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地專家聚北大論「港獨」:用動態、發展眼光看待一國兩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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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風波」尚未平息,八名內地知名專家聚集北京大學「博雅公法論壇」,討論「港獨」的根源與對策。與會專家表示,「港獨」有著錯綜複雜的歷史原因,一方面是來自於長期的殖民統治形成了一種新的認同,殖民地所經歷的相對獨立的教育體系、法治制度會成為獨立的思想基礎;另一方面,作為自治體的性質地區也存在著主張獨立的條件。

專家亦指出,雖然內地與香港同籲「一國兩制」,但二者對於「一國兩制」卻存在南轅北轍的理解差異。

北京專家參與論壇,討論「港獨」成因與對策。(網絡圖片)

昨日(11日),以「憲法忠誠與國家建構——從香港立法會宣誓事件切入」為主題的「第三十四期北大博雅公法論壇」在北京大學舉辦,該論壇由全國港澳研究會、北京大學港澳研究中心與北京大學憲法與行政法研究中心共同主辦,八名來自清華、北大、中國社科院等知名專家與會討論,由「宣誓風波」引出的「港獨」成因以及應對。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秘書長張國義首先簡要介紹了「宣誓風波」的背景,在回顧了「港獨」問題的源頭與階段性特徵後,提出了三點問題:第一,除了已經取消資格的兩位與正處於裁決中的四位議員之外,如何處理其他在宣誓環節上存在問題的議員?第二,立法會內的「港獨」分子可以通過釋法追究責任,立法會之外的「港獨」言行如何根治?第三,香港回歸近20年裡為何人心漸行漸遠?其根源在哪裡需要進一步思考和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認為,「憲法」本質上是一種規則,而所謂「合法性」實際上是對強者有利的博弈均衡,理想化的憲法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但可以作為一把尺子衡量現實與理想的距離,所以憲法是處於不斷完善中的,而一部好的憲法就是讓人權衡自己的利弊後寧願留在這個遊戲中。對於「一國兩制」,則來源於中國的歷史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的「天下體系」,而漢代創造了「一國多制」的大一統。

「港獨」成因:長期殖民統治與自治體特質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戎從歷史與社會的角度出發,介紹了中國從「天下體系」被迫接受西方「民族國家」體系的歷史過程,他指出,作為國族的中華民族是在抗日戰爭中逐漸被明晰化的主權概念,而1949年後中國又學習蘇聯的民族識別法劃出了56個民族,因而今天形成了具有分裂主義政治訴求的「族群民族主義」問題。馬戎表示,出現「港獨」和「台獨」的問題,一方面是來自於長期的殖民統治形成了一種新的認同,殖民地所經歷的相對獨立的教育體系、法治制度會成為獨立的思想基礎,另一方面,作為自治體的性質地區也存在著主張獨立的條件。 

馬戎進一步分析了「港獨」問題的歷史社會進程與原因:第一,1949年中國政府並沒有立即收回香港,隨後大量內地人因逃避「土改」、「反右」和「文革」湧入香港,他們難以正面接受大陸政權;第二,內地並沒有對香港社會做系統的研究,不了解香港社會的結構、問題、現狀和矛盾;第三,「九七」後內地駐港機構團結交往的方向有了轉變,從聯合工會與中下層變為聯合上層穩住香港;第四,香港製造業轉移至內地,香港底層民眾收入下降,生活成本提高,對現實高度不滿;第五,回歸後沒有及時修訂香港教科書,延續了殖民地的歷史教育;第六,香港年輕人到內地體驗生活後反而加劇了對內地的排斥;第七,外部勢力干預;第八,香港社會每年對內地政治風波的關注。 

第一排(由左至右):全國港澳研究會副秘書長張國義、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趙汀陽、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馬戎、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任劍濤;第二排(由左至右):首都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陳明、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陳端洪、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教授兼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田飛龍。(網絡圖片)

「因亂治國」變高壓政治 管理香港應棄內地思維

清華大學政治學系教授任劍濤指出,「港獨」議員既然要參加香港特區的政治遊戲,就要遵守遊戲規則,否則就安於從事社會運動,如果先期承諾參與遊戲,然後推翻之前的承諾,這在政治學上是對立的。 

任劍濤指出,中央的釋法舉措是多年來內地「因亂治國」而非「因序治國」在香港問題上的投射。他認為,當香港沒「亂」的時候,中央就仰賴香港議會、政府與社會之間的博弈,一「亂」的時候又總是把最後才應該使用的手段拿出來的,結果變成一種政治高壓,各方不接受不行,博弈空間又迅速收窄。因此他建議,內地不宜用管理內地的思維來處理香港問題,對其餘宣誓有問題的議員究竟要「乘勝追擊」還是「區別對待」仍需要考慮。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饒戈平做了總結發言。他希望要用動態的、發展的眼光看待「一國兩制」。他指出,內地和香港對「一國兩制」本身存在很多認識上的差異,特別在香港被另外詮釋的一套理解,表面上都在喊「一國兩制」、喊基本法,實際上南轅北轍。 

饒戈平指出,香港回歸後,對於「一國兩制」的長期性、複雜性和艱巨性預計不足。同時,回歸後香港有些人多講「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而少講「一國兩制」,對中央與香港的關係以及中央政府對香港的管治權的理解存在嚴重誤區。他最後呼籲,「一國兩制」的實施更加需要中央發揮作用,中央是「一國兩制」的制定者、主導者和第一責任人,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在實踐中堅持、豐富和發展這一基本國策。 

(中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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