機制，在霍爾木茲海峽成立多國基金，以各方的「自願捐款」取代伊朗的強制收費；但與此同時，阿曼也與美國合作開闢伊朗控制外的新航線，意在鞏固海峽自由航行的既成事實。

顯然，阿曼雖然能與伊朗溝通，卻終究不能抹除親美的海灣國家底色，也不敢站在期望通航的國際社會對立面，只能在安撫伊朗之餘緩緩破局。不過這種「長袖善舞」也終究引發德黑蘭反撲：6月25日，伊朗以「船舶不能穿越未指定的航線」為由，襲擊一艘航經阿曼水道的船舶，美國則隨後對格什姆島（Qeshm Island）、伊朗南部沿海祭出報復性打擊。

之後就是類似場景的惡性循環、反覆升級：伊朗攻擊使用阿曼水道的商船，美國則在7月7日撤銷伊石油出口的臨時制裁豁免、在8日宣布「與伊朗的臨時停火協議已經結束」、在13日正式通知國會重啟對伊戰爭、在14日重新實施對伊朗的海上封鎖。這段期間，海灣基本展演雞犬不寧的導彈紛飛：美國反覆空襲伊朗，後者則持續襲擊海灣各國。

顯然，因為海峽僵局的炸裂，衝突已經退回6月以前的高強度對峙。不過展望戰爭前路，海峽其實也正如剛結束的哈梅內伊（Ali Khamenei）國葬，都是反映衝突脈動的地緣透鏡，既照見美國與伊朗的中東秩序板塊之爭，也折射伊朗派系與美國的複雜互動。而這兩股脈動的複雜交纏，無疑將決定戰爭的未來走向，同時牽引中東格局的再次變化。

綑綁海峽的「抵抗軸心」變局

首先是美國與伊朗的中東秩序板塊之爭。毫無疑問，海峽作為當前熱點，既是伊朗影響力的新投射，也同步牽動既有的板塊爭奪，那就是作為美國、以色列、伊朗博弈斷層的「抵抗軸心」（Axis of Resistance）。而這又與當前的伊朗戰爭形成了三重交纏。

首先是2023年10月爆發的加沙戰爭，這場浩劫雖有以巴衝突的長遠脈絡，卻也毫無疑問是伊朗、以色列的代理衝突，並也因此成為伊朗戰爭的地緣前奏；再來是伊朗為了保住哈馬斯而調動各地武裝，由此導致的「抵抗軸心」烽火連天，包括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敘利亞變天、美伊聯手轟炸也門，同樣延續到了當前情境；接著是戰爭催生的海峽「武器化」議題，起初是胡塞發動的紅海危機，如今則是各方糾纏的霍爾木茲海峽封鎖。

顯然，以巴衝突、代理武裝、海峽危機，基本是從加沙浩劫一路貫穿到了伊朗戰爭，「抵抗軸心」也因此成為美國、以色列、伊朗的博弈焦點。即便6月諒解備忘錄的底層邏輯，就是美國以經濟誘因換取伊朗開放海峽、推進核談判，圍繞「抵抗軸心」的拉扯卻也沒有因此淡去。

例如與諒解備忘錄掛鉤的黎巴嫩停火，就與海峽危機隱隱交纏，尤其6月19日特朗普（Donald Trump）宣布以色列和真主黨達成停火協議後，以軍仍然持續發動攻擊，這就導致伊朗一度在20日宣布關閉海峽；再來是7月6日，也就是哈梅內伊國葬當下、海峽危機升溫前夕，哈馬斯終於在各方壓力下宣布解散統治機構、移交加沙治權；接著是7月13日，美國正式重啟對伊戰爭後，沙特也在同日轟炸也門薩那機場，引發胡塞打破多年停火再對沙特發射導彈，伊朗則同步威脅將讓胡塞封鎖紅海。

