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迪的遠望

在11月4日的東盟峰會和東亞峰會上，萬眾矚目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最終留下遺憾，在印度退出的情況下，由東盟、中、日、韓、澳、新這其餘15國擬定明年2月簽署協議。印度退出的原因，主要是擔憂一旦簽署有中國加入的RCEP自貿協議，則會令競爭力更強的中國商品大量湧入印度市場，打擊印度企業。

這種情況也令人再次意識到「龍象相爭」，中印之間有着現實而待解的分歧。但是，發展的問題在發展中解決，中印兩國的分歧如今更多是在具體操作層面，與此前數十年戰略疑慮的情況已經有本質變化。這是值得留意的。

舉例而言，以此次RCEP為例，印度退出的原因主要在於國內反對浪潮，畢竟印度進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處於全球貿易鏈中低端，商品加工業、農業等領域競爭力皆遠不如中國。不過這些皆是「政治原因」，不是「戰略原因」。莫迪早就有想要加入的意願，否則也不會從2012年便響應東盟的邀請，加入貿易談判。待得國內反對浪潮舒緩、印度商品工業能力適當提升，印度加入RCEP只是時間問題。

再以邊境這個最難解決的問題為例，兩國已經逐漸尋找到「擱置分歧」的方法：將可能爆發的「爭端」維持在「事端」層面，以撤軍和對話等技術手段處理。當莫迪和習近平10月12日在金奈針對此問題表示「於確保地區安寧的基礎上，探尋公平合理且相互接受的解決辦法，並以此為基礎強化兩國兩軍互信」的時候，也就意味着邊境問題已經不再似過去那樣容易醞釀爆點。

兩國之所以能有這般戰略共識，與相互間釋放的「善意」是相關的。

中印之間的小細節

中國方面，北京深知增進中印政治互信並非朝夕可求的速成之事，因此相較於領導人正式互訪、增加防務外事經貿互動等帶有明確而具體目標的尋常方式，北京在2018年洞朗危機的陰影下，向印度方面提出非正式會晤這種「不求交貨」的邀約，可說是為想要解決問題，卻缺乏契機的兩國提供了頗為合適的平台。

與此同時，針對一些暫時難以達成共識的棘手問題，中國也極力做到澄清和安撫。以印度至今不願背書的「一帶一路」倡議為例，中國多次強調這是一個經濟倡議，至於「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中巴經濟走廊，中國也再三強調這不涉及主權爭議；此次非正式訪問行程不僅未連訪巴基斯坦，且將印度和尼泊爾放在一起訪問，也是讓印度看到中尼之間的合作同樣會顧及印度的訴求與考慮。

印度方面，除了隆重籌備今年10月習近平的來訪，欣然接受習近平對莫迪「2020再次訪華，舉行第三次中印領導人非正式會晤」的邀約，還包括一些間接的諒解：

如今中巴經濟走廊已經頗見成效，緬甸和孟加拉皆對中緬孟印走廊表示支持，中國在斯里蘭卡的港口也已經投入使用，習近平在訪問尼泊爾前也於簽署文章中還提到，「雙方正在建設和升級包括公路、口岸、機場、電站等在內的基礎設施，一個跨越喜馬拉雅的聯通網絡初現雛形」——中國已經與印度周邊國家形成互聯互通的局面。對此，莫迪不反對習近平連訪印度和尼泊爾，無疑也是在展示新德里對中國放下了不少戒心。

在習近平與莫迪這兩位強勢領導人的驅動下，兩國有了發展穩固大國關係的基礎。不過，這樣的變化與其說是由中印領導人推動，倒不如說是隨着國際形勢的變化，兩國皆改變了對對方的定位。

來自人民的莫迪

多年來，中國對外關係以中美關係和周邊外交為重，但隨着國際格局出現變化，新興市場開始佔據世界經濟半壁江山，印度也正蓬勃發展，且還醞釀着大量蓄勢待發的潛能。中印關係也就變得愈發重要。

意識到這種時勢變革，習近平在執政初期就將印度定位為世界重要一極，認為印度是中國的戰略合作伙伴，而非競爭對手。很明顯，中國已決定要搞掂中印關係。那麼印度又是如何經歷了這種轉變？為何印度會以新的態度看待中國在地區及全球的影響力擴展？

