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劉香成.上】紀實攝影人眼中的世界:蘇聯解體與中國崛起

撰文:
最後更新日期:

二十世紀最後的二十五年,全球經歷了幾件大事,劉香成都在現場,他以美國記者、中國人的身份,透過相機紀實。1976年,中共始創人之一、時任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逝世,兩年後他回到中國,以攝影鏡頭記錄了中國內地改革開放前後的中國社會;1989年,他在天安門廣場報道了八九民運乃至六四事件;到九十年代初期,他在莫斯科見證了前蘇聯解體,拍下最後一位最高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合上講稿的獨家照片,跟美聯社同袍一系列記錄前蘇聯瓦解的照片奪得了1992年的普立茲獎殊榮。

沒有攝影記者像他這樣貼近地、深切地同時報道了兩個「紅色國度」的巨變。今年,他出版有關兩個共產主義政權的歷史相冊,時間彷彿來得正好:中國國力走向前所未見的高峰,西方國家崇尚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受到撼動,美國千禧世代開始出現對社會主義的嚮往……

一. 苦海過後的新中國

美國已故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於1972年訪華後,美國媒體開始對中國產生較大的興趣。那時,美國三大報刊記者Fox Butterfield(《紐約時報》)、Richard Bernstein(《時代》雜誌)、Jay Mathews(《華盛頓郵報》)爭先出版一部關於中國的書,劉香成在1978年作為《時代》雜誌記者派駐中國,是首八位派駐北京的美國記者之一。翌年,中美便正式建交了。

最終Fox Butterfield搶先出版了,書名為《苦海餘生》(China:Alive in the Bitter Sea,1982),書中照片都是劉香成的作品。「這本書在那個時代是比較深刻的報道,可以說是很有分量、關於新中國的報道。」劉香成的新書書名叫做《A Life in a Sea of Red》(中文暫譯作《紅海餘生》),正是呼應該部三十七年前的作品。

劉香成新書《A Life in a Sea of Red》中收錄的照片,分別於中國(1978年後)及前蘇聯(1990-1993年)拍攝。

「苦海餘生是中國道家思想,形容人類要過這一生所面對的是苦海,社會狀況多多少少都是很苦的。在這麼苦的人生裏面,你怎樣找到平衡,找到自己生活的理念。所以,苦海餘生是形容中國人很深刻的生活體驗。」這種苦,也許年幼時的劉香成也嘗過一點:1951年出生於香港,十歲前在福州念書,父親是知識分子,曾任《大公報》編輯,母親則是清官後代、大地主,因此,劉香成作為「黑五類」後代,是班中幾十名同學之中,唯一沒帶上紅領巾的。

正因在內地度過童年,使劉香成對中國、對政治有了興趣,長大後就到美國念國際關係,因選修《Life》雜誌攝影師Gjon Mili的攝影課,輾轉做了他的實習生,展開了自己的專業生涯,先後擔任《時代》及美聯社的首席攝影記者。

毛澤東去世之後,也是劉香成回到中國的時機,雖然趕不及回去採訪毛澤東的葬禮,卻剛好見證一個新時代之始。「在大陸,我從第一天就知道這是人類一個很大的故事,如果這個故事那麼大,而我又做紀實攝影的,你不去為這故事投資時間、精力,那還有什麼可做?」

1983年,劉香成首度把攝於1976至1982年的照片輯錄成書:孩子高舉拳頭批鬥四人幫、七十年代末北京市民圍看「西單民主牆」大字報、北京農民收割大白菜、大連青年在毛澤東像前玩滑輪,年輕情侶在街上依偎,或是穿着列寧裝卻拿着「可口可樂」的青年。

記錄的都是那些年中國庶民的日常,畫面雖然沒他採訪八九民運、韓國民運、蘇聯阿富汗戰爭那麼動魄驚心,也沒政治巨人那麼具標誌性,但眾生相往往是最富詩意的時代見證。這書在1983年初次出版,但至2010年左右才於內地面世。「當時很有趣,大陸不敢稱此書為《毛之後的中國》,在大陸,什麼是political correctness(政治正確)很重要,你叫毛澤東之後的中國,很disrespectful(不尊重)。」

1982年,美國總統尼克遜扮演一位服務員,登上從杭州到上海的火車。(photo(s): ©劉香成)

二. 從天安門跑到克里姆林宮

1989年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報道是劉香成的「成名作」之一,獲得新聞界廣泛認同。他憶述,中央美術學院那時將自由女神像設在天安門廣場對面,很多西方記者卻開始離開,因他們已待了一個多月,覺得沒事發生。「我當時叫東京來的圖片編輯不要走,因為我知道共產黨不會讓這個象徵西方精神的塑像長期放在這裏,容許它向着毛主席畫像,就在那城樓上,毛主席向世界宣布『中國人民站起來了』……這個局面不會持久。」