可以這麼說，即便諒解備忘錄看似聚焦海峽與核議題，「削弱抵抗軸心」卻始終都是美國以色列的潛在議程，阿拉伯國家更是同步配合，這就導致伊朗始終有意藉著海峽議題「操作槓桿」，包括用霍爾木茲海峽掛勾黎巴嫩戰線，以及反覆威脅要讓胡塞封鎖紅海，目的就是藉由多重議題的相互綁定，設法維持自身戰略影響力。

不過即便如此，兩年加沙戰爭還是改變了「抵抗軸心」格局，並在不同板塊間製造一定溫差。

首先是備感壓力的黎巴嫩真主黨。基本上作為「抵抗軸心」中軍事化程度最高的非國家實體，真主黨無疑在加沙戰爭後蒙受巨大損失，包括2024年12月敘利亞變天後，直接失去支撐跨國後勤的戰略支點，如今又因伊朗戰爭再被重創：3月2日以色列重啟北部戰線後，以軍便反覆轟炸貝魯特南郊等地，並對黎巴嫩南部發動更大規模的地面入侵，同時斬首多位真主黨新領導層。

與此同時，黎巴嫩政府也強化了對真主黨的施壓。例如黎巴嫩總理就直接禁止真主黨的一切軍事安全活動、強調戰爭與和平決定權只屬於國家，並且反覆要求真主黨解除武裝、下令黎巴嫩政府軍逮捕真主黨武裝人員。在這種尷尬情境下，真主黨的長期政治盟友阿瑪爾運動（Amal Movement）也只能被迫明哲保身。

6月26日，美國更是宣布以黎達成框架協議：黎巴嫩將承認以色列作為國家的合法性，希望正式結束以黎之間的戰爭狀態，並且承諾解除真主黨武裝，換取以色列逐步撤出黎巴嫩。顯然，當前真主黨不只要對抗以軍進逼，還面臨黎巴嫩政府的同步夾擊，在國內的政治與軍事空間也被進一步壓縮，陷入軍事受挫、國內孤立、後勤欠缺的三重危機。但即便如此，真主黨作為最親近伊朗的「抵抗軸心」板塊，依舊是拒不屈服，並與以軍持續交戰。

再來是處境類似的伊拉克民兵。3月2日，伊拉克「伊斯蘭抵抗組織」（Islamic Resistance in Iraq）、真主黨旅（Kata'ib Hezbollah）宣布參戰，並且開始了對海灣國家、伊拉克庫爾德武裝的襲擊，卻也隨即面臨類似真主黨的政治困境：伊拉克政府公開表示，反對親伊武裝將國家拖入戰爭；總理蘇達尼（Mohammed Shia' al-Sudani）更是命令安全機構防止任何「破壞穩定的行為」；一度逼近美國使館的親伊朗示威者，也因此遭到伊拉克安全部隊驅散。

此外，有別於真主黨戰意堅強，伊拉克民兵其實沒有完全響應伊朗的戰爭動員。背後原因，就在於美國多年定點清除、清剿補給線的長期施壓下，民兵的戰鬥能量已被削弱，其領導高層更是深度捲入伊拉克的政經生活，不再唯德黑蘭馬首是瞻。簡單來說，伊朗在伊拉克的相關代理武裝，其實早在戰前就出現「空心化」現象。

6月30日，伊拉克政府更是下令親伊朗民兵必須在9月30日前解除武裝，否則將面臨法律後果，這種安排恰好與美軍撤離伊拉克的時程相掛勾，明顯是美國要求的直接結果。其中，正義聯盟（Asa'ib Ahl al-Haq）、伊瑪目阿里旅（Kataib Imam Ali）已表態願意交出武器，其餘派別則尚在抵抗。

接著就是威脅要封鎖紅海的胡塞。平心而論，與被加沙戰爭重創的真主黨、變天的敘利亞、空心化的伊拉克民兵相比，胡塞算是「抵抗軸心」中相對保有實力的板塊。但這不代表胡塞沒有軟肋，尤其是在經濟領域。