這就需要看回莫迪本身。

與印度獨立後歷代出自精英家庭的總理不同，莫迪是一位從人民中走出來的總理。作為家中六個孩子的老三，莫迪從小便幫助父親在火車站、公車站販賣茶水，並於8歲便加入到民族主義團體「國民志願服務者聯盟」（RSS）當中，學習古典經文，接受初級教育。18歲的他用了兩年時間遊歷北印度和東北各邦，對基層人民的生活有着深刻的了解。直到1971年印巴戰爭爆發，孟加拉國脫離巴基斯坦而獨立，21歲的他才以RSS全職成員的身份，正式投身政治。

因此，當莫迪近幾年一再將「古代印度的偉大復興」放在嘴邊，始終秉持印度教特徵，並且矢志不移地堅守基層路線時，他所想的絕不僅僅是選舉策略和競選口號，而是打從心底要將印度重新壯大，致力於為全國8億鄉鎮貧困人口脫貧，為一個個平民家庭提供可維繫的生計：

首先，莫迪一上台就提出「印度製造」等計劃，擴大對外開放、吸引外資，將他曾經主政的「古吉拉特邦模式」發揮到極致，創下了「平均每天修建27公里高速」的記錄，用基建帶動經濟發展，同時改善民生。

隨着「印度製造」帶來的基礎設施改善，莫迪旋而推動讓2.6億戶家庭通上電的「幸運計劃」；讓8,000萬戶農村家庭用上燃氣的「光明計劃」；覆蓋3億人口的「普惠金融計劃」；覆蓋印度40%人口的「國家健康保護計劃」；旨在於2022年3月前為城鄉貧民提供2,000萬套經濟適用房的「為所有人提供住房計劃」，截至2019年已取得1,000萬套鄉村貧民住房和近400萬套城市貧民住房的成績；至於「清潔印度行動」，則一如電影《廁所英雄》裏刻畫的那樣，大力主導在農村修建廁所，為貧民提供掏糞、清掃等配套職業培訓及機遇，這也使得莫迪可以在2019年選舉季節期間為掏糞工洗腳的作法，不僅不顯得突兀，反而真摯感人。

因此，縱然莫迪沒能兌現2014年承諾的「制造1,000萬個就業機會」，但他終究已經抓住了印度的核心問題，這也確保莫迪毫無懸念地取得了連任任期：2019年6月，他率領的印度人民黨贏下了國會543個議席中的303席——要知道，五年前他以282個席位取得勝利時，那還是印度近20多年來頭一次有單一政黨取得過半席位。

可以肯定的是，莫迪當局正在以其特殊的方式，完成印度建國69年來未竟的使命：改善民生。這是「古代印度的偉大復興」最實在的含義。這與部分選舉制國家在大選期間頻頻傳出的「某國優先」、「讓某國再偉大」等口號也是有本質不同的。

但是，解決了連任壓力，解決了國內政治問題的莫迪，卻遭遇了更為棘手的問題，經濟動能：2019年第二季度，印度GDP增速跌至5%，創6年新低；印度2019-2020財年第一季度的16項指標中，有12項同比表現十分疲軟，低於預期。如何「把錢引進來，把人帶起來，將貨造出來，將貨賣出去」，這將是莫迪在這一屆任期，乃至未來任期內甚為緊要的挑戰。

而無論是吸引投資、人才培訓、技術引進、發展產業、開闢市場，這都有需莫迪望向海外。

印度沒有其他選擇

某種程度上，莫迪與習近平乃至普京、默克爾、安倍等領導人都是很相似的：相較於二戰前後那批耀眼的、更多着眼於地緣政治、並且塑造了戰後世界秩序的政治大師們，而今在任的這一批領導人是另一種政治家，他們都都深刻地明白，如今各經濟體之間高度依存，世界不再是「一個個自我封閉的孤島」，一國之經濟結構的發展勢必需要與國際趨勢相契合，與他國對接發展戰略對國內政局的穩定亦有着密切關聯。正是在這個維度下，莫迪謹慎地為印度鋪排着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外交佈局。

與歐盟，鐵路設備及技術現代是主基調，連帶着的還包括諸如人工智能、網絡規管等科技合作，不過印度對歐盟最大的需求還是購買軍備；與美國，鞏固貿易是其一，吸引投資是其二，印巴關係則是另一個重要話題；與俄羅斯，除了最核心的軍事技術與核能技術以外，在國際事務上保持較高政治契合度亦是印俄外交的一大目標；與日本，除了鐵路技術和製造業投資之外，印度也希望借鑒日本在防災基建方面領銜全球的技術與經驗。

