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世功・六｜文明衝突與文明終結：世界帝國與普世文明
俄烏戰火未停，以巴衝突又起，面對四處起火的世界，以及愈發緊迫的氣候問題、能源危機等，人類仿若真的再一次走在了十字路口。是戰爭，還是和平？是「歷史重啟」，還是「文明衝突」？又該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面對的全球秩序？中央民族大學副校長強世功以《文明終結與世界帝國——如何理解中國崛起面對的全球秩序》為題，揭示「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分析「普世文明」與「世界帝國」的歷史起源及其內在衝突，為我們全面深刻理解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的時與勢，提供了重要思路。本文原載《開放時代》2022年第2期，鑑於文章篇幅較長，故分為六篇發布。此為第六篇。
如果說全球商業貿易、慾望社會及其治理的理性化推動了世界帝國的形成，那麼世界帝國體系與亨廷頓所說的「普世文明」實際上是同一個事物的兩面。然而，這就帶來一個亨廷頓未曾澄清的混亂，即如何區分這種「普世文明」與其他古老的文明，它們在文化價值觀念上的區別究竟是什麼？如果說這種「普世文明」是一種現代文明，那麼它和西方文明的關係是什麼？如果說從傳統到現代是一個歷史時序中必然發生的文明轉型進程，那麼文明衝突實際上是不同的區域性文明帝國轉型時在地理空間中展開的衝突和搏鬥，以至於「現代化」與「西方化」糾纏在一起，就成為古老文明現代轉型所必須面臨的難題。
亨廷頓使用「文明」這個概念，就是為了強調文化價值觀念對人的行為的塑造作用。然而，全球地理空間中分佈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的差異，尤其是塑造文明價值形態的宗教之間的差異，足以表明文化價值觀念的展現形式是多元的，甚至具有主觀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幾大文明秩序都是軸心時代偉大思想塑造的產物。筆者之所以將古代的帝國概括為「文明帝國」，並非忽略商業貿易、軍事征服在古代帝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在於突出強調這些軸心時代的偉大思想將人類秩序從野蠻的動物秩序（無論是暴力征服還是商業交換秩序）中拯救出來，從而進入人類文明秩序。
「文明」之「文」就是區別於「野」，區別於野獸的野蠻；「文明」之「明」就是區別於「昧」，在於強調通過學習理解世界，從而擺脱動物的矇昧狀態。「文明帝國」這個概念突出區別於野蠻秩序，意味着必須用更高的維度來衡量人類文明，這就是各大文明中以宗教方式提供的共同尺度，即比人更完美的神的尺度。正是在「神-人-獸」的三維立體秩序中，古代文明帝國秩序將這種文明的理念貫穿在政治、社會和文化生活中，從而建構起完整的秩序，推動人類從野蠻狀態邁向更為完美的神的秩序，將人類生活和人的靈魂提升到更高的高度。在這個意義上，所有古典區域性文明帝國在文明品格上都具有「彼岸性」，都將世俗生活看作通往未來更好的神性生活的階梯。
從文明向善的角度看，文明之間僅僅具有差異，不應該存在衝突，反而這種差異的對照提供了一個反思的可能性，反思自己的文明體系中通往神性生活的途徑是否更好，而這種反思、比較和學習能夠促進各大文明不斷揚棄文明的外在形式，從而開闢更好地通往神性生活的大道。在這個意義上，「文明」之「明」恰恰強調文明本身必然是反思性的、開放性的，並會隨着時勢不斷髮展變化，任何缺乏反思性的宗教獨斷論和嚴苛的律法體系都很容易塑造出一種扼殺反思的新的動物本能，讓人變成披上文化外衣的動物，完全被宗教和文化塑造的動物本能所左右，造成一種新的矇昧。