以沙特與胡塞在2022年達成的停火協議為例，當時沙特同意每年花費數十億美元支付也門公務員工資，包括部分胡塞控制區的公務員，並將參與也門的重建投資；再回顧加沙戰爭期間，基本上從2024年到2025年，美以的反覆空襲已不只削弱胡塞的襲擊能力，還成功斬首諸多胡塞武裝高層，並造成超過1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廣泛制裁更是嚴重削弱胡塞的經濟支柱，包括佔收入一半以上的石油和成品油貿易，支撐胡塞部落聯盟的庇護網絡便也捉襟見肘，這就導致胡塞最後同意與美國達成停火，並從2025年9月起停止襲擊紅海。

此外隨著國際承認的也門政府成功壓倒南方分離主義勢力，也門防長塔赫爾·阿基利（Taher al-Aqili）也已宣布，「行動方向正朝胡塞武裝控制的首都薩那推進」，暗示政府有可能發動地面攻勢、收復胡塞武裝控制區。如果胡塞此時深度捲入伊朗戰爭，將有一定可能會讓後方暴露在也門政府軍的攻勢下。

這或許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與真主黨、伊拉克民兵相比，胡塞始終沒有積極響應伊朗的戰爭動員，而是反覆強調三條「紅線」：中東國家不得與美國、以色列結盟攻擊伊朗；美國和以色列不得利用紅海對伊朗或任何穆斯林國家進行敵對行動；各方不得持續升級對於「抵抗軸心」的攻擊。平心而論，從當今情勢來看，第一條與第三條其實早就被跨過，但胡塞始終沒有如伊朗所願封鎖紅海，而是只對以色列發射幾枚導彈，並在沙特轟炸機場後，才對沙特進行導彈回擊。

至於加沙哈馬斯，則明顯更加外於伊朗戰爭。確實，宣布解散統治機構、而非解除武裝，其實更多是政治姿態展演，而非真正從加沙退場。但涉及哈馬斯未來能量的加沙重建，卻是極度仰賴海灣國家的資金挹注，正因如此，早在2月伊朗戰爭爆發時，哈馬斯就多次呼籲伊朗不要攻擊海灣國家，更遑論要響應德黑蘭的戰爭動員。

可以這麼說，不論後續對真主黨、伊拉克民兵、哈馬斯的解除武裝進程會否成功、胡塞又是否選擇封鎖紅海，「抵抗軸心」都已經因為戰爭受到重創，其實也就等同伊朗戰略影響力的流失。這就可能導致伊朗更加強勢要掌控海峽，同時以此為槓桿，盡可能確保「抵抗軸心」的劫後餘生。

革命衛隊與經濟放血的競合

當然，這同樣會牽引伊朗的強硬、改革派與美國的複雜互動。從當前局面來看，控制海峽就是伊朗革命衛隊的紅線，這就必然與美國的「自由航行」底線相矛盾，並且導致諒解備忘錄的搖搖欲墜。

而革命衛隊的勢大，其實也與「抵抗軸心」的擴大類似，都是哈梅內伊時代的鮮明印記，並與伊斯蘭共和國政權形成了複雜共生。

首先是捍衛政權生存。眾所周知，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伊朗旋即陷入兩伊戰爭的8年戰火，革命衛隊因此與正規軍共同承擔作戰任務，並在戰後受到時任最高領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的高度評價；再來，革命衛隊作為政權捍衛者，也承擔弭平街頭騷亂的鎮壓職責，從2009年的「綠色革命」到2026年剛結束的反通脹示威，大抵如此。

而在對外政策上，革命衛隊無疑是「輸出革命」的直接執行者，套用在當前政治情境，其實就是經營「抵抗軸心」，包括最早在1982年，黎巴嫩真主黨就因革命衛隊的軍事與資金援助，而能抗阻以色列軍隊的持續進逼；在伊拉克，什葉派領袖薩德爾（Muqtada al-Sadr）的武裝力量也曾接受革命衛隊的訓練與資金支持；在加沙地帶，伊朗無疑是哈馬斯的最大生存靠山；之後「阿拉伯之春」引爆的敘利亞、也門內戰，則又讓革命衛隊與阿薩德政權、胡塞武裝建立聯繫，最終為伊朗打造了南北包圍以色列與海灣國家的「抵抗軸心」地塊。

