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觀察:抗疫白皮書 中共在反省還是自誇?

撰文:王新
出版:更新:

6月7日,國務院發佈3.7萬字的《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國行動》白皮書。白皮書詳細列舉了從2019年12月27日新冠肺炎病毒(COVID-19)疫情在武漢出現,到4月底開始疫情過防控進入常態化後,中國疫情數據統計、治療費用等數據,疫情過程中,中國地方政府以及中央政府的所有管控和統籌措施以及對外往來(被捐助以及對外捐助情況)等幾乎所有相關信息。

西方嘲諷「自我讚美」背後 中共老舊的黨語言風格

對於中國政府這次公布的抗疫白皮書乃至6月7日的官方新聞發佈會,中、西方媒體解讀呈現出截然不同的論調,中國媒體多以疫情期間的「中國行動」「中國方案」為題進行解讀,西方媒體多以中共「盛讚自身成果」「自我表揚」等論調加以評述。這種差異背後除了中西方意識形態不同,以及西方難以去除的偏見和戒備之外,中共多年持有的一套黨語言也是原因之一。

需要承認,這份白皮書中各種數據和時間線的羅列非常詳實,但是也充斥着諸如「堅韌奉獻」、「偉大力量」、「毫無保留」、「偉大曆程」、「堅定信心」、「最嚴格最徹底」「前所未有地」、「堅強領導」、「顧全大局、頑強不屈」、「咬緊牙關,團結堅守」這些從延安革命時期就逐步建立以來一套黨語言,這些多為強調集體主義、犧牲奉獻以及壓制個人私慾為出發點的文字,不僅與西方這樣的「外人」格格不入,即便是中國國內的青年也普遍不喜歡。

而「全球抗疫的中國理念」「人類命運共同體」「大國擔當」「中國速度、中國規模、中國效率」這些在中共看來或許是可以彰顯自信的用詞,在西方的解讀中卻往往變成了變成了中國要稱霸的姿態和證明。

6月3日,吉林省舒蘭市第二高級中學學生正在進行核酸檢測。(中新社)

與會官員直面尖鋭問題 「我不同意」高頻出現

白皮書還以顯著篇幅駁斥美國這樣的「個別國家」就疫情對華追責索賠的言論,指中國在疫情初期已向國際社會發出清晰而明確的信息,但個別國家無視這些信息,耽誤疫情應對和拯救生命,卻反稱被中國「延誤」。

這場發佈會由國新辦副主任郭衛民主持,對於這一領域的相關爭議性話題,參加新聞發佈會的5位高級官員:中宣部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主任徐麟(正部級),中國科學技術部部長王志剛(正部級),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正部級),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副部級),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副部級),罕見地拋開中共官員對於爭議性話題一貫的迂迴方式,直接回答問題,「我不認同」和「我不同意」高頻率出現。

比如:對於「中國與世界其他國家的關係受到疫情的消極影響」的說法、中國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稱「我不認同這種說法」,他認為經過這場疫情,中國「朋友更『鐵』了,朋友圈更大了」。

作為中國國家衛健委主任,馬曉偉在此次新冠疫情中的作為充滿爭議。(國新網)

對於境外媒體「中國政府延誤一週才公布病毒的基因數據」的質疑,馬曉偉回擊:「我不同意這家外媒的這種說法,因為這種說法嚴重的違背事實。」馬曉偉稱,疫情初期對疾病存在着大量的未知,有一個認識不斷深化過程。疫情發生後,中國8天確定病原體,16天研發成功檢測試劑盒,「時間經緯非常清楚,中國政府在這方面所作的工作,中國科學家所作的工作,能夠經得起歷史和時間的檢驗。」他說。

此外,徐麟在回應「中國官方媒體發佈不實信息來提升中國的形象並攻擊西方」的說法時稱,中國媒體關於抗疫的報道是實事求是、真實客觀的,指責中國媒體進行所謂的「虛假宣傳」是罔顧事實。徐麟說,中國媒體無意打所謂的「信息戰」。但是,面對對中國的造謠誣衊和攻擊抹黑,中國媒體必須也必然會作出回應。

