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不一樣的西德學運 由完全服從突變至以極端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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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代末,西德蔓延住熾熱的反權威情緒,大學生走到街頭高聲反越戰、反獨裁。轉眼間50年過去,有用拳頭抗爭的年輕人,走入建制成為綠黨黨魁,亦有學生領袖中槍後離開西德。當年在示威人群中的比特內(Wolfgang Bittner),如今是76歲老人,但仍覺學運重要,他向《香港01》記者形容那是一段「革命時期」,究竟這段歷史為德國帶來了甚麼?

德國作家比特內(Wolfgang Bittner)回想起1968年西德學運,他稱自己從那場運動才開始覺醒。(受訪者提供)

在1966年,25歲的比特內從小鎮搬到傳統大學城哥廷根(Göttingen)入讀大學,當時他要一邊工作,一邊讀大學,根本沒有時間參與政治,而一切的轉變要由1960年代末的學運開始,他說:「那場學生起義對我來說十分重要,我由那個時候開始覺醒。」

學運風潮蔓延,他當時參與多場討論、學生集會及反越戰示威,政治議題才慢慢變得貼身,「我們一眾學生感受到德國過時、庸俗的社會背負住沉重負擔──她自滿的情緒。」

我們追求一個更和平、公平及合理的國家及社會,呼籲停止越戰、抗議美國干預戰爭。
比特內

西德抺不去納粹黨影子

1968年是動盪不穩的一年,示威浪潮席捲美國、法國、西德、捷克和墨西哥,同樣掀起反抗情緒,不過西德的學運卻有住與別不同的特點。

法國「五月風暴」的學生要顛覆大學以至社會原有的權力結構;美國民眾高聲疾呼反越戰;捷克群眾則抵抗蘇聯勢力。西德學生雖然亦反戰,追求和平、公平的社會,惟她的納粹歷史令西德學運與眾不同。

學生領袖杜奇克(Rudi Dutschke)妻子格蕾琴(Gretchen Dutschke-Klotz)在1964年到西德修讀神學,她向《德國之聲》稱那一代年輕人「不斷挑戰上一代人的納粹過去,令西德(與其他地方)不一樣」。那一代的年輕人甚至質疑父母未有反思納粹過去,他們在問父母:在戰爭時你做了甚麼?

政壇亦抺不去納粹黨的影子,在1966至1969年擔任總理的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亦是納粹黨前黨員。格蕾琴稱:「當時納粹的獨裁思維仍然牢牢地紮根在人民的腦海中。普遍上存在完全服從的概念。」

學生領袖杜奇克(Rudi Dutschke)妻子格蕾琴(Gretchen Dutschke-Klotz,圖)指1960年代的西德普遍上存在完全服從的概念,納粹思維仍牢牢地紮根。(法新社)

國會通過緊急狀態法 學生熱情冷卻

在1967年,學生奥内佐格(Benno Ohnesorg)在示威中遭警察槍殺,激起了學生的反抗。西德社會主義學生聯盟(SDS)發起了各種抗議活動,發言人杜奇克憑政治魅力及領導才能成為矚目的學運領袖。

到了1968年,示威浪潮達到頂峰。杜奇克4月於街上遭暗殺,頭部及肩膀一共中了3槍送院。緊急狀態法5月獲西德國會通過,擴大了政府及警察權力,當發生自然災害、暴動或戰爭時,內閣可有權力在國會反對下通過法例。學生多次示威亦無阻國會通過法案。學生組織期後越見鬆散,這一波示威浪潮慢慢退卻。

而杜奇克受襲後雖大難不死,但在翌年舉家搬到英國休養。他中槍11年之後,因槍傷為腦部帶來傷害,突然癲癇發作在浴缸淹死。

西德學生張貼標語反對通過緊急狀態法。(Wikimedia Commons/Holger.Ellgaard)

學運熱情塵封於1968年

50年過去,學運熱情已不復見,當年追求美好世界的一代年輕人已垂垂老矣。今日德國政壇巨人總理默克爾(Angela Merkel),想當年僅是一個於東德特姆普靈(Templin)學習俄語的14歲學生,或許她的腦海中,如今只餘下零碎片段。政壇換上新臉孔、年輕一代亦無經歷過當年學運。今日的德國還能否看到當年帶來的改變?

我們現時生活的社會之中,仍保留了當年的成就。
比特內

綠黨前黨魁用拳頭、石頭抗爭 走入權力核心​

學運思潮在政治上帶來衝擊。綠黨前黨魁費希爾(Joschka Fischer)是學運的有名的參加者,他由街頭抗爭走到權力核心,在1998至2005年當上了外交部長兼副總理。他絕不是「和理非非」的支持者,他用拳頭與石頭抗爭,並曾帶領70年代左翼激進組織Putzgruppe。費希爾在2001年更被翻舊帳,德國雜誌《Stern》刊出他在街頭毆打警察的相片,費希爾當時為了這段1970年代的往事要公開道歉。

費希爾認為綠黨在1980年誕生,是由學運促使的。在學運期間,反核能、反核武、環保、和平及人權等議題得到重視,而這些正正是綠黨關注的核心事件。曾經為左翼恐怖主義組織紅軍派(Red Army Faction)成員擔當辯護律師的前內政部長席利(Otto Schily)說:「整個左派運動都是失敗的,但在改變德國人的集體意識上──則取得成功。」

今日的綠黨仍獲得一定的支持度,在2017年德國大選中獲8.9%選票。

綠黨前黨魁費希爾(Joschka Fischer)認為學運促使綠黨在1980年的誕生。(VCG)

自學運過後,比特內再不是政治冷感的學生,亦不甘於大學畢業後只能成為一項「有用的工具」,他除了修讀法律外,還讀了哲學以及社會學,「一個大學學位不應僅傳授專業知識,還應包括人文發展」。他除了當上律師、行政人員、護理員之外,還是一名作家,既寫兒童故事,又研究國際關係。

比特內認為學運創造了一個新社會,「我們現時生活的社會之中,仍保留了當年的成就。」社會、教育、科學、文化等範疇無一不受影響。

若問當年學運參加者,這場運動有何重要,有人會說新生活漸漸滲入社會。電影製作人兼記者瓦爾拉夫(Günter Wallraff)向《德國之聲》指,「社會揭示男女之間存在雙重標準的問題、婦女和兒童獲得更多權利和自由、學生有更多擁有民主代表權、以及性解放運動──1968年那一代人促使了這一切。」

我相信最重要的是,(我們)不要接受目前的情況,要尋找方法,達致更好及人道的社會。
比特內

在1968年,西德學生走到街頭高聲反越戰、懼怕政府步向獨裁。(Wikimedia Commons/Hennercrusi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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