我們在歐洲中世紀的宗教裁判、中國古代「存天理滅人慾」的綱常信條、19世紀歐洲的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思潮、20世紀70年代以來伊斯蘭原教旨主義的崛起，以及今天席捲全球的身份認同政治中，都能看到這種新的矇昧狀態。因此，「美美與共，天下大同」乃是全人類不同文明之間相互共處之道。然而，一旦回到文明生長的「此岸性」，回到世俗的生活中，政治權力的支配問題就不可避免，宗教信條的獨斷和嚴苛律法的政治支配就會出現，基於政治權力爭奪所產生的文明衝突就在所難免。亨廷頓正是從國際政治關係出發，看到文化價值多元的文明問題如何變成了無須反思的認同問題，認同政治綁架了宗教和文明，從而將國際政治衝突轉化為文明衝突。人類生活在彼岸性與此岸性之間的張力恰恰構成了今天「文明對話」的應然與「文明衝突」的實然之間的張力。
當然，在「文明」概念中，「文」與「明」之間也存在張力，即通過「明」不斷推動人類認知能力的提升，從而不斷摧毀乃至重建已經確立起來的「文」。換句話說，每一次人類認知能力的革命都會催生出一場相應的價值觀念的革命。由此，文明的衝突恰恰對每一種文明所具有的人類認知能力構成了挑戰，事實上，人類歷史上幾大地理空間中的區域性文明帝國就是回應這種挑戰的產物。而在這些文明的衝突中，基督教文明率先開啟了一場人類認知能力的革命，文藝復興運動、羅馬法復興運動、現代科學的興起乃至啟蒙運動，都是通過對人類認知能力（「明」）的提升而推動文化觀念（「文」）的革命，而全球商業貿易網絡的形成則推動了慾望社會的興起，為人類認知能力的革命提供了新的方向，即人類的認知能力要為滿足人類不斷增長的慾望服務，而不再是將靈魂提升到神的高度。由此，基督教文明帝國所建立起來的「文明／野蠻」尺度逐漸被瓦解，歐洲人開始基於科學理性認知能力逐漸確立起新的文明尺度。這就是亨廷頓所說的現代「普世文明」。
因此，現代新文明的誕生意味着與歷史上基於宗教信仰確立的文明產生根本性的決裂，從此歷史上幾大區域性文明之間的衝突變成了次要衝突，而首要衝突則是基於科學理性的現代文明與幾大區域性文明帝國的古典文明的衝突。這種新文明之所以被看作「普世文明」，就在於啟蒙之「明」，即這種文明所藴含的科學理性的認知能力是普遍的，它所釋放出的力量遠遠超過宗教道德認知能力所具備的普遍力量。「9·11事件」之後，美國在伊斯蘭世界展開的新戰爭不能簡單理解為基督教與伊斯蘭教之間的千年衝突，我們應當看到這其實是精確制導導彈背後擁有科學力量的新文明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背後堅守「聖戰」信仰的舊文明之間的衝突。
從新文明的角度看，所有歷史上基於宗教和道德信念建立起來的軸心文明在人類認知能力方面依然處於矇昧狀態，屬於「文」而不「明」。按照孔德對人類認知能力的劃分，歷史上的區域性文明帝國階段屬於依靠上帝意志和神靈預測的神學階段，西方啟蒙時代屬於依靠抽象理論來推理的形而上學階段，直到工業革命之後確立了科學體系，才將人類的智慧提升到實證主義階段。因此，這種新的普世文明雖然是在基督教文明的基礎上誕生的，但它與中世紀基督教文明的衝突是最為殘酷的，甚至遠遠超過了它後來與其他東方文明之間的衝突。
以中國為例，中國古典文明秩序遭遇現代普世文明的衝突經歷了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運動、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入侵、晚清改革、辛亥革命、新文化運動，直至新中國成立，其間歷史只約百年。然而，從文藝復興、宗教戰爭、宗教改革、王朝戰爭、啟蒙運動、工業革命到法國大革命，這種基於科學理性的新文明在歐洲的誕生經歷了幾百年的文明衝突。因此，我們不能只看到區域性文明帝國在橫向的文明衝突，而忽略基督教文明在邁向現代文明過程中所經歷的縱向的文明衝突。
在這個意義上，歷史上的區域性文明帝國如果未經新舊文明衝突的痛苦和磨難，實際上不可能完成這種轉型。中國文明之所以能夠順利轉型，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中國文明的世俗性和儒家文明所奠定的求變、求新、求智的文化精神及學習品格。相比之下，伊斯蘭文明始終面臨宗教改革的重任，未能真正將其認知能力從固守宗教信條的矇昧狀態中解放出來，致使其在漫長的文明衝突中遭受屈辱。
