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特朗普（Donald Trump）第二任期，中美關係始終在乍暖還寒中前行。

首先是2025年10月的釜山峰會，這是習近平與特朗普自2019年G20峰會以來，時隔六年的首次面對面交流，也是「特朗普2.0」關稅戰開打後，中美宣布休戰一年的關鍵節點，雙方更藉此公布2026年的元首互訪規劃：特朗普預計在4月訪華，並且邀請習近平擇時訪美。

但沒想到2026年2月的伊朗戰爭打亂一切：美國與以色列的貿然進攻，不僅沒有造成伊朗政權更迭，還導致德黑蘭憤而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同時對海灣國家進行打擊。結果，原定4月進行的特朗普訪華，被迫推遲到了5月，伊朗議題也因此成為貿易戰外的新焦點，諸如「台灣換伊朗」、對台軍售成為談判籌碼等話題，則同樣貫穿了特朗普的訪華行。

在這之後，中國面向全球南方的外交持續進行。首先是8月底在吉爾吉斯的上海合作組織峰會，標誌了這一歐亞安全機制的25周年，也照見不斷擴員下的各方身分轉變，包括俄羅斯與中國的國力流轉；再來是9月中於印度登場的金磚國家峰會，同樣適逢這一機制成立20周年，中俄印的三方互動成為全場焦點，中國也將在2027年主辦第19屆峰會。

接著就是9月下旬登場的習近平訪美。毫無疑問，由於伊朗戰爭仍未終結，「台灣換伊朗」、對台軍售被交易因此再成話題，不過中美也同樣圍繞AI、關稅戰等領域進行對話，特朗普精心安排的高規格接待，則同樣引發媒體討論。

可以發現，從中美的結構性摩擦、幾次「習特會」的元首互動、針對台灣與經貿領域的各式競合，再到面向全球南方的多邊布局，當代中國外交展演了多重旋律的「複調」結構。

而針對這種複雜現象，台灣十餘位學者合著了《當代中國對外關係概論》加以探討，並在2026年9月正式出版，是近二十年來台灣第一本針對當代中國對外關係的全面性專著。對此，《香港01》專訪到編者之一的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張登及，以其在書中提出的中國外交「三個理念型」：國際體系平衡者（systemic balancer）、國際秩序負責者（responsible stakeholder）、國際現狀挑戰者（status-quo challenger），解析圍繞金磚、上合、「習特會」、關稅戰、AI、伊朗戰爭、台灣議題的中國外交脈絡。

系列報道共六篇，本篇為第五篇，聚焦中國外交未來會更接近平衡者、負責者或挑戰者，以及當前伊朗戰爭對於中美關係的可能影響。

中國能否維持「位置」

張登及指出，中國未來的外交角色，還是取決於「位置」變化。尤其當前大國競爭已不只限於國土空間，包括南北兩極極地、外太空、虛擬空間、新能源、超級智慧等新高地或新空間，前述種種都會影響未來的「位置」升降。

張登及表示，過去的國力指標就是GDP、槍炮、工業生產、人均所得，但如今的新形態競爭，其實也會反過來影響舊指標。例如過去或許更強調工業資本、金融資本，但如今這兩個指標都會受技術資本、平台資本影響。因此中國也必須要在當前競爭過程中，不斷調整自身步伐與應對。

張登及表示，當前中國還是「黨領導一切」，雖說中共目前相對不強調「工人階級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無產階級專政」，但對於「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體制」，依然是不忘初心，可謂江山不能變色、旗幟不能動搖。只是當前確實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局勢風高浪急、變化迅速，中國也因此要不斷面對一個問題：如何維持自身「位置」？換個方式來說，其實就是如何避免「位置」往下掉。