之後隨著「抵抗軸心」糾纏伊朗以色列代理衝突，革命衛隊的角色又再被強化，尤其是2023年10月開始的加沙戰爭，基本就導致了所有「抵抗軸心」板塊與以色列的直接交火，後續的2025年6月「十二日戰爭」、當下的以色列伊朗美國戰爭，又讓革命衛隊獲得前所未有的政治話語權，包括無視總統、甚至能夠干預最高領袖遴選。

再來是經濟場域。革命衛隊利用了兩伊戰爭結束後的重建需求，著手打造自己的經濟網絡，包括成立戈爾博公司（GHORB/Khatam al-Anbiya）、伊斯蘭革命衛隊合作基金會（Cooperative Foundation of the Sepah）、巴斯基基金會（Cooperative Foundation of the Basij），開始涉足房地產、銀行、零售、油氣資源開發等行業。

這種情形在艾哈邁迪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當選總統後，明顯成為一種檯面化的政經輸送。例如2006年，戈爾博公司就獲得伊朗國家石油公司價值13億美元的巨額合同，負責建設從南帕爾斯天然氣田通往巴基斯坦邊界的輸氣管道項目。之後，內賈德政府又將南帕爾斯氣田的第五期和第六期專案交由該公司運營，戈爾博公司由此成為伊朗主要的能源基建公司之一。

顯然，革命衛隊的崛起本身，就是伊朗近年內外政治情境的脈動反映：持續介入中東各大戰場、建立戰略縱深，革命衛隊基本已與所謂「抵抗軸心」政策結成命運共同體；而同步發生的美伊關係惡化、以及隨之而來的制裁收緊，又成為伊朗近年反覆爆發全國示威的導火線，革命衛隊作為政權生存防線的角色，也因此在一波波示威浪潮後變得更明顯。

而這種橫跨政治、經濟、安全的多重角色，已經讓革命衛隊超脫1979年後的原始作用，走向主導伊朗政治的某種「國中之國」，並且展演與保守派結盟、排斥改革派的整體趨勢。

例如前述的內賈德執政時期，基本就是與革命衛隊形成了某種「共治」。除了後者因此獲得大量政府合同、深化自己與伊朗經濟的捆綁外，在整個內賈德總統任期內，也有大量出身革命衛隊的官員進入政府內閣，佔比遠超之前歷屆政府。可以這麼說，內賈德政府與革命衛隊其實結成了「一體化」的軍政關係，正因如此，在內賈德因疑似選舉舞弊而被「綠色革命」包圍時，革命衛隊就扮演了政權守護者的角色，並也因此強硬鎮壓示威人群。而這也基本就是後續萊希（Ebrahim Raisi）時期的類似模式。

但輪到改革派上台時，革命衛隊基本就與政府形成相互掣肘、甚至互斥的對抗關係。例如1997年改革派代表哈塔米（Mohammad Khatami）就任總統後，雙方的矛盾就持續積累，包括哈塔米在接受CNN專訪時表示，「對於1979年的人質危機事件感到遺憾」，此舉立刻遭到革命衛隊司令薩法維（Yahya Rahim Safavi）的猛烈批評，強調「如果行政體制和伊斯蘭革命的根基受到威脅，我們必須敢於應對並施加干預。」1999年7月伊朗爆發大規模學生示威時，革命衛隊也直接指責哈塔米政府「毫無作為」。甚至，革命衛隊還直接把哈塔米比做「伊朗的戈爾巴喬夫（Mikhail Gorbachev）」。

無獨有偶，2013年5月改革派的魯哈尼（Hassan Rouhani）總統上台時，革命衛隊也在同年12月指責魯哈尼政府可能會成為「深受西方學說影響的政府」；魯哈尼則公開回擊革命衛隊，「早就超越政治體制、不受拘束」。2018年特朗普單邊退出核協議後，革命衛隊又指責魯哈尼工作失職。

