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巴嫩示威得償所願 難題隨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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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兩周的連續示威,曾經被視為國家英雄的黎巴嫩總理哈里里(Saad Hariri)終於黯然辭職;示威令本來互不往來甚至相互敵視的基督教、伊斯蘭教什葉派及遜尼派民眾團結起來,共同向「權貴」施壓,打破了該國的政治邏輯。只不過,激發大批民眾上街的黎巴嫩經濟和債務問題,卻依然難有解方。

哈里里這個名字上一次在國際媒體中廣泛出現,還是2017年11月。當時身為黎巴嫩總理的他忽然現身沙特阿拉伯,宣布辭去總理一職,同時狠批伊朗操縱真主黨試圖暗殺他。這樣離奇的劇情令大部份黎巴嫩人相信,總理正被沙特扣押,不得不「被辭職」。當時貝魯特的大街小巷,四處都是「哈里里我們與你同在」的海報;無論是遜尼派、什葉派或是基督教徒,大多期盼自家總理平安歸國。直到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飛往沙特斡旋後,哈里里終於能重返貝魯特履行職務。

但短短一年後,物是人非,原本受萬民擁戴的總理忽然間成為眾矢之的。10月17日起,由於不滿政府新增包括煙草、通訊軟件使用在內的多種稅項,大批群眾走上街頭示威;加之近年黎巴嫩經濟不景,人民生活質素低落,示威訴求很快由針對「WhatsApp稅」,轉向要求政府下台及全面政治改革。

黎巴嫩總理哈里里回應示威者訴求,宣布下台。他身後是其父親及前總理老哈里里(Rafik Hariri)的肖像(AP)

黎國經濟積重難返

黎國經濟積重難返早在示威初期,哈里里政府也想過「懷柔政策」。由於民眾反彈巨大,政府在公布增稅措施當日便即撤回方案。10月21日,示威者發起全國大罷工後,哈里里政府為平息民怨,曾責令數名內閣成員問責下台,並宣布總統、部長和國會議員大幅減薪一半,以圖安撫國民的被剝奪感。此外,哈里里亦說服基督教和真主黨盟友支持其經濟改革方案,包括將電訊業私有化並改革供電制度,取代擬定增稅項,彌補政府赤字;政府亦要求銀行調撥33億美元,支援政府。

然而,一系列措施仍未救回哈里里政府。21日之後,示威非但未有停止,參與人數反而愈來愈多,示威手段也一改初期「衝擊模式」,轉向手法更為豐富的嘉年華模式。深知難以取信於民的哈里里終在上周二(10月29日)辭職落台。

用「積重難返」形容哈里里面對的局面再合適不過。2011年敘利亞戰爭爆發時,黎敘兩國簽署的《經濟和社會合作協調》協議仍生效,敘利亞人可免簽證進入黎巴嫩,並獲得居留權。戰爭爆發初期,黎巴嫩政府錯誤估計局勢,認為入境難民數目可控,但到了2014年初,境內難民數已達95萬人,佔全國總人數六分之一;難民出逃路線也已逐漸定型,再收緊政策亦無濟於事。最高峰時,黎巴嫩境內約有150萬名難民,同區域僅低於約旦收容的270萬人及土耳其收容的250萬人;但這兩國家經濟及人口體量均遠超黎巴嫩,不可同日而語。受難民危機影響,黎巴嫩額外增加了約20萬貧窮人口及25至30萬失業人士;加之黎巴嫩約有千萬人口移居海外,是留在本土的黎巴嫩人數量兩倍,大量中產階級和受教育人士選擇移民海外,令國內經濟困難更為嚴重。

有民眾湧上街頭,慶祝哈里里下台。(Reuters)

如果只有難民問題,黎巴嫩情況或許還不那麼糟,但長期「借貸發展」模式面臨外部環境衝擊時,便經不起任何考驗。上世紀九十年代黎巴嫩內戰後,該國便走上依賴外債的道路,但隨後的大部份時間該國「大亂未停、小亂不止」,先後與以色列、敘利亞陷入武裝衝突,國內三大勢力亦常對立,令所借債務未能投入到發展經濟。2008年黎巴嫩各方簽署《多哈協議》達成政治安排後,政治局勢開始穩定,GDP連續數年保持8%左右增長,但到2011年難民危機後又陷入停滯。

如今,黎巴嫩公共債務佔GDP比例已達到150%;即使在去年的CEDRE(為黎巴嫩大型投資籌集資金的國際會議),黎巴嫩獲沙特、美國、俄羅斯、卡塔爾等國承諾提供110億美元援助,但仍無法填補短期到期債務漏洞。今年8月,信用評級機構惠譽更將黎巴嫩主權債務評級調降至CCC的「垃圾級」,這也最終促使哈里里政府被迫推出一系列撙節和開源措施,引發如今危機。