新文明的興起不僅在「明」的意義上用科學理性取代宗教信仰和道德律令，更重要的是在「文」的意義上確立了文明與野蠻的新尺度。科學理性能力對古典宗教道德秩序的摧毀也必然摧毀古代「神-人-獸」三維文明秩序。從此，人類文明秩序唯一的參考標準就剩下動物的尺度。換句話說，科學理性不過是將人看作動物，從而在自然狀態（也就是野蠻狀態）的基礎上來確立人類文明的新秩序。
之所以將西方政治哲學（社會契約論）基於自然狀態所建構的「文明社會」（civil society）和西方政治經濟學（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理論）基於全球商業貿易所建構的「市場社會」（market society）統稱為「慾望社會」，就是為了強調這種新文明秩序建立在人性中的動物性慾望的基礎上，強調奠定這種新文明的野蠻基礎。這種新文明秩序實際上顛倒了古典文明秩序中關於文明和野蠻的劃分尺度，將動物世界野蠻的自然狀態看作人類建構新文明秩序的尺度，由此開啟了人類文明重返野蠻化和動物化的趨勢，導致現代文明秩序中「文」與「明」的持久衝突，即理性認知能力的擴張導致道德的墮落，崇尚科學理性的啟蒙思想導致人的野蠻化。
在「神-人-獸」的文明秩序中，不同文明秩序對「神」這種最高存在有不同的理解和表達，然而對「獸」的理解基本上是相同的，都建立在滿足動物性慾望的普遍性之上。慾望社會推動的新文明所建構的普遍性恰恰是這種人性中動物性慾望的普遍性，黃金白銀、英鎊和美元在全球的流通速度和接受程度遠遠超過了《聖經》，而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商業文明和消費文化也因此風靡全球，成為新文明宣揚普世主義的根本力量。這種新文明的價值指向不再是高於人的神，而是隨心所欲滿足慾望的動物。無論在福山「歷史終結論」的「末人」形象中，還是在共產主義的社會狀態中，這種理想的生活方式都被置於遙遠的未來。
新文明用一種面向未來的歷史時間軸取代了古典文明秩序中面向神的德性空間軸，歷史法則發生了根本性的逆轉，普遍性就處在代表未來的新文明中，從而形成了從傳統社會（原始社會、遊牧社會、農業社會）到現代社會（工商業社會），一直到今天的後現代社會（訊息社會、智能社會）這樣的面向未來普遍性的文明發展鏈條，「進步」概念也由此誕生。然而，文明與野蠻的劃分總是相對的，其相對性不是過去區域性文明帝國時代基於不同地理空間的地方性，而是在歷史時序中的歷史性。農業時代相對於遊牧時代是文明，相對於工商業時代只能是半文明；而工業時代的文明在今天后工業時代看來，就變成了某種野蠻。歐美學術界展開對歐洲中心主義的解構和批判，實際上就是用後現代人的文明新尺度來批判現代人的文明尺度。
正是在「傳統與現代」這一時間軸所確立的新的普遍性標準中，率先進入工業化時代的歐洲系統地將其生活方式塑造為「文明」；而其他區域性文明帝國的人們，哪怕是虔誠的宗教徒和德行高尚的君子，也最多被看作「未開化的人」（the barbarian）或「半文明民族」（semi-civilized nation）；對於生活在非洲、美洲的原住民，無論擁有多麼高尚的美德，也只能是「野蠻人」（the savages）。
這種工業化社會的生活方式不再以特定地理空間作為生活根基，甚至不受國家或區域性文明帝國邊界的限制，像流動的商業和流動的海洋一樣形成一種全球性的無根的流動，這就是亨廷頓所說的「達沃斯文化」，也就是他眼中的「普世文明」。與這種普世文明相匹配的政治秩序必然是世界帝國體系。可以說，全球商業貿易的興起、慾望社會的發展和世界帝國體系的形成標誌着古典文明時代的終結，即古典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確立起來的「神-人-獸」的垂直文明等級尺度被瓦解了，而新的普世文明開始建立起新的文明尺度。
