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刪去面額4個0:疫情下的伊朗貨幣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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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伊朗的新冠疫況雖位列世界第十,但已然出現和緩迹象,截至5月11日為止,共有107,603例確診、6,640例死亡,不只清真寺逐步開放、市場帶病復工,就連政府也在此時推動了90年來第一次幣制改革。

5月4日,伊朗議會通過《伊朗貨幣和銀行法》修正案,要求中央銀行在考慮貨幣儲備和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承諾的前提下,以土曼(Toman)重新計算匯率。此後伊朗官方貨幣將由里亞爾(Rial)變更為土曼,1土曼則相當於10,000里亞爾。

然而幣制改革無法一夕到位,政府也表示將設置兩年緩衝期,好讓市場能逐步以土曼取代里亞爾。今日舉措,除考慮到疫情對市場的衝擊外,也與伊朗經濟沉痾已深有關。

里亞爾的貶值之旅

里亞爾的正式問世始於1932年,當時鋭意改革的巴列維王朝為凸顯波斯文化主體性,刻意擇用了跟阿拉伯「第納爾」(Dinar)互異的貨幣單位。在其鼎盛時期,1美元可兑換32.25里亞爾,然而這般數字對照如今1美元兑得42,907里亞爾的差距,顯得有些天方夜譚。

伊朗於5月4日起逐步開放清真寺,各行各業也已帶病復工。如今推動幣制改革,可視作對疫情的反應策略。(AP)

里亞爾的第一次重貶,發生在1979年伊斯蘭革命後。國王被逐、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上台、伊斯蘭共和國成立,上述政治劇變導致近400億美元的資本外逃,使得里亞爾貶值將近1倍,彼時1美元已可兑到超過70元的里亞爾。

1989年兩伊戰爭結束後,伊朗用了將近8年的時間,重建千瘡百孔的經濟。在此期間,通貨膨脹率居高不下,里亞爾因此貶至1美元換1,200里亞爾的境地。

里亞爾的第三次重貶發生在總統內賈德(Mahmoud Ahmadinejad)任期的最後幾年。自2013年始,伊朗遭受國際的嚴厲制裁,使得里亞爾瞬間狂貶400%,彼時1美元已可兑到12,282里亞爾,伊朗經濟體系漸有崩解迹之象,大規模失業伴隨着滔天民怨,衝撞着政府的統治基礎。最後伊朗在2015年坐到了談判桌前,正式與中、法、德、英、美、俄、歐盟簽署核協議(JCPOA),以暫緩核武發展換取經濟復甦。

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後,以霍梅尼為首的伊斯蘭勢力崛起,里亞爾則迎來首次重貶。圖為巴格達什葉民兵於遊行中高舉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和伊朗已故領袖霍梅尼旗幟之景。(Reuters)

然而核協議才簽署3年,特朗普(Donald Trump)便宣布美國退出,同時加大對伊朗的制裁力道,限制石油出口交易,里亞爾終於迎來第四次重貶,1美元可兑得的里亞爾因此由36,482狂飆突破40,000大關,且至今仍持續失血。

自1979年以來,伊朗遭受了一系列金融浩劫,從資本外逃、漫長戰爭、國際制裁再到如今的新冠疫情,里亞爾的屢屢重貶導致了嚴重通脹,更令伊朗境內的外幣黑市蓬勃發展,無形中又反噬了里亞爾的幣值。因此對政府而言,幣制改革勢在必行。

「清零」並非萬靈丹

早在2008年,伊朗便已研擬過啟用新幣的改革方案,卻直到2016年12月才正式宣布或將以土曼取代里亞爾,並直到2020年5月才正式啟動換幣計劃。

2018年特朗普宣布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後,新一波經濟制裁隨之而來,致使里亞爾重貶至今。(AP)

其實土曼並非政府憑空創造的新幣,而是過往愷加王朝(Qajar dynasty,1779年—1921年)的貨幣單位。此外縱觀伊朗日常,民間也早因計算不便,而自行創發出將里亞爾的面額去掉1個0,改稱土曼來報價的習慣。故在幣制改革前的伊朗社會,1土曼原本等於10里亞爾;如今政府官宣後,1土曼倒成了10,000里亞爾,有不少伊朗人因而在社交媒體上打趣道:往後1土曼便是1,000土曼了!

政府此舉,自是預見到通脹和經濟危機的短期難解,故而與其次次「清零」,不如「一步到位」。如今美元與里亞爾1: 42,907的境況,其實只是官方數據;在黑市中,1美元能換到的里亞爾面額已然超過15萬。換句話說,里亞爾在伊朗社會的真正購買力,只有枱面數據的1/4。

疫情肆虐下,伊朗雖顧慮經濟未敢封城,卻仍難挽其惡化態勢。此前的伊朗本就受困於石油禁運的桎梏,現又被沙俄對峙催生的油價崩盤甩了一耳光,疫情更同時削弱了就業與購買力。如今的伊朗青年失業率已高達17.9%,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估計,2020年的伊朗經濟至少會是6%的負增長。或許正因如此,政府才選在此時大力推行幣制改革。

而在此之前,世界雖不乏「清零」的幣制改革案例,但能藉此一舉穩定經濟、金融和匯率的實不多見。二戰期間,德國的帝國馬克成了廢紙,西德當局遂在戰後重新發行新了西德馬克,對帝國馬克進行一定程度的清零,使其成了冷戰後期的世界性穩定本幣,直到被歐元取代。

清零政策難挽委內瑞拉的惡性通脹。圖為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Caracas)的貧窮邊陲帶。(AP)

反觀拉美地區,阿根廷自1962年後便經歷一連串國際收支危機,比索一路狂貶,即便政府已4次清零,其經濟與金融體系仍是萎靡不振;委內瑞拉也於2007年推動幣制改革,一次劃去3個0,又於2018年再度刪去3個0,依舊難挽惡性通脹態勢。可見對於拉美地區的結構性困境而言,幣制改革的作用有其極限。

此次伊朗推動清零的幣制改革,除能簡化財務計算、提高貨幣體系的整體效率外,也可藉減去幣上宂贅的0來鼓舞民心;然而在面臨下年度預算赤字高漲的局面,更換貨幣不啻是一筆額外支出,甚至可能加速匯率下跌。改革之效,如今仍是禍福未定。

對伊朗而言,美國制裁這把匕首始終插在胸口,且短期之內難以拔除,貨幣改革儘管能緩一時之痛,卻絕非長久之道。若無其餘經濟措施相輔,伊朗恐將長久受困於制裁、禁運與疫情的三重迷局內,最後逐步走向經濟拉美化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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