劉香成的判斷是正確的,過了不久,那場學運便以血腥的畫面作結。堅持留守的劉香成便為美聯社擔起發相片稿的工作,當中最為人熟知的便是美聯社另一位攝影記者Jeff Widener在酒店陽台上拍的「坦克人」照片。劉香成自己也透過鏡頭為「六四事件」留下歷史記錄—一對情侶騎着單車出行,兩輛坦克正好在橋上經過;滿身鮮血的學生被三輪車載着走,該作品得到1959年美國年度圖片獎。此後的內地,至今再沒有過一場大型社會運動。

1980年,成都的一間工藝美術店。(photo(s): ©劉香成)

劉香成記得,自己在當年6月9日回到香港,之後便到了漢城(今首爾)採訪學生運動,再被美聯社社長委派到莫斯科。那是美蘇冷戰時期,一些較優秀的美國記者會被派到莫斯科,早年部份資深的從莫斯科再調到北京,劉香成與他們日常談話,從中得到很多啟發。「他們會指出,中國很多方面都是學習蘇聯,像社會結構、部委結構、人事安排,共產黨結構,都深受蘇聯影響。」

劉香成此前已向美聯社社長提及想到蘇聯報道,因他認為當時的莫斯科是「冷戰時代最重要的故事」,自然就接了這趟差事。或者他當時也想不到,被調往莫斯科後,接着很快就見證了蘇聯解體。戈爾巴喬夫於1991年12月25日,在克里姆林宮宣布辭職,蘇聯正式解體,結束講話摔下講稿的一瞬間,就被劉香成及時攝入鏡頭。由於現場禁止拍攝,劉香成為了這個歷史性一刻捱了一拳。

劉香成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報道,獲新聞界廣泛認同。(歐嘉樂攝)

三. 紅色國度驟變與資本主義

今年出版的新書《A Life in a Sea of Red》中收錄的照片,分別於中國(1978年後)及前蘇聯(1990-1993年)拍攝。兩個共產國家留下截然不同的發展軌跡,西方社會所推崇的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受到民粹、反全球化等聲音的挑戰,來到2019年,記者問這位近距離的觀察家有什麼看法。劉香成認為,2019年是很有意思的一年。「這是第一次在西方主流媒體,有公開討論自由民主是否適應當前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本身出現了什麼問題。」

劉香成提起法國經濟學家Thomas Piketty今年出版的新書(編按:《Capital and Ideology》),研究了大量數據後發現現今社會的經濟分布不合理,Piketty提出一個觀點是:意識形態本身不是千篇一律、一成不變的,只不過這幾代人都生活在資本主義之下,才覺得這個是最適合人類發展的模式。

劉香成說,美國總統選舉參選人沃倫(Elizabeth Warren)、桑德斯(Bernie Sanders)都有提出,通過稅制改變人類的分配模式,包括對房地產的概念。「不是說資本主義最理想的,而是least bad(最少的惡)。所以這本書的疑問,就是在懷疑,不要以為社會規律系統都是千篇不變的,選擇這個系統的基本哲理,就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表現。」

1991年12月25日,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在發表完辭職演說後放下手中的講稿。(photo(s): ©劉香成)

蘇聯與中國到目前為止,結局很不一樣,但劉香成覺得兩者就如「一個是蘋果,一個是橘子」,很難正面比較。他以往有次在莫斯科近郊野餐,坐下來就感嘆,從未見過草這麼綠,泥土會這麼黑,蘇聯自然資源太豐富了。

劉香成又到過印度,覺得連印度都比中國富裕,土地更肥沃。「有一次,我跟文字記者同事從上海坐(火車)到新疆烏魯木齊,這條鐵路是全中國最長的。歷時四天三夜,我們在火車上跟人採訪、談天。從蘭州到烏魯木齊,我記得很清楚,一天一夜的時間,經過黃河上流,都在一片什麼都長不出來的土地。」

匆匆數十載,在這片先天不太富庶的土地,上演了一齣經濟奇蹟;天然資源豐富、幅員更廣的蘇聯,卻走上解體之途。各獨聯體國家獨立後發展速度各異,有些走向親西方的民主體制,有些較為專制,卻沒有一個像中國般堅持社會主義的發展軌跡,較準確來說,是結合了專制與自由,因地制宜構建自己的政經模式。「現在中國已跟以前很不同,我深信經濟能夠改變政治,可能幾十年之後才改變,中國還會繼續震撼世界。」劉香成說。

2010年,兩位女性商業主管,駕着車行駛在上海寬闊的馬路上。(photo(s): ©劉香成)

閱讀文章下半部:【專訪劉香成‧下】自由民主與中港問題

上文節錄自第185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0月21日)《劉香成:紀實攝影人眼中的世界》。

更多周報文章︰【01周報專頁】
《香港01》周報於各大書報攤、OK便利店及Vango便利店有售。你亦可按此訂閱周報,閱讀更多深度報道。


X
X
請使用下列任何一種瀏覽器瀏覽以達至最佳的用戶體驗:Google Chrome、Mozilla Firefox、Internet Explorer、Microsoft Edge 或Safari。為避免使用網頁時發生問題,請確保你的網頁瀏覽器已更新至最新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