這種新的普世文明的普遍主義不僅來自哲學上基於動物慾望的普世主義，以及地理空間上不受區域侷限的基於全球商業流動的普世主義，更重要的是，科技發展鏈條上新的技術力量所建構的社會可以輕而易舉地摧毀古典文明秩序。由此，普世文明區分文明與野蠻的標準不再是神，不再是道德或美德，而是智力能力。這種智力能力的測量尺度就是科技水平所決定的社會生產力水平以及由此形成的工業能力、組織能力和戰爭能力等等。
現代政治科學研究國家能力問題，形成了種種關於國家綜合實力的計算方式，並提出類似「硬實力」「軟實力」乃至「巧實力」這樣的概念，而這些概念恰恰是現代文明的展現。由此，新的普世文明的基本法則就成為「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諸如市場經濟中強者對弱者的剝削，民主政治中多數人作為強者對少數人採取的「多數人暴政」，文化領域顛覆善惡美醜觀念的慾望自由表達，而最終經濟力量決定了政治力量，決定了文化軟實力。這種普世文明的法則就被概括為「資本主義」，資本力量成為在經濟、政治和文化中擁有主導地位的決定性力量，「文明」則被置於「資本」的支配之下。正是這種科技發展的支配性力量使得福山相信歷史終結的命運，即任何古老文明的宗教信仰都不可能戰勝資本主義科技的力量。因此，新文明的普世主義實際上是「力」的普世主義，區分文明與野蠻的標準歸根結底乃是力量的大小。
可以說，現代文明的崛起就是用「力」的文明尺度取代了區域性文明帝國所確立的「德」的文明尺度。正如美國在針對伊斯蘭世界的反恐戰爭中，將這種普世文明展現為能夠將這些其所謂的「流氓國家」炸回到石器時代的高科技戰爭能力。可見，隨着全球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歐洲文明邊緣地帶興起的新文明之所以能迅速向世界傳播，依賴的核心力量不是教育、文化和哲學的傳播，而是通過一次又一次戰爭中的船堅炮利來征服。
整個新文明的秩序都圍繞「力」的組織方式來展開，經濟活動最終取決於生產力水平，政治生活徹底與道德決裂，有利於整齊劃一、凝聚力量的主權國家取代了鬆散、多元的區域性文明帝國，而文化也必然要服從於用「主義」來凝聚力量的意識形態及愛國主義教育傳統。所謂自由、人權和民主的意識形態，無非是將個人身體中的「力」激發出來整合在新文明的秩序中。「知識即權力」取代了「知識即美德」，成為這種新文明的普遍價值尺度。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普世文明的興起，意味着人類普遍歷史進入「霸道」的歷史階段，區域性文明的「王道」秩序已經衰落，而全人類普遍主義的王道時代依然未能到來。可以說，近代以來人類歷史實際上處在舊的「王道」已經沒落，而新的王道時代還未到來的黑暗時期。
無論是動物式的慾望，還是動物式的蠻力，新文明的動物化趨勢總會引發古老文明力量的反彈。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既是市場與社會之間的政治衝突，也是新文明秩序與古老文明秩序之間的文明衝突。啟蒙思想家盧梭提出科學技術是否有利於促進人類道德進步的質疑，實際上就是基於古典文明傳統所確立的文明尺度對這種新文明的批判，由此引發的文明衝突伴隨着現代文明發展和世界帝國建構的始終。在這個意義上，「文明衝突」並非後冷戰以來特有的歷史現象，而是隨着慾望社會而來的新文明確立和全球擴張過程中的常態。新文明的擴張過程也是古老的區域性文明帝國在這場文明衝突中不斷瓦解、轉型的過程。
可以說，全球商業貿易推動西方文明的轉型就是文明衝突的開端。這種文明衝突是以宗教衝突的方式展現出來的，即因宗教改革而興起的荷蘭、英國等新教國家所開展的全球商業貿易與主權國家結構緊密結合在一起，跟主宰歐洲的羅馬-天主教帝國展開幾百年的決鬥。這應該看作新文明誕生以來經歷的第一場文明衝突，相比之下，基督教對伊斯蘭教的「十字軍東征」則居於次要地位。
