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對峙美國參議院　中共能否捨棄「外宣」的定義？

《反外國制裁法》在6月10日閉幕的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上被審議通過，立刻引發輿論熱議。

內地輿論大抵認為《反外國制裁法》將成為反制西方的強有力工具、對抗美國「長臂管轄」的一記「重拳」。同一天的《人民日報 》3版上，中國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刊登聲明公開批評美國，指責美國國會參議院6月8日通過《美國創新與競爭法》（American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veness Act）是「充斥冷戰思維和意識形態偏見」，「打着『創新和競爭』旗號」，「詆譭抹黑中國發展道路和內外政策」。

在此之前的相當一段時間，美國、歐盟、英國、加拿大等國家因為港區國安法、新疆維吾爾人權問題等，多次宣佈對中國政府機關、組織和官員實施制裁。另外，包括華為、中興、字節跳動、騰訊等在內的越來越多中國企業也受到美國的制裁。

作為應對，中國商務部曾在2020年9月出台過《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2021年1月出台《阻斷外國法律與措施不當域外適用辦法》，這些尚且都是政府部門的行政規定，《反外國制裁法》在中國人大常委會上的通過，則意味着中美兩國在貿易戰、科技戰、輿論戰等層面展開對抗後，法律戰已經開始。

另據公開信息，2021年3月中國全國兩會召開期間，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宣示：「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只要黨（中共）和人民需要，人大就將毫不猶豫站到一線進行法律的、政治的、外交的鬥爭，伸出肩膀扛起應盡的政治責任。」

結合5月3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習近平提出「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敍事體系」，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主動做國際傳播工作」，把「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納入黨委（黨組）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可以認為，在美國的步步打壓之下，中共高層應對美國佈局的全方位競爭，也包括對外傳播領域。

眾所周知，中共的宣傳體系，對內被內地民眾官話連篇、味同嚼蠟；對外也是被輿論視作為了政治宣傳工具。這種負面印象一方面與中共宣傳系統長期「政治掛帥」，將傳播和宣傳混為一體，官僚主義和形式主義嚴重，其結果就是傳播效果只求上級滿意，務求避免觸碰政治紅線等積弊有關，另一方面也關乎中西方政治體制的不同。

在全球諸多國家中，目前只有中國、朝鮮和越南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才有專門的宣傳部門。中宣部則是1924年模仿蘇共中央宣傳鼓動部的模式成立，負責「一切理論、主張、教育、文化、文藝等等均屬於宣傳鼓動活動的範圍」。

「中共中央宣傳部」比較早的譯法是Propaganda Department (CCCPC)，而propaganda在今天以西方價值觀為主流的國際語境中，往往帶有貶義含義。直到1990年代，在很多專家學者的建議之下，中宣部英文名稱才更正為Publicity Departme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Publicity是指公之於眾、廣而告之，含義相對中性，不那麼貶義。

即便如此，西方媒體尤其是正在與中國大打輿論戰的美國媒體，在提及中共宣傳時仍然更多選擇用Propaganda一詞。

不管是近年在新疆話題上發起的「種族滅絕論」，還是更早時借用達賴喇嘛所稱的「中共干涉藏民宗教信仰自由」等話題，各種輿論戰中，美國總能佔據主動，而中國則往往淪為被動解釋卻效果不佳的那一方。2014年10月23日的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習近平就曾説，「客觀地講，國際輿論格局依然是西強我弱。」

美國自建國那一刻，就是一個具有高度戰鬥性、擴張性的外向型國家，18、19世紀向西部擴張，20世紀向世界擴張。美國不僅在和中國的輿論戰中一直穩佔上風，讓中共宣傳機構疲於應付，還曾經瓦解了當年號稱擁有百萬宣傳大軍的蘇聯。

就是這樣的美國，卻沒有專門的宣傳機構，為什麼？因為美國等西方國家奉行「看不見的宣傳」（unattributable propaganda）。

美國沒有官方宣傳部門，可以一邊通過荷里活等非官方機構，對外輸出美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價值觀，一邊將設有宣傳部的國家定義成「進行國際宣傳操控」的幕後黑手，號召國民自發抵制外來宣傳。

當中國全國人大這樣的權力機構，走向中美衝突的第一線，中共的對外溝通佈局已經改變。雖然中共未必會模仿美國「看不見的宣傳」思路，但如果要打破「有理説不出、説了傳不開」的尷尬局面，那麼在面向外部的國際傳播中，就有需考慮去掉現在西方社會所排斥的「宣傳」定義，將「政治掛帥」下有形的、容易引發外界抵觸的宣傳機構和形式，轉化為無形的、更具客觀形象的國際傳播架構和方法。只有如此，中共才能成功爭奪中國在國際舞台上應有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