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28】徐玨、吳學漢、蔣培坤：三位含恨而終天安門母親成員
六四事件已然28年，一些高齡的天安門母親成員陸續離世。據天安門母親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天安門母親中已有48位難屬離世，其中包括從去年上半年至今已離世的7位難屬。
香港01記者回顧了該群體中三位已故難屬的抗爭經歷，他們均是天安門母親中站在平反前線的核心成員。
徐玨：從地質研究員到天安門母親
2017年4月24日，天安門母親徐玨因患肝癌離世，享年77歲。據天安門母親官網的統計數據顯示，徐玨是天安門母親群體中第48位去世的難屬。
1989年6月3日夜晚，徐玨長子吳向東走上街頭，在木樨地橋頭附近，吳向東頸部中彈，送院延至翌日清晨不治，離世時年僅21歲。當時，徐玨只有49歲，5年後，徐玨丈夫吳學漢因患血液病醫治無效離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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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安門母親丁子霖看來，徐玨的一生「太不幸了」。但在「不幸」的另一面，徐玨「沒有被接踵而至的厄運所擊倒，更沒有因此而放棄了為尋求正義所進行的抗爭」。
晚年患有癌症 徐玨仍投入地質研究工作
天安門母親徐玨曾是中國地質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主要研究稀有金屬，她幾乎將自己所有的心力投入了地質事業。天安門母親發言人尤維潔告訴香港01記者，儘管晚年的徐玨身患肝癌，身體狀態不佳，但她仍長時間伏案工作，十分熱愛自己的事業。
尤維潔指，徐玨家中房間的四壁都掛滿了地質專業圖紙。有一次，尤維潔去徐玨家中送上外界給天安門母親的捐款，徐玨笑容滿面地將她帶到一副中國各省市礦物分佈圖紙前，為她詳細講解。她更忍著肝癌帶給她的劇痛，每日筆耕不綴，在電腦前堅持寫上一至兩個鐘的學術文章。
兒子死後 徐玨以獨特方式悼念亡兒
早年間，作為地質科學研究院的研究員，徐玨常年跋山涉水、奔忙於野外考察，有時甚至無法抽身照顧兒子吳向東。吳向東去世后，這成為她無法釋懷的苦痛記憶。
據丁子霖回憶，兒子吳向東離世後，徐玨就陷入了難以自拔的痛楚與歉疚，為了彌補她作為一個母親的愛，吳向東去世後的一段時間裏，她都以一種獨特的方式悼念亡兒。
六四慘案後，徐玨經常穿上白色衣裙，騎上一輛黑色自行車，來回穿梭於東單至木樨地的長安大街。在吳向東離世後的49日裡，徐玨每隔七日就會騎車在長安大街來回一次，自行車車筐里還裝著一隻貓。據丁子霖回憶，當時極度痛苦的徐玨正用此法為兒子「招魂」，小貓是吳向東在世時養的，徐玨相信這隻貓能通靈，能助她排解對亡兒的思念。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至今，在天安門母親的集體記憶中，徐玨永遠是一位樂觀主義者，張先玲對香港01記者說，過去他與徐玨見面時，徐玨經常會笑容滿面地說：「我很好，我很好」，總以樂觀態度示人。如今徐玨離去，這句話仍不時迴蕩在張先玲耳邊，成為她對徐玨的永恆記憶。
吳學漢：生命最後5年為兒踏上平反之路 含恨而終
吳學漢是六四慘案中遇難學生吳向東的父親，亦是過去28年來，天安門母親群體中第一位故去的難友。生前，吳學漢與徐玨都從事地質工作。
1989年六四槍響，吳學漢與徐玨之子吳向東因頸部中彈喪命。據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回憶，從1993年起吳學漢就已不再工作，那時她經常去丁子霖家協助六四難屬聯繫工作。丁子霖在《尋訪六四難屬》中寫道，吳學漢做事認真，在儒雅、憨厚的舉止背後，隱藏著倔強、剛毅和執著的性格。
