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羅列中宣部五大問題 習近平早不滿黨報官媒僵化、官僚

撰文:香港01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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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宣部有足夠問題意識和政治覺悟,恐怕在中紀委進駐巡視之際,已經能預感到最後的結果了。

6月8日,中紀委在官方發布最新巡視結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莫過於對中宣部長篇累牘的批評。雖然中紀委採取了一貫的「先表揚後批評」的策略,但一眾媒體關注的,還是批評。比如「四個意識」有待加強,有的領導幹部政治警覺不高,落實中央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決策部署存在差距;對發展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不夠深入,貫徹文藝「二為」方向成效不夠明顯,新聞宣傳針對性、實效性不強;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還需進一步加強,推動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不到位,把黨管媒體原則貫徹到新媒體領域存在薄弱點,統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夠有力。

此外,中紀委還提到,中宣部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到位,選人用人工作不夠規範,黨風廉政建設制度機制不健全,重點領域存在廉政風險,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時有發生。而且,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習近平曾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上說,「今天,宣傳思想工作的社會條件已大不一樣了,我們有些做法過去有效,現在未必有效;有些過去不合時宜,現在卻勢在必行;有些過去不可逾越,現在則需要突破」。(新華社)

習對中宣部「低級紅」做法不滿

中紀委此番言論,讓西方媒體大驚失色,並亟不可待附之以「大地震前兆」的標籤意義。BBC便開宗明義指出,「這是中國高層不滿於中宣部工作不力,並將整頓中宣部的信號」。法新社則持悲觀態度,認為這是中共進一步加強對輿論控制的前奏。部分港媒則借此聯繫到文革50周年之際的人民大會堂紅歌會,認為因為習近平對中宣部「低級紅」做法的不滿,才促成了中紀委出手。

其實仔細觀察習近平上台至今的動作,便不難發現,中紀委羅列中宣部五大問題,都有據可查且已經採取了相應對策,並非簡單的權鬥論,更不是釋放信號。

首先是「四個意識」有待加強,有領導幹部政治警覺不高,落實中央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決策部署存在差距。從對中國夢的宣傳,到對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的解讀,再到中央文藝座談會,宣傳部門每一次的決策部署都與中央意旨發生偏差,屬於典型的「歪嘴和尚念錯經」。中國夢因此在生硬低級的宣傳口號中慘淡收場,三中全會《決定》翻天覆地的意義被湮沒,中央文藝座談會更是因為邀請了網絡作家周小平和花千芳而淪為笑柄。

中國夢在生硬低級的宣傳口號中慘淡收場。(資料圖)

指有領導幹部政治警覺性不高

習近平對《決定》的補充說明中力倡「一般性舉措不寫,重複性舉措不寫,純屬發展性舉措不寫」。但公報發布後,早已固化的媒體宣傳一度陷入假大空的泥沼中不能自拔,本該「不寫」的被反復強化。提前出爐的《人民日報》社論和新華社評論員文章,一個在高揚改革旗幟,一個在譜寫新篇章吹響新號角,極富中國特色的話語宣傳環境在「黨性是第一生命」、「必須加強黨的領導」等看似宏大炫目實則空洞乾癟的口號中有了基本雛形。

其次是對發展當代馬克思主義研究不夠深入,貫徹文藝「二為」方向成效不夠明顯,新聞宣傳針對性、實效性不強。所謂的「二為」方針,是指文學藝術要「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正如習近平在視察三大喉舌時的寄語,「讀者在哪裏,受眾在哪裏,宣傳報道的觸角就要伸向哪裏。」現實情況呢?在宣傳系統的帶領下,文藝變成了對習近平個人的追捧與宣傳。此番「低級紅」宣傳,加上民間的一些自發追捧,包括《經濟學人》、《時代》在內的西方媒體很快嗅出「個人崇拜」、「造神運動」的味道。

第三是對意識形態工作的領導還需進一步加強,推動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不到位,把黨管媒體原則貫徹到新媒體領域存在薄弱點,統籌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不夠有力。顯然,中宣部的這「問題」,是基於對習近平「8.19」講話的理解不到位。習近平在有31位省級宣傳部長列席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擲地有聲的「意識形態工作極端重要」之表態後,宣傳機器進行了同聲共振式的集中推廣,風聲鶴唳的文革式論調,你死我活的肅殺氣氛,再輔之以互聯網上充斥的借打擊謠言之機排除異己的「因言獲罪」、「文字獄」等鮮活例子,令人瞠目結舌、聞之色變。隨後而來的盛傳於高校的「七講七不講」,更是讓中共手足無措。

央視財經頻道郭振璽去年起深陷經濟案件被調查,他只是最近落馬的新聞宣傳系統的多人之一,背後的中宣部難辭其咎。(資料圖)

宣傳系統官員頻繁落馬敲響警鐘

第四是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不到位,選人用人工作不夠規範,黨風廉政建設制度機制不健全,重點領域存在廉政風險,違反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問題時有發生。從曾任中央電視台副台長的原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到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五局副局長高劍雲,再到原中宣部副部長申維辰,以及央視財經頻道總監郭振璽背後的系列窩案,宣傳系統官員的頻繁落馬,早已敲響了黨風廉政建設的警鐘。中宣部作為總舵手,難辭其咎。

最後是存在一定程度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在主流報端,只要官員還在其位,永遠以偉光正的形象示人,媒體言論很少與官員的命運息息相關。一旦被檢舉被揭發,馬失前蹄的官員才能褪色,才能回歸到正常人的軌道上來。至於如何做到既讓官員的地位透過媒體的實體而存在,又讓抛頭露面於公眾的官員隨時能出汗、亮醜,兩者兼顧的魄力在當前的宣傳體制裏顯然是不容易培育的。剷除背後的「黑手」,也絕不僅僅是換掉幾個黨棍和筆桿子那麼簡單。

習近平也曾開誠佈公談到黨報官媒的封閉僵化和形式主義,「今天,宣傳思想工作的社會條件已大不一樣了,我們有些做法過去有效,現在未必有效;有些過去不合時宜,現在卻勢在必行;有些過去不可逾越,現在則需要突破」。問題在於,身體已經進入新時代的宣傳系統,腦袋和思維方式仍停留在舊時代,又如何能跟上習近平的步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