低調的民眾記憶和幾欲不被覺察的政黨反省

不過,如果就此說中共乃至整個中國社會不知反省甚至很快忘記了疫情的教訓,這也是一種錯誤的解讀。尤其在5月25日美國因為明尼蘇達州「弗洛伊德之死」發生暴亂且迅速蔓延全美之後,西方有媒體以「失憶之國」來嘲諷中國整個社會已經忘掉了新冠疫情。

武漢解除離漢離鄂通道管控措施以來,參與返崗體檢的人員增多,當地多家醫療機構推出相關體檢項目。(中新社)

中國是個歷史悠久的國家,中國歷史中有戰亂不斷,也有太平盛世,有國土擴張,也有被外敵入侵。所有中國有事關國家大事的「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諺語,也有涉及斗升小民的「寧為太平犬,莫作離亂人」的俗語。

諺語也罷,俗語也好,都是中華民族對於戰亂和和平的民族記憶。它或許可以作為某些人再次批評中國人民族性的一種藉口,但是無法否認,這次新冠疫情當中,中國政府之所以能快速封城、並且讓民眾居家不出、遵守隔離指令,不僅是中國人骨子裏的集體主義意識在起作用,也是17年前非典給中國人的記憶的映射。

如果記憶非要通過西方人認可的街頭暴動來證明,那麼,只能說,在信息如此發達的今天,西方仍然沒有真正的了解中國以及中國人。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後,在中國人看來,恢復生產和反省一樣重要。記憶不是拋開一切的喋喋不休。方方日記是一種記憶,湖北官場因為疫情而發生的人事變動是一種記憶,至今仍戴在中國人口鼻之上的口罩是一種記憶,全國各大中小學欣歡鼓舞又小心翼翼的開學是一種記憶,旅遊景點仍在限流也是一種記憶。西方如果因為中國人的記憶方式不同於他們的預設,而強硬賦予中國人「集體失憶」的標籤,顯然是另一種形式的霸權和偏見。

在諸多令西方不快甚至中國國內年輕人都不喜歡的的「自誇」字眼背後,中共真的只有遮掩沒有自省麼?不僅月7日公布的白皮書中承認此次新冠疫情「暴露出國家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存在的不足。」中共高層更是多次對官員群體呼籲「吸取教訓」。

比如2月14日的深改組會議、以及5月的全國兩會期間,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在內部會議或者會見地方官員時,就曾經多次提及「總結經驗、吸取教訓,針對這次疫情暴露出來的短板和不足,抓緊補短板、堵漏洞、強弱項」。5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提及「改革疾病預防控制體系」,2020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吿提出「改革疾病預防控制體制,完善傳染病直報和預警系統,堅持及時公開透明發布疫情信息」,以及為了「構建起強大的公共衛生體系」,習近平月2日專門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這些無不是中共高層在反省和制度查漏補缺的證明。

疫情中的中共高層:

+21

只不過,在西方看來,中共的反省姿態不夠大張旗鼓。確實,因為不同於西方的選舉制度,中共雖然也一直要求官員走「群眾路線」,但是千百年來「父母官」心態的難以根除,導致中共在「取悦」民眾方面確實不如西方政客們做得到位。至今依然被沿用的、帶有革命口吻的黨語言,近乎「關起門來」的反省方式無不是這種「不夠討喜」特徵的再現。

在諸多令西方不快甚至中國國內年輕人都不喜歡的的「自誇」字眼背後,中共真的如西方認為的那樣只有遮掩沒有自省麼?作為一個在中國執政超過70年的政黨,如果中共真的如西方所說的那般一直無視自己的缺點和必選,缺乏不要的反省,那麼,誰能解釋中共如何能帶領中國走道今天,雖然有諸多聲音批評中共只是帶領中國物質富裕而文化不夠強,但即便是中共的反對者也需要承認,中共並非一無是處,它在中國的執政地位也依然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