張登及指出，前幾年，中國的經濟規模原本已經到了美國的70%以上，也就是7比10，但是近期又跌落到了6.2比10，原因就是人民幣貶值。不過美國對於這種現象，反而指控是中國刻意操縱匯率，而這又會連動到西方與中國的長期議題：出超。「現在因為中美關稅戰的原因，中國對美出超或許有降低，但歐洲國家還是相當不滿，所以才有近期的各種對華貿易調查。」

張登及分析，其實從西方國家的視角出發，中國最「不負責」的一件事，就是產能過剩，也就是「不負責」地增加自身產能、「不負責」地補貼自己，等到自己「過度生產」後，再把中國的「捲」外銷到全世界，導致世界各處市場都「捲到不行」，「捲」到各國都只剩資本家與最有錢的人，中產階級、鐵鏽帶（Rust Belt）、聖經帶（Bible Belt）則持續下滑，接著不得不引進外來移工或難民，於是又會衍生社會與治安問題。以上種種都是西方長期認為中國「不負責」的重要原因。

但張登及也指出，這種思維主要還是集中在少數發達國家；當前發展中國家與中國即便因為產能過剩，而出現了某種競爭關係，卻還是存在很多合作和對接的機會。

「但歸根到底，關鍵還是中國如何因應這個競爭的新時代，競爭的模式也是百年未有之大，雖說科學技術還是第一生產力，但科學技術的內涵已經發生了劇烈變化。」張登及指出，當前中國已在某些領域與美國出現「黃金交叉」，例如新能源運用，因為美國長期不重視這一板塊，但在某些領域還是有所落後，某些領域則是代差半年，某些領域可能還差得很遠。「在這種複雜競爭的背景下，中國如何繼續保持『第二的位置』，就至關重要。」

如果極化氛圍瀰漫

張登及進一步分析，如果中國能夠維持現有「位置」，就有能力在未來繼續做「負責任的挑戰者」；反之，如果與美國的距離被拉大，中國外交就可能發生變化。

張登及說明，距離拉大的背景可能不只中美博弈，也可能是因為中國的內部問題。例如，如果中國因為過度內捲、房市不振、通貨緊縮，導致人口老化、下崗問題同時爆發，造成一些社會上的不穩定，可能就很難從既有的現狀秩序中獲益，又或是獲取邊際收益的能力可能開始下降。

張登及反問，如果進入這種情境，中國是否還願意繼續做投資「一帶一路」、 投資全球南方的「負責者」？又或是會因資源變少，而逐漸回歸成「消極的平衡者」，又或者是轉為「革命式的挑戰者」？

張登及補充，這個問題的答案也取決於世界各地的脈動，包括當前方興未艾的「去全球化」趨勢，以及經濟民族主義、資源民族主義崛起，其實都帶動了各國新右派勢力的上升。此外人口老化問題也不只出現在中國，而是遍及美國等發達國家；正如東南亞或是其他發展中國家，也一樣有難民或排外的現象，可以說是各有各的危機。

張登及指出，當中國不願意再支付公共財，就有可能從「負責者」重回韜光養晦的「平衡者」，不會傾向擴張，這或許就如西方所願。但如果各國都出現了激烈的左右對立、全球也瀰漫極化氛圍，或許就不能完全排除中國也會因為發生衰退，而逐漸走向社會極化。

不過張登及表示，中國當前仍是「黨管一切」，而黨其實會為極化社會踩剎車。關鍵在於，中共一定不樂見社會極化，因為只要極化就容易出現王洪文等四人幫，以及薄熙來等投機分子，「唱紅打黑，搞一些平均主義、大民主等形左實右的危險路線。」

張登及指出，中共還是希望國家維持正常的發展路徑，在穩定中求發展，而不是走極化和民粹主義。但如果這個機制無法維持，再加上世界各地也有類似現象，或許就很難排除將來中國與其他地方，可能會出現相互呼應的民粹情緒，畢竟中國當前雖還沒有，其他地方卻已經湧現。