黎巴嫩的困境不該由哈里里一人承擔;不誇張的說,即使哈里里此時下台,也難改變黎巴嫩經濟陷入「撙節開支—經濟成長停滯—財政收入減少」的惡性循環。隨着黎巴嫩債務水平繼續攀升,本國貨幣繼續貶值,人民生活質素持續下降幾乎成為定局。屆時,離開街頭的抗爭者必然還會回來。

電影《給我一個道歉》中黎巴嫩內戰的畫面。

因禍得福:族群問題暫時弱化

不過,黎巴嫩面對的也不只有愁雲慘淡,至少在嚴峻的經濟問題前,黎巴嫩示威者們打破了過往族群和宗教藩籬。黎巴嫩500萬國民中,信仰基督教人士佔四成,其中以馬龍派為大宗;另各有27%國民分屬伊斯蘭教什葉派和遜尼派。黎巴嫩建國後,教派衝突成為該國政治的主旋律;最嚴重的情況發生在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由於大量巴勒斯坦難民進入黎巴嫩,令基督教和伊斯蘭教群體間的平衡被打破,從而引發內戰。

過去的戰爭歷史,更令黎巴嫩社會實質已被部落化,不同群體間互不信任,少有交集,從而培養出自己的文化教育體系。由於內戰後的《塔弗茨協議》規定黎巴嫩總統、總理和國會議長需分別由基督教、遜尼派及什葉派人士擔任,令不同教派在政治上亦形成「小圈子」。

黎巴嫩的宗教團體皆建立了自己的政黨和贊助網絡,其裙帶關係植根於社會每個角落;相比起內戰時期,不過是軍閥變成了部長。不僅是商界菁英需要與宗派領袖靠攏,民眾亦依賴其領導來獲得公共服務。至於中央政府,或是國民跨族群的團結意識,都格外薄弱。

不過,今次抗爭主體聚焦民生和經濟,卻打破了昔日的社會界線,把遜尼派、什葉派、基督徒和德魯茲人,貧窮和富裕階層,以及城鄉居民連成一線。每個群體都意欲撼動自身圈子的政治秩序—遜尼派想推翻哈里里、基督徒就針對總統奧恩(Michel Aoun)、而什葉派則不滿真主黨和國會議長貝里(Nabih Berri)。換句話,民眾對建制的不滿,已是全面認為所有政客皆是「天下烏鴉一樣黑」。就算是在什葉派群體中有極強號召力的真主黨,為保住盟友哈里里,攻擊示威由「西方勢力策動」,呼籲支持者回家,亦無濟於事。

黎巴嫩真主黨是一個伊斯蘭什葉派軍事組織,向伊朗最高精神領袖效忠。有份創黨的納斯魯拉自1992年起任總書記,領導至今。(Reuters)

包括《紐約時報》在內的不少西方媒體,將黎巴嫩今次抗爭形容為「阿拉伯之春再燃」。不過,阿拉伯之春時示威者着重民主化、權力分配等政治訴求,今次示威卻因經濟問題而起,兩者有巨大差異。當年包括穆斯林兄弟會、敘利亞伊斯蘭勢力等宗教勢力藉運動獲取政治地位的情況亦未發生,反而是全民團結弱化教派作用。從任何角度看,今次黎巴嫩示威都史無前例,而非過去運動的翻版。

政權真空危機重重

然而,促進國家團結只是運動的副產品;哈里里下台,也只能紓解民怨,難令黎巴嫩走出困局。反而是黎巴嫩當下的政治真空,卻帶來更大的麻煩。根據黎巴嫩憲法,現任政府需在新政府成立前看守,而哈里里去年3月贏得大選後耗費近八個月時間才組閣成功,可見在黎巴嫩各派勢力分立情況下達成共識之困難。然而,無論是同海灣和西方國家商討援助細節,或是面對即將到期的債務,一個看守政府都遠不足夠的。

與此同時,敘利亞國內各政治勢力都同外國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一直以來,伊朗支持的真主黨勢力都希望獲得更多財政和軍事話語權,從而對南面鄰國以色列產生威脅,但這樣的政策勢必令期望遠離動亂的基督教群體不滿。接替哈里里的遜尼派領袖,又能否和他的前輩一樣「硬頸」,不對沙特強勢控制就範,仍未可料。

過去數年,儘管黎巴嫩內部政治時有衝突,但哈里里作為溫和派,又繼承其同為首相父親光環,至少可令國家團結,減少區域勢力插足機會。但過去一段時間,無論是穆罕默德王儲強勢的對外政策,或是波斯灣頻發的襲擊,都令該國地位更加危險。若政治真空持續,七十至九十年代的代理人戰爭或許將重回黎巴嫩;而這也是黎國各方最該警惕的。

上文節錄自第187期《香港01》周報(2019年11月4日)《黎巴嫩示威得償所願 難題隨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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