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博評】滅罪於萌芽狀態？「共謀罪」是否有必要
「共謀罪」。
這些天，這三個字籠罩着日本輿論。
作為一個日本國民，我直觀感受，這種詞彙在社會和輿論上普遍蔓延，已經說明一些深刻的問題：時代正在發生著變化，它進入比以往任何時代更加不確定、甚至不安全的時代。在我腦海裡，歐姆真理教地鐵事件、大規模無差別殺人事件、外國恐怖主義勢力……默默卻不斷徘徊。我相信，面對著這些天的輿論動態，有不少國民也持有類似的感受，甚至恐懼。
安倍政權正在想方設法通過“共謀罪”法案，如今眾議院已通過。該案指的是：對於正在計畫犯罪的組織性犯罪集團，他們在籌資、考察犯罪現場等準備的階段，允許相關員警部門進行搜查、處罰、逮捕的法案。
《朝日新聞》在自己開設的“共謀罪”專題報導頁面畫了圖舉例：假如犯罪集團要殺一個人，為此要買一把刀子，其程式應該是：準備買刀的資金——購買刀子——追找對象——刀殺這四個階段。根據該法案，警方是可以在第一階段的時候可以逮捕嫌疑人。
支持通過該法案的是執政黨自民黨和公明黨，以及維新黨。民進黨、社民黨、共產黨、自由黨這些在野黨從“與犯罪無關的普通老百姓也很有可能成為對象，無辜地被捲進去”、“該法案的成立必將導致員警部門的搜查許可權，公權力對社會的監視力度會加強”等角度和理由反對“共謀罪”法案的成立（等於對於現有《組織性犯罪處罰法》的修改）。
除了在野黨、以進步派為主的媒體（比如《朝日新聞》）、知識份子，以及廣泛的國民對“共謀案”的成立紛紛表示反對，也有不少人在各地阻止抗議活動。這說明，日本國民比較普遍認為，這一法案的成立很有可能侵犯國民生活，同時，整個社會很有可能變成進一步被公權力監視的、緊張和不安的狀態。
平心而論，作為一個既希望日本社會保證持續的安全和秩序，也渴望日本國民能夠持續放鬆、自由地過日子的國民，安倍政權的做法和國民的擔憂，我都能理解，也認為，大家最好不要過於情緒化，理性、長遠地看待該法案本身是否有必要，成立的過程是否有缺陷。以下，我想談談幾點屬於個人的感想和淺見。
首先，看到“共謀罪”法案這條消息時，我第一想到這是安倍政權的產物，赤裸裸地體現著安倍首相的政治信條和風格。其實，不僅是這次的法案，這些年以來安倍首相使勁通過的《秘密保護法》、《新安保法》案等均屬於安倍政權的“特產”。安倍首相對外重視日本在國際社會上發揮更大作用，尤其自衛隊更加積極的活動範圍和功能，對內則重視應該更有力度地保護國內的秩序和安全，認為為此需要加強警方的工作範圍和功能。依我看，這些認知是符合國內外形勢變化的，就像我曾在本專欄提到過的一個觀點：日本國民需要克服“和平病”，日本國民在面對複雜的內外形勢確實有必要提高國家安全方面的意識。
其次，僅次於上述《秘密保護法》、《新安保法案》的時候一樣，法案成立的過程遭遇了在野黨、輿論、知識份子、國民的廣泛，甚至強烈的反對，這說明，日本社會對這類法案的成立以及背後政府的考慮和行動持有厭煩、敏感、警惕的態度。根據我對媒體有關報導的觀察，“共謀罪”法案在眾議院的通過被形容為“強行通過”，這跟當年的秘密保護法和新安保法案是一樣的，說明的則是，在如此多的人反對的情況下勉強通過，其合法性遇到一些質疑的局面。從中不得不想，歸根結底，這是日本“軍國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行為為戰後留下的遺產和蒙上的陰影。活在戰後的日本國民的“公權力的暴走”持有普遍、強烈的警惕。
不過，在我看來，該法案的成立至少是有著合情的背景的。那麼，如今問題的本質不在於要不要這條法律，而在於政府有沒有，能不能向國民做出充分的說明，介紹法案成立的時代背景和來龍去脈，若有疑問和漏洞，政府是有義務在各種場合——國會答辯、電視討論、媒體採訪、街頭演說等給予明確、詳細的回答。日本是已經走進後現代化的社會，按道理，我們是有時間和精力圍繞涉及社會未來道路，左右國民基本活法的問題上進行充分、公正、透明的討論的。還是那句我在本專欄反復提及的話：“共謀罪”法案的成立過程正在考驗日本社會的成熟度。
（文章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