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平民日記:塞爾維亞電影人 封國後只能以尿片作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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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已然成為百年來最嚴重的全球公共衛生安全危機。值此疫情期間,每個人都被捲入其中,每個人都有其獨特的感受。有些人的經歷令人悲傷,有些人的經歷則可令人會心一笑。

《香港01》嘗試聯繫那些願意分享故事的普通人,將其不平凡的內容予以呈現,希望能帶讀者更清晰地認識、理解、看待這場全世界共同面對的經歷。

以下這段故事的主人翁Slavko Kalanj是一名塞爾維亞交換生,是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的最後一年本科生。2020年1月中旬,就在新冠肺炎引發全球關注之前,Slavko為拍攝其畢業作品,由北京飛回了塞爾維亞。

塞爾維亞是中國最早派遣醫務專家團隊、最早予以物資支援的國家。其總統武契奇(Aleksandar Vučić)在歐盟限制醫療資源出口之後痛批「歐洲團結只是童話」,轉而向中國求援的演講視頻,在大陸廣為流傳。另一方面,塞爾維亞作為已解體的前南斯拉夫(Yugoslavia)最主要的一部分,與中國在冷戰期間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及至1999年5月8日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美軍「誤炸」,造成3名中國記者死亡,數十人受傷,大使館建築嚴重損毀,「南斯拉夫」、「塞爾維亞」、「貝爾格萊德」這些詞彙,更在中國人印象中多了另一層含義。

近期以來,包括微信朋友圈、微博、抖音等中國大陸各大主要資訊平台大量報道歐美疫情。而在這當中尤為特殊的一個國家,便是塞爾維亞。

4月初,在與01記者的對談中,Slavko以第一視角的方式講述了他作為一名旅華留學生,在被病毒侵襲的母國拍電影的故事——一個充滿了誤解、沮喪和憂慮的故事。

其記錄將分為上下兩篇刊布。本篇為第二篇。

上篇:【新冠肺炎】平民日記:從北京到塞爾維亞 疫區拍戲「難過戰區」

4月10日,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市中心一座大樓冷冷清清。(AP)

3月16日,我們的電影拍攝終於結束。拍攝期間,整個劇組也會互相傳短訊,檢查健康狀況。所幸沒人出現過嚴重的健康問題。

貝爾格萊德市的商舖仍然開門,但此外一切活動都停止了。我們去倉庫拿道具的時候,那裏的職員在打電動。他告訴我,只剩我們一個劇組了,我們是他們這段時間唯一的收入來源。

Tomek本應在第二天離開。但他的航班被取消了,因為位於華沙的機場已經關閉。好在我們又設法預訂了17日下午2時飛往柏林的航班。之後的路程,Tomek將搭乘德國當地的火車,再徒步穿越邊境,希望能找到送他回家的巴士。儘管路途艱辛,我們還是幸運的。

17日中午,我們來到貝爾格萊德機場,而我們的總統就在這時宣布會關閉機場,直到另行通知。好幾個航班遭到取消。幸運的是,Tomek最終還是趕上了飛機。

他走之前給我留下一個口罩,我很高興,因為到處都找不到口罩了。回程路上,我順道去我的音效師家裏,交還一些材料。他問我有沒有手套和口罩,聽說我沒有,他就拿出一個包裹,讓我兩樣都拿一些。

我真他媽的運氣好。

自疫情開始以來,歐洲國家都面臨口罩的嚴重短缺。(Getty)

之後輪到Krishna離開,他將飛回印度。抵達機場時,我們戴上了手套和口罩。一位保安說我們不能進入大樓。我問他卡塔爾航空的服務台是否在工作,他只是回答:「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機場已經關閉,沒人能進去。」

Krishna想去大使館,而我必須把電腦送去剪輯師那裏,兩人方向相反。剪輯師住在機場西北方的一個村落,印度大使館則在南邊,我選擇往南走。路上見到一個加油站,於是我停好車,想給手機餘額增值,再買包煙。

加油站裏有幾個人,但只有我與收銀員戴了防護用品。收銀員看見我的時候很害怕,眼裏充滿恐懼。除了手機增值和香煙,我還買了兩樽果汁,路程總共一個小時,我需要喝點東西。我付錢的時候,收銀員聲音顫抖地問我:「你戴着口罩和手套,是生病了嗎?為什麼還這樣在外走來走去?」我只是淡淡地回答:「我當然可以」。

上車後,我將手機遞給Krishna,讓他給大使館打電話。趁着Krishna通話時,我們則往北邊駛去,去給剪輯師送電腦。

我對收銀員的行為感到很惱火。戴口罩出行,這在中國是很正常的事情,來到塞爾維亞就變得不正常。僅僅因為我佩戴防護裝備,就意味着我感染病毒了嗎?她也有戴裝備,為何她不害怕其他什麼也沒戴的人呢?難道這意味着他們都是健康的嗎?僅僅因為我戴着口罩和手套,我就變得很可疑?Krishna勸我冷靜,但是我做不到。整整一天,我都在為這件事心煩意亂。

為了拍攝畢業作品,Slavko(中)於1月15日回到了塞爾維亞。當時,科學家還未正式證實新冠病毒人傳人,武漢還未封城,北京也還未有確診案例。(Slavko本人提供)

自從我回到塞爾維亞,人們就開始開我玩笑。我看着鏡子裏的自己,想看看自己是否像個亞洲人。一點也不像,不過拍戲的確讓我的臉色變得很難看。這些日子裏,我要承受周遭的壓力,而且每日只睡4小時,讓我看起來極度疲憊。

後來我冷靜了下來,卻還是無法理解塞爾維亞人的思維方式。第二天,我開車送朋友母親去醫院,再次戴上口罩和手套。我朋友的母親則用棉質的紙尿片捂住臉。我們買不到口罩,只能想別的辦法。

我在醫院對面讓她先下車,再去找停車位。往回走的時候,我見到路上有一半人都把圍巾、紙尿片之類的東西套在臉上,還有一半的人根本不在意。

我走進藥房,想買點增強免疫力的東西,因我害怕再不採取措施,自己可能會生病。如今去看醫生也並不明智。藥劑師也戴了防護裝備,她很高興看見我也這麼做。我告訴她在加油站的經歷,她也勸我冷靜下來,「大家都不明白在發生什麼,我們從沒面對過這樣的事,但人們很快就會明白過來」。

4月13日,一名貝爾格萊德男子望向街頭,對新冠肺炎的恐懼使貝爾格萊德市大部分活動減慢。(AP)

接下來幾天,大家還是很怕我,還會問我是不是感染了新冠肺炎。那時我已經不想再挑起這個話題。

親愛的塞爾維亞人,當我告訴你們病毒已來到我們的家門口,不要拿這件事開玩笑時,你們仍舊樂此不彼。如今我們實行宵禁,從周五下午直到周一早上都困在家中,你們這時才總算意識到問題的嚴重。終於,現在大家都去買口罩、手套和消毒洗手液。那些之前嘲笑我的KOL朋友,終於也開始告誡人們留在家中。

所以親愛的讀者,我可以告訴你們,歐洲民眾現在都戴口罩,但就在一個月前,他們連在家裏待一天都做不到,並且認為戴口罩的人都有病。人們受到生命威脅時,你很容易讓他們聽從指令。當初這件事發生在別人身上,他們卻沒想到自己也可能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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