正因為歐洲原有的羅馬-天主教帝國文明傳統的抵制，新文明只能在位於原有文明邊緣地帶的英國生長，而這種文明一旦轉向美洲，則徹底擺脱了文明傳統的束縛，新文明在北美野蠻地生長，美國就成為這種新文明的樂土。「西部牛仔」以無法無天、無拘無束、不斷搏鬥的野蠻人形象樹立了新文明的價值尺度。因此，當美國在19世紀崛起，開始以新文明的形象進入歐洲之後，其消費主義的商業文化和大眾文化，拜金主義，功利主義和玩世不恭的膚淺文化對歐洲的文明傳統構成了巨大的衝擊。在擁有豐厚文明傳統的歐洲人看來，「美國主義」（Americanism）就是基於動物慾望的現代新文明的象徵，這無疑成為歐洲文明在精神上的敵人。
韋伯正是在美國這裏看到了資本主義精神的衰落：「營利追求最為自由解放之處，如美國，業已褪除此種一貫追求的宗教-倫理意涵，如今傾向於和純粹競賽的激情相連接，甚至往往使營利帶上運動比賽的性格。沒有人知道，將來會是誰住在這個牢籠裏？在這驚人發展的終點，是否會有全新的先知出現？舊有的思維與理想是否會強勁地復活？」
正是在美國這裏，韋伯看到了這種新文明推動的歷史終結景象：「專家沒有靈魂，縱慾者沒有心肝」的「鐵牢籠」景象。「這種虛無主義的想象已登上了一個史無前例的人類本質階段，它使『老的眾神』失去了魅力。這個『失去魅力的世界』正在成為西方國家理性化的主要結果。因此，必須號召人們去進行一場現代意識形態的戰爭。」
韋伯所說的「老的眾神」就是古典的區域性文明帝國秩序，而理性化的力量就是新文明推動歷史終結的力量。韋伯所號召的意識形態戰爭，就是繼承歐洲歷史上清教與天主教之間的文明衝突，展開一場英美自由主義與德國浪漫主義、保守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衝突，其實也是這種普世文明與德意志所捍衛的古老文明理念之間的衝突，應該看作新文明成長過程中經歷的第二次重大的文明衝突。
19世紀的德國思想界將「文明」與「文化」兩個概念作了嚴格區分。「文明」指技巧和技術所代表的理性力量以及由此創造的物質世界，它意味着墮落的資本主義，商業慾望導致人性的墮落，而且是在機械化、理性化的進程中將人的生活工具化、手段化和非人化。「文化」則指價值觀念、理想和一種擺脱庸俗動物性的更為高級的思想藝術和道德情操，它意味着精神教養的升華，它意味着一種內在有機的充滿活力的生命，一種靈魂的完美自然呈現。
「文明」與「文化」的區分直接指向了新文明的兩個根基：技術理性根基和動物慾望根基。這對概念的建構針對從英美乃至法國發展起來的全球商業貿易和工業革命所開闢的新文明，將其看作非人化的技術專制和動物化的慾望宣泄，這顯然並非「文明」，恰恰代表着「野蠻」。而人之為人、超越於動物的關鍵，就在於人擁有更為高雅的「文化」，這種高雅的文化與優雅精緻的語言、藝術情感世界和超越的精神緊密聯繫在一起。一句話，「文化」意味着人身上具有神性，這其實是一種「文化宗教」。
在經歷啟蒙主義的洗禮之後，浪漫主義思潮以一種新的方式復活了古老文明秩序中保留下來的「神-人-獸」秩序，從而將神性從宗教信仰轉移到文學藝術領域。正是在這種神性的指引下，德國保守主義致力於重新建構一個擁有精神性、神性的社會，一個擁有信仰和權威的有機社會，一個植根於傳統和大地從而培植出道德的社會，以此來對抗新文明的技術專制、導向虛無主義的理性化、物質享受的動物化、海洋流動的無根性所帶來的道德瓦解等等。
從拿破崙法國崛起到德國崛起，然後經過蘇聯崛起再到中國崛起，人類歷史上這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都是以針對英美海洋國家建構的世界帝國體系及普世文明而展開的。儘管世界帝國的每一次擴張必然遭遇文明衝突，但每一次文明衝突都會推動世界帝國體系不斷提升和完善。在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中，世界帝國具有推進普世文明的內在機理。普世文明原本是一套技術化、理性化、抽象化、程序化的機械操作，「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世界帝國或普世文明的發展可以說與文明／野蠻的劃分沒有任何關係。它將體現於政治建構的公共領域與呈現人生意義的私人領域徹底分離，從而將帝國建構為抽空一切價值內容的、中立化的抽象裝置，並因此獲得了普遍主義的力量。