2018年中國印度經貿合作簡況
一、雙邊貿易
2018年，中印雙邊貿易額955.4億美元，同比增長13.2%。其中中國對印出口767.1億美元，同比增長12.7%；自印進口188.3億美元，同比增長15.2%。
二、雙向投資
中方統計，截至2017年底，中國累計在印直接投資47.47億美元。截至2018年底，印累計對華實際投資額9億美元。
三、工程承包
2018年，中國在印新簽工程承包合同額28.9億美元，同比增長12.2%；完成營業額23.2億美元，同比下降6.1%。截至2018年底，中國在印累計簽訂承包工程合同額734.8億美元，完成營業額506.2億美元。

同樣的，當莫迪以這種邏輯遍覽世界，再望向中國時，便會意識到與中國的合作是必要的，尤其是經濟領域。甚至可以說，若莫迪想吸引投資，想為印度勞動力提供培訓和技術指導，想引進印度為完善自身工業化階段所需的技術，想為了更好的產業發展而構建基建，乃至想為印度的工業及服務業商品尋找市場，中國可謂是這些條件全備的合作對象。尤其是在基礎設施領域，不管是資本、技術、效率、還是意願及行動力，都只有中國能幫得到印度。

更何況，撇開「中國如何能幫到印度」不談，中國正加速對接「一帶一路」倡議、俄羅斯主導的「歐亞經濟聯盟」和歐盟主導的「歐亞聯通」，歐亞版塊已經形成非常特殊的版圖。以中國推動的「中歐班列」為例，自2011年開行以來，開行數量已從2011年的17列擴大到2018年的6300列，而2019年前8個月也已經往返開行共5266列，其中去程運送25萬標箱，重箱率達99%，回程運送21萬標箱，重箱率達85%，去程和回程分别同比增长34%和75%，且依託於區塊鏈技術加持，實現跨境物流全程監管，與國際貿易單一窗口結合，逐步實現跨境結算、融資、關稅等一攬子通關與金融便利。

整個歐亞大陸正在經歷深度整合，這類基礎設施，在帶動兩國貿易的同時，亦為沿線地區造就大量發展動能，其所能迸發出的潛力是不容印度錯失的。倘若錯過這輪整合，那麼其機遇成本就更是印度所不能承受的。

因此，在一連串直接關乎印度利益的考量下，中印所謂「戰略互信」的挑戰，也就順水推舟地有了可以改變的契機。

中俄關係可為中印關係借鑒？

當然，這個過程難免會有雜音。中印領導人共識的落實需要依靠印度精英的支持，但在當中很多人在過去幾十年中已形成固化的勢力範圍觀念、地區霸權心態、民主價值觀和冷戰思維，以及精於計較短期得失，不惜與雙邊關係大局掛鈎的外交做派，無一不會對共識的落實造成阻礙。對許多印度精英來說，最優選的政策依舊是被動地在親美、親俄、親歐、親中之間尋找平衡，而非更為主動地參與締造更符合印度的國際秩序。改變人的思維定勢往往非常困難。

印度和中國的「戰略合作伙伴關係」並不及中俄的「新時代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更比不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複雜中美關係。這種「比不上」背後隱藏的是中印歷史遺留的主權爭議和邊境衝突，以及隨之而來的戰略疑慮，都讓中印關係未能一帆風順。

這必然會有一個過程。回想十數年前，中國與俄羅斯之前也曾走過類似的階段，從中蘇交惡到珍寶島戰鬥，中國與這位雄踞於北方的鄰居之間的猜忌，甚至曾遠甚於今日之中印。可是，當時代車輪轉動，當中俄各自步入新的發展階段，由中俄領導人牽頭奠定的戰略互信，正逐步生根發芽到地緣政治、能源、軍事等多個領域。普京那句「俄羅斯的發展風帆要藉助中國風」是一句樸實的表達。

中俄這十數年關係的轉折，可否供未來十數年中印關係借鑒？或許，當中印領導人能像中俄領導人那般建立根深柢固的互信時，兩國能創造出的協作成果也將隨之井噴，而歐亞板塊之整合亦能因印度的加入而一發不可收拾。

當然，此為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