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錄之答:時代有三大約束 中美衝突只會是暫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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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知道,以生產車用電池和電動車聞名的企業比亞迪,在此次新冠病毒肺炎疫情(COVID-19)期間,實則已然迅速轉型為全球最大的口罩生產商。

比亞迪所生產的口罩,是日本、美國重要的抗疫物資來源。以至於「股神」巴菲特(Warren Buffett)也拍攝了一張戴上比亞迪口罩的照片,身穿一件印有「我想長命百歲,至今仍不錯」,並在照片內寫上「我的比亞迪口罩正幫我實現目標」。

比亞迪之所以能迅速轉型生產口罩,與其創辦人王傳福1月底的決斷密切相關,也因為汽車產業鏈本身就比較複雜,並可以承擔生產外科口罩的相關技術。舉例,生產外科口罩的原材料聚丙烯和熔噴技術,是製造汽車隔音棉的主要步驟,汽車製造商往往也有大量的相關原材料儲備和獲取渠道。至於生產口罩需要的無塵車間,汽車廠內的汽車塗裝車間本身就是標準的無塵車間。

不過,為何是售往美日市場?巴菲特又為何為之做宣傳?在這背後,與一位華裔投資人相關:喜馬拉雅資本(Himalaya Capital)創始人,李錄。

李錄(右一)於2008年推薦股神巴菲特入股比亞迪。(WSJ)

身份獨特的「牽線人」

其實,通過其所領導的巴郡(Berkshire Hathaway),巴菲特是比亞迪的主要股東之一,而當時為巴郡和比亞迪牽線的便是李錄(他也是投资人之一)。李錄與巴菲特相識久矣,巴菲特最親密的合作夥伴、巴郡董事會副主席芒格(Charles Munger)更是將家族財產交予李錄管理,並將他稱為「中國的巴菲特」。

今年4月23日,李錄當選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稱為這個成立於1780年的知名機構的眾多傑出院士之一。美國人文與科學院的使命不僅在於表彰各界傑出人士,也在於集合各界力量應對重大挑戰,促進公共福祉。這也是李錄當選的重要原因之一,嚴謹遵守價值投資理念的他,在成功積累大量財富的同時,也促就了一個個企業乃至行業的發展。

與此同時,與巴菲特和芒格等投資者一樣,李錄雖然避免讓政治立場和觀點影響投資決定,卻對國際時政,尤其是各國長遠發展趨勢有着密切而深入的觀察。而李錄年輕時在中國長大,他是積極參與六四天安門事件的學生領袖,見證中國近數十年的演變,同時又與美國政界、學界精英群體交往密切,他對中美關係的發展也有着獨到的見解。

李錄善於從歷史進程的維度思索時事