自從兒子死後，吳學漢一心想著為兒子平反。當時六四慘案剛過不久，有一次他上街正遇見律師們擺攤，他走上前對一位律師表示，他要為無辜被殺的兒子告狀，並詢問律師具體步驟。律師聽後，慌張地把他拉到一邊，對他說：「快回去吧！這是不可能的，再別提這事了。」
受挫後的吳學漢求助無門，律師的一番話將他對中國法律抱有的最後希望擊碎，但幾乎同時，他加入了當時的天安門母親隊列。
當時，六四後的肅殺氣氛仍在北京上空飄蕩，當局對六四難屬處處戒備。吳學漢便常常騎車往返於各家難友之間，每當丁子霖與丈夫蔣培坤遭遇當局軟禁時，吳學漢亦是第一個來到他們面前伸出援手的那位。1995年8月，丁子霖與蔣培坤被當局秘密關押在老家無錫的一個地方時，身在北京的吳學漢得此消息，即刻與妻子徐玨頂著烈日，騎車穿行於北京的大街小巷，在難屬之間奔走呼號。最終，由他們發出了16位難屬給當局的聯名抗議信。
但那時的吳學漢已罹患血液病，身體狀況令人堪憂。徐玨記得，當時吳學漢重病期間，依然掙扎著要去大街上貼小字報，他希望自己能通過此法將兒子的死、難友的不幸以及自己多年來內心的積鬱都公之於眾。
1995年11月，積鬱過度的吳學漢在病榻上高燒不退，無法進食，此前方正的臉龐已消瘦變形。一個月後，無法見證六四平反的吳學漢離世。當時身在北京的六四難屬向吳學漢作了最後的告別，告別儀式上，他們為吳學漢獻上了一首前四句以八九六四開頭的藏頭小詩，悼念含恨而終的吳學漢，一年後，他的妻子徐玨衝破重重阻力，將此詩刻在了吳學漢的墓碑上。
蔣培坤：飽受喪子之痛的父親與美學學者
1934年，蔣培坤出生於江蘇無錫，他是中國文藝理論家，歷任中國人民大學美學研究所所長、哲學系教授。1989年6月3日晚，他17歲的兒子蔣捷連於北京木樨地復外大街北側遇難，後背左側中彈穿胸而過，擊中心臟。此後，他與妻子丁子霖開啟了長達二十餘年的六四平反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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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他因參與妻子丁子霖發起的「天安門母親」群體，呼籲平反六四，最終招致校方的打壓。中國人民大學撤下他美學研究所所長等一切職務，亦停止他招收研究生和一切教學研究活動。
1988年，蔣培坤任中國人民大學美學研究所所長期間，應邀為北京師範大學劉曉波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的委員。據劉曉波後來回憶，蔣培坤對他的論文給予了較高的評價，著重讚揚了他論文中對「美與人的自由」關係的論述，亦是在那時，蔣培坤與一同出任劉曉波博士論文答辯委員會委員的高爾泰結為至交。六四過後，高爾泰返回北京看望蔣培坤與丁子霖，他與蔣培坤憶起被槍聲終結的八十年代時，兩個中年男人抱頭痛哭。
晚年的蔣培坤身患腦梗塞和心臟病，但他亦身體力行地投入了很多天安門母親團體的工作。他常年負責天安門母親的文字工作，為她們平反六四發聲。2008年，他參與《零八憲章》的首批簽名活動；2009年，他當選獨立中文筆會榮譽理事，迄今他撰寫的多篇文章被收錄在《生者與死者——為了中國的明天》、《尋訪六四受難者》等書中。
2015年9月27日，82歲的蔣培坤在江蘇無錫家中因心臟病與世長辭，天安門母親張先玲當時對傳媒表示，蔣培坤的離世是天安門母親的重大損失。天安門母親發言人尤維潔則表示，平反六四是蔣培坤生前最大的心願，現在他還未見證平反就離世了，但天安門母親會繼續走下去，完成他的遺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