不過革命衛隊與改革派政府的衝突，其實並不完全來自意識形態與路線分歧，也與經濟改革息息相關。

如前所述，革命衛隊基本是從1990年代起，逐步深化在伊朗經濟領域的角色，如今也已形成不容忽視的「經濟帝國」，有能力獲得低於市場價格的國家外匯配給，並能通過自身控制的港口、陸上邊界口岸及海陸空軍事設備從事各種經濟活動，導致伊朗國內大部分私營企業無力與之競爭，政府稅收也因此嚴重受損。

此外，革命衛隊也常年涉足伊朗境內的黑市交易，例如利用油氣補貼政策，將廉價汽油和天然氣倒賣至阿富汗、巴基斯坦等鄰國，來獲取巨額利潤，甚至通過賄賂海關走私奢侈品賺取差價。因此魯哈尼便曾經抱怨：我們將掌握在「無槍政府」手中的一部分經濟活動交給了「帶槍的政府」，這不是經濟私有化。

但弔詭的是，美國制裁雖然重擊伊朗經濟，卻也同步拉升革命衛隊的經濟角色。關鍵在於，革命衛隊的下屬基金會和公司，雖然是伊朗整體經濟改革的障礙，卻也能為所謂「抵抗型經濟」提供支撐，包括在一定程度上貢獻稅收、救濟窮困人群、提高就業率，尤其是在基建項目和國防工業領域。此外，隨著西方收緊制裁迫使外資與企業撤出，革命衛隊也迅速填補了相關空間。

可以這麼說，美國制裁本身也就像當前戰爭，雖然削弱了伊朗國力，卻也強化了革命衛隊的政經能量。原本，最高領袖可以是平衡民選總統、革命衛隊分歧的關鍵，但哈梅內伊晚年已基本成為革命衛隊擴權的保護傘，基本上這也成為2023年「阿克薩洪水行動」爆發的重要背景：除了策動哈馬斯閃擊以色列，伊朗也調動所有「抵抗軸心」板塊參戰。如今穆傑塔巴（Mojtaba Khamenei）在革命衛隊支持下就任最高領袖，則又進一步確保了革命衛隊將來的大權獨攬。

可是政治精英與安全部門的成功結盟，並不等於國家與政體的愈發強壯。關鍵在於，伊朗或許能夠抵禦美國、以色列的軍事進逼，但伊朗的經濟問題卻不會因為停火而即刻消失。基本上，魯哈尼時期的問題至今還是存在：由於革命衛隊的「蛋糕」無法輕易觸碰，經濟改革因此走得步履維艱；收緊的制裁則會不定期觸發全國示威，這時又必須仰賴革命衛隊的鎮壓槍口。換句話說，民選政府的手中砝碼日漸稀少，國家的生存壓力卻愈發巨大。

這就延續到當前的戰爭情境。一方面，如果不是革命衛隊主導伊朗封鎖海峽、打擊海灣的對外攻勢，戰爭未必能夠形成勉強停火的恐怖平衡；但革命衛隊堅持控制海峽、甚至不惜為此襲擊船舶導致戰火復燃，其實可能衝擊後續的資產解凍、制裁解禁談判，導致伊朗的經濟問題更加無解，尤其美國當下已經重啟對伊海上封鎖、撤銷石油出口豁免，無疑會加劇伊朗的經濟負擔。

當然，強制在海峽收取高額通行費，或許對於國庫不無小補，可是這也必然催化更加強烈的繞道趨勢，以及觸發部分國家的外交交涉，導致伊朗出於政治考量降低、乃至不收特定國家的船舶通行費，例如中國。因此最終，控制海峽或許更多是起到保衛政權、保住「抵抗軸心」的戰略效果，經濟效果則未必能如一開始規畫的豐碩。

未來美伊能否繼續脆弱的諒解備忘錄、或是在各方斡旋下推出「2.0」版本，還是一路升級導致海灣大戰爆發，其實就取決於伊朗面對「抵抗軸心」板塊流失，有多高意願在海峽「尋求補償」，以及美國與伊朗的複雜互動中，經濟議題能在多大程度上說服革命衛隊「用海峽換談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