在這個意義上，宗教觀念和文化價值就變成私人領域的事物，呈現出多元主義的特徵。然而，這種分離恰恰又為每一種宗教價值、文明觀念提供了控制世界帝國，控制這個抽象技術裝置的可能性。每一種政治力量或文明力量都嘗試駕馭世界帝國，從而為世界帝國賦予普世文明的「文明」色彩。在英美建構世界帝國的歷史進程中，新教始終作為一種價值為世界帝國賦予其「文明」意義，因此，每一次圍繞世界帝國展開的文明衝突又會變成與清教（在真正意義上）的文明衝突。
在這種「文明」與「政治」的內在關聯中，亨廷頓談的是文明，想的卻是政治，是着眼於政治而談論文明，從而將文明看作凝聚政治的力量。我們雖然談論的是世界帝國的政治秩序，但更需要着眼於人類文明。世界帝國及其未來命運實際上包含着人類應當如何對待科技理性力量的哲學思考，也包含着對宇宙秘密以及人之為人的意義的追問。面對世界歷史的「雙向運動」，任何文明試圖駕馭世界帝國，就必須理解這個帝國運行的機理。理解世界帝國運行的目的，乃是通過技術和商業將人類逐漸凝聚為一個命運共同體，而地球終究是人類邁向整個宇宙的起點，人類必須作為一個文明整體面對更廣大的世界。因此，中美競爭不僅是一種政治競爭，更具有文明對話的意義，因為中國崛起不僅僅是一種政治力量的崛起，更是一種古老文明的復興。
「馬克思的幽靈們」與文明覆興
1993年，在歷史終結論這種彌賽亞式的末世論如日中天之際，面對蘇聯解體所產生的巨大政治衝擊，來自世界各地的馬克思主義者召開了一次大會，討論「馬克思主義往何處去」。會上，哲學家德里達作了題為《馬克思的幽靈們》的發言，發言內容隨後以著作形式出版。這本書雖然是針對福山理論的，但它實際上試圖回答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普遍困惑：當蘇聯這樣的社會主義實踐瓦解之後，馬克思主義是不是依然有效？
其實類似的問題在不同的時代曾經以不同的方式出現：以色列被羅馬滅國，那麼猶太教是不是依然有效？羅馬城被野蠻人攻破，基督教是不是依然有效？對於這些問題的一個普遍回答是：正是以色列滅國，羅馬帝國崩潰，才使得猶太教或基督教開始專注於整個心靈世界，不再關心受限於地理區域的「地上的國」，從而獲得了真正的普世主義。
在德里達看來，蘇聯解體對於馬克思主義而言，如同以色列滅國或羅馬帝國崩潰，正好將馬克思主義真正的批判「精神」從具體的制度構造的桎梏中解放出來，使之真正獲得了普世主義的力量，對資本主義的世界帝國構成了「精神」上的批判。由此，「共產主義」不再是一種需要建構的當下現實的制度，而是一種正在形成中的可能未來（也就是「幽靈」的含義），處在「仍在到來」（yet-to-come）的狀態中。由此，馬克思的幽靈們就可以隨時降臨人間，成為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批判力量。
然而，正如其晦澀、戲謔的文風一般，德里達等西方左派從政治左派轉向文化左派（「白左」）之後，喪失了介入現實政治的行動能力，而只能沉浸在語詞世界的遊戲中，在文化思想領域批判和解構資本主義精神秩序。正因為缺乏政治實踐的現實感，他們也喪失了政治行動應有的分寸感，在解構資本主義精神秩序的過程中，不斷越過文明的邊界，解構一切人類文明秩序，從而將資本主義慾望社會的動物化趨勢推向極端，摧毀了人類文明必須堅守的基本道德底線，引發西方文化戰爭中的家庭問題、性別問題、犯罪問題、移民問題和種族問題等等。這些文化領域的左翼思潮徹底抹殺人與獸的界限，追求野獸式的自由和平等，恰恰與資本主義所伸張的自由平等的歷史終結論合流。
