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舉行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喪禮之際，海峽議題也持續推進。

7月3日，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維到訪德黑蘭，會見伊朗議長卡利巴夫（Mohammad Bagher Ghalibaf）。後者除了強調，「絕不允許美國干涉霍爾木茲海峽事務」，也表示伊朗已解決中國船隻通過海峽的問題，並形容中國是「一個在艱難時候與我們同舟共濟的國家」。

7月4日，伊朗駐華大使法茲利（Abdolreza Rahmani Fazli）同樣表示，將對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船隻徵收新費用，且伊朗正與阿曼協調合作，制定有關海峽的新安排，「這些新安排將涵蓋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的航行安全保障、船隻通行監督，並因應大量船舶通行帶來的環境衝擊。」不過法茲利也指將給予中國及其他友好國家「特殊待遇」，只是沒有進一步說明具體內容。

基本上，相關動態釋放了兩個訊號。

第一，有鑑於伊朗與中國的特殊關係，前者不得不在海峽議題上考量中國立場。一來，中國其實反覆表明，霍爾木茲海峽是用於國際航行的海峽，應儘早恢復海峽安全、自由通行，；二來，即便目前傳出伊朗也正與日本進行原油採購談判，但受美國短期制裁豁免不穩定、亞洲多數煉油廠庫存充足等背景影響，短期內中國依舊是伊朗石油出口的核心主力，再加上中國同樣自海灣國家採購大量能源，如果伊朗真的要在海峽收費，中國可能成為一大「被收費方」。

第二，在各方都不樂見、或至少不方便公開支持海峽收費的背景下，伊朗即便外顯立場強硬，卻也不是沒有讓步空間。例如當前的「分級收費制」，明顯就不同於曾經的「每桶原油1美元」標準，而是充滿協商空間。

可以這麼說，給予中國與其他友好國家「特殊待遇」本身，其實反映伊朗對於海峽規劃的現實折衝與路線思考。而究竟要如何給予「特殊待遇」，也取決於伊朗自身的博弈平衡與政治判斷。

圍繞停火的內部暗流

首先是伊朗內部的路線博弈。這背後不只牽涉強硬、溫和兩派的長期競合，也關乎新最高領袖穆傑塔巴（Mojtaba Khamenei）的立場表述：6月18日，穆傑塔巴稱自己已批准美伊停火的諒解備忘錄，卻也同時強調「自己原則上持不同意見」。

這就導致伊朗的派系紛爭愈發鮮明。6月28日，60位專家會議成員發表聲明，警告外長阿拉格齊（Abbas Araghchi）、議長卡利巴夫 (Mohammad Bagher Ghalibaf）等談判代表「不要觸犯穆傑塔巴的紅線」。雖說專家會議秘書處隨後澄清，這份聲明並不代表專家會議的官方立場，隨後卻又有至少84名議員、其中大部分與極強硬的「穩定陣線」（Paydari Front）結盟，支持了6月28日的專家會議聲明。

喧囂一直持續到7月4日，最高領袖駐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代表薩德吉（Abdollah Haji Sadeghi）直接在致革命衛隊和巴斯基民兵指揮官的信中表示：穆傑塔巴近期就諒解備忘錄發表的聲明，是政權採取行動的最終依據。薩德吉也指出，圍繞「官員是否強迫穆傑塔巴簽署諒解備忘錄」、「是否玩忽職守」、「是否背叛穆傑塔巴的爭論」，已經損害伊朗的政權團結，並與穆傑塔巴的聲明意旨不符。

顯然，在伊朗內部暗流湧動的背景下，薩德吉的聲明代表彌合政權分歧的內部努力，並也試圖緩和圍繞最高領袖、革命衛隊的強硬派鼓噪，包括將諒解備忘錄解讀為對穆傑塔巴的不忠。

這也反向解釋了，為何諒解備忘錄簽署之後，伊朗仍會出現間歇性的強硬反彈，包括強勢將黎巴嫩停火掛勾於美伊談判，並為此在6月20日一度宣布關閉海峽，要迫使美國向以色列施壓，徹底停下對真主黨的軍事行動，甚至不惜與美國再次交火、重啟對海灣的襲擊。

關鍵在於，不論是對黎巴嫩戰線、海峽、甚至是停火本身，伊朗內部都稱不上鐵板一塊，這就導致前述議題的彼此掛勾、反覆糾纏，正如美國也同樣在延長最後通牒、威脅重啟轟炸間擺盪，導致脆弱停火更加前途未卜。

如果聚焦海峽本身，伊朗的當前立場其實也是強硬與溫和緩衝的結果。回顧諒解備忘錄簽署之初，美伊的「各自表述」就已預示當前分歧：美國強調的海峽重開、避談60天後可能收費，或許更多是參與談判的伊朗官員所釋放的樂觀預期；當然美伊雙方或許沒有達成秘密共識，但在美國希望海峽開放、伊朗也希望解凍資產的背景下，這種樂觀預期無疑是達成協議的必要基礎。換句話說，伊朗應該是在談判過程中，展現了自己未必要控制海峽政治彈性，才能換得美國的資產解凍。