張登及進一步推演，如果未來中國陷入與西方的激烈對抗，又沒有能力繼續投資聯合國、「一帶一路」、上合組織與金磚，就有可能變成資源較少、但類似文革式的國家，也就是散發革命理想、號召各國共同反對現狀秩序。

「屆時或許更誇張的是，美國也不願意投資現狀秩序，那麼世界秩序就會從G2變為G Zero，也就是部分美國報告所謂的『漂流世界』（Drifting World），沒有大國願意為了國際秩序負責，各國又都是分裂社會。」張登及補充，如果這時AI又已經相當發達，卻缺乏大國之間的協調式管理，情況恐怕就會走向失控。

伊拉克戰爭機遇是「世紀巧合」

而針對伊朗戰爭能否促成中美關係和緩，正如過去伊拉克戰爭爆發後，美國也一度修好對華關係，伊拉克戰爭因此被稱為中國的「戰略機遇」，張登及給出了否定答案。

「兩場戰爭的背景並不相同。」張登及指出，伊拉克戰爭時美國之所以緩和中美博弈，關鍵在於中國的特殊角色，那就是東亞還同時出現了朝核危機，而北京正好是促成六方會談的重要樞紐，讓美國不必中東、東亞蠟燭兩頭燒，也不用兩線作戰，所以美國選擇緩和中美對峙。

張登及說明，原本小布殊（George W. Bush，又譯小布希）對中國抱有一定敵意，甚至把中國定義為「戰略競爭者」，卻很快又回到了克林頓（Bill Clinton）時代的論述，也就是不強調中美競爭。「這背後主要是還是時任副國務卿佐利克（Robert Zoellick）的推動，也就是針對中國提出了『利益攸關的負責者』這一說法，改變了美國的對華定位。」

但為佐利克之所以能夠說服原本抗中的小布殊，關鍵還是伊拉克戰爭與朝核危機的「世紀巧合」。張登及說明，原本小布殊政府有不少對華鷹派，包括擔任國防部長的拉姆斯菲爾德（Donald Rumsfeld）、副總統切尼（Dick Cheney），可是小布殊明顯更想處理伊拉克，因為伊拉克問題涉及布殊家族的顏面，畢竟當年老布殊（George H. W. Bush）介入時，並沒有成功顛覆侯賽因（Saddam Hussein）政權，所以小布殊一定程度上是要「為父雪恥」，因此萬事莫如伊拉克。

「為此還讓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在安理會拿出不明粉末，宣稱這是來自伊拉克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同時也將英國的貝理雅（Tony Blair）拖下水，最後導致貝理雅灰頭土臉、狼狽下台。」張登及表示，當年小布殊政府為了發動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可說是用了九牛二虎之力。

而也正是在同一時期，朝核危機再度爆發。張登及指出，當時金正日已不只進行核試，更作勢要對韓國發動進攻，這就為中國提供了特殊機遇，能以自己與朝鮮的特殊關係，為美國緩衝半島局勢。六方會談不只是中國第一個創立的多邊論壇，更是以中國為主場的多邊論壇，而且涉及了區域安全的具體事項，包括核子武器。「雖說朝鮮最終還是退出了，但這個機制確實為半島和緩爭取了一定時間。」

張登及表示，正因中國在伊拉克戰爭期間，成功以六方會談發揮了「負責者」的角色，美國也因此軟化對華立場，雙方更對台海局勢形成一定默契，後續陳水扁的許多激進做法，就因此沒有受到美國支持。

可是當前伊朗戰爭的時空背景不同，張登及說明，除了目前並沒有發生朝核危機外，一來中國的「位置」已經顯著拉升，不似伊拉克戰爭爆發時，還在第五、第六名徘徊；二來，美國國內朝野，不論是民主黨或共和黨，乃至「深層政府」（Deep state），其實都已形成共識，認為中國威脅已不可同日而語。正因如此，伊朗戰爭對於緩和中美對峙的效果相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