所以，西方文化左派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實際上是要將資本主義的自由平等理念發展到極端。可以說，今天的西方右派正在通過全球商業貿易市場化力量摧毀民族國家的主權邊界，而西方左派則將追求自由平等的慾望政治加以極端化，摧毀所有古老區域性文明帝國確立起來的文明邊界，這兩種力量共同推進了世界帝國體系的形成，正像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以不同的方式推動歷史終結一樣。因此，德里達所代表的西方文化左派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反抗，在某種意義上恰恰認可了歷史終結，認可了世界帝國已不可動搖地確立起來。他們認為不再需要列寧主義先鋒隊政黨的「總體性」反抗，轉而在後現代哲學的基礎上，強調碎片化的，隨時隨地的，精神文化領域的，呈現出逃逸風格的反抗。
正是這種政治行動能力的喪失，導致西方文化左派糾纏在一些具體的概念語詞或具體問題上，喪失了動員社會大眾、動員民族國家的能量，喪失了思考和建構文明秩序的能力，也喪失了對全球秩序重大議題的設置能力和思考能力。西方文化左派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解讀無疑是由於政治上的失敗。他們所發展出來的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幽靈，歸根結底是一種「失敗的哲學」，甚至失敗到喪失了使用「哲學」「理論」這些宏大概念的能力。
因此，要走出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現實中的困境，就必須更換思維方式，開啟另一種哲學——「勝利的哲學」。然而，這種勝利的哲學不僅要從哲學和政治經濟學視角（而非「文化」視角）來理解馬克思主義，而且要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動員人民大眾，通過把握政治實踐來修正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從而現實地分析政治實踐中的矛盾，併為矛盾的解決提供政治行動指南。
「勝利的哲學」需要在實踐中鍛造新的政治主體，這種政治主體不僅需要「領袖人格」，更重要的是需要鍛造人民的主體力量，而這種政治行動的主體必須有能力面對世界帝國行進中引發的文明衝突。由此，未來真正能夠成為政治主體力量的既非19世紀大工業時代操作機器的階級主體，也非資本主義發展到文化符號階段掌握科技和文化符號的中產階級文化主體，而是在漫長的文明衝突中，能夠駕馭並馴服世界帝國的文明主體。
儘管如此，德里達提出的馬克思主義的「幽靈」們依然具有啟發意義，因為這個概念來自《共產黨宣言》開篇所說的在歐洲上空遊蕩的共產主義的「幽靈」，而這個「幽靈」恰恰在全球共產主義運動的實踐中獲得了其現實的肉身，其中不僅有歐洲的共產主義運動，還有蘇聯的社會主義建設。更重要的是，十月革命將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用共產主義的「幽靈」全面激活了處於「停滯」和「沉睡」狀態的中國文明，使得中國文明逐漸擺脱區域性帝國的空間侷限，擺脱農業時代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侷限，融入普遍歷史的塑造以及對世界帝國體系的形塑中，並從這種歷史實踐中獲得了一種普遍性的力量。中國崛起和中華文明的復興正是這種普遍性力量的展現。
然而，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幽靈」所激活的中國文明而言，「普遍性」絕非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發展出來的慾望社會的普遍性或動物化的叢林法則的普遍性，而是要在西方理性化歷史進程所推動的「明」的基礎上，重新思考「文」的問題，將「普世文明」所顛倒的文明與野蠻秩序重新正過來，從而把人類從世界帝國的野蠻秩序中拯救出來，重新為人類共同的世界秩序賦予文明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