但伊朗媒體與官員如今反覆強調的60天後開始收費，其實反映強硬派、乃至伊朗政府希望保有海峽籌碼的現實考量。畢竟這場戰爭已經證明，在期中選舉將近的特殊情境下，伊朗對於海峽的反覆干擾，其實有助推高全球油價，迫使美國自行降溫、國際社會設法斡旋，從而提高伊朗面對戰爭的生存機率；即便不是處於戰爭情境，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也無疑是重要戰略資產，賦予了伊朗單方面影響全球大宗商品價格的能力，有助在未來抵禦外國壓力或軍事行動，同時帶來潛在的巨額收入。

因此，當前伊朗更多是在不完全破壞停火的背景下，持續強化對於海峽的控制訴求，包括設法封鎖阿曼與國際合作開闢的新航線：6月25日，伊朗攻擊一艘試圖通過阿曼航線的船舶；7月2日至3日，至少有8艘船舶在試圖沿阿曼海岸航行時，因為伊朗威脅被迫折返，當中部分船舶隨後使用了伊朗允許的安全航線；7月4日，英法兩國宣布同意與阿曼合作，確保船隻能安全通過阿曼伊測的新航線，結果引發伊朗外交部發表聲明，警告兩國不要在海峽進行任何軍事活動。

伊朗更想「控制」或「賺錢」？

顯然，海峽現況更多呈現某種各憑本事的危險試探：國際社會與阿曼希望在「未經伊朗同意」的背景下，持續鞏固海峽自由航行的現實；伊朗則試圖在「不徹底顛覆停火」的情境下，強化自己對於海峽的控制現況。

不過前述博弈最終必然要形成某種均衡。而定義均衡究竟傾向美國或伊朗的，其實就是伊朗究竟能控制海峽到何種地步，衡量指標包括是否調整通行費價格和支付貨幣、是否改變每日允許的通行次數，甚至是否完全禁止某些國家、公民和特定類型的貨物通行。顯然，這也就會連結所謂給予中國、友好國家的「特殊待遇」。

只是回歸原點，伊朗能控制海峽到何種地步，其實不只取決於內部路線博弈，還關乎國際各方的接受程度。其中關鍵就在於，伊朗究竟是更想展現自己對海峽的「控制」，還是更想通過海峽「賺錢」。

綜觀全球，伊朗當前訴求其實存在兩個先例。首先是1857年前的丹麥，便是根據貨物價值的1%至5%收取丹麥海峽通行費，具體比例取決於國籍等因素；再來是允許土耳其向海峽過境船隻收取成本補償的《蒙特勒公約》，以2024年數據為例，土耳其共向超過5.1萬艘次的船舶收取近2.3億美元的費用。

可是對比伊朗之前提出的每桶原油收費1美元、年收幾百億美元規劃，土耳其方案的費率顯然無法滿足需求。畢竟，在以色列轟炸石油化工、鋼鐵等外匯收入來源產業，以及美以轟炸造成更廣泛破壞的背景下，走過戰爭的伊朗百廢待舉，除了靠著停火談判換取美國解凍資產、解除制裁，以海峽通行費作為戰後重建資金當然也是必要考量。

只是這就必然衝擊美伊談判進程，說得更直接，如果伊朗始終堅持在海峽收費，那麼圍繞後續的制裁解凍、制裁豁免談判，美國的讓步空間恐怕就會進一步限縮。且從現實視角來看，制裁解除的範圍如果夠大，其價值可能遠超潛在的通行費收入。因此伊朗堅持收取高昂費用的舉措，其實不能排除「因小失大」的可能。

此外，伊朗也必須考量堅持收費導致的海峽流量下降結果。以馬六甲海峽為例，受伊朗戰爭觸發霍爾木茲危機影響，「海峽收費」議題也一度成為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三國的辯論焦點：4月下旬，印尼財政部長一度表示，考慮對馬六甲海峽徵收通行費，不過印尼政府很快收回這項說法；馬來西亞雖沒有直接回應海峽收費議題，卻是少數幾個就霍爾木茲海峽船舶過境問題與伊朗進行談判的國家之一；新加坡則譴責與伊朗就霍爾木茲海峽過境進行談判的想法，並拒絕了在馬六甲海峽徵收通行費的提議。

關鍵在於，馬六甲海峽三國中，新加坡是主要煉油廠和船舶燃料中心。這意味著，如果因為馬六甲海峽強徵通行費導致船舶繞道，新加坡承受的損害尤其顯著，因此與其為了通行費利益蒙受更長遠的產業損失，不如最大限度利用馬六甲海峽的過境運輸。

而雖說伊朗的角色並不完全等同新加坡，卻也必然要面臨類似考量：強徵收費必然導致船舶繞道，收得越高、繞道誘因越強。如果伊朗真的希望保留對於海峽的控制、乃至獲取補貼戰後重建的資金，那麼無差別收取高額通行費恐怕會適得其反。

顯然，這也正是所謂給予中國、友好國家「特殊待遇」的重要背景。只不過，在美國依舊帶頭反對海峽收費的現實下，伊朗還是迴避不了一個靈魂拷問：控制海峽究竟是為了「控制」，還是為了「賺錢」？如果是前者，其實未必要強徵通行費，而是可以平日放行、但在美伊關係緊張時忽然宣稱封鎖，增加談判籌碼；如果是後者，那麼伊朗必然要考量強徵通行費可能導致的外交與繞道影響，以及對更長遠美伊談判帶來制裁解禁的潛在衝擊。

給予中國「特殊待遇」本身，並不只來自中伊互動的特殊脈絡，也反映伊朗處理海峽議題的百般思量。但有鑑於目前各方仍在反覆底線試探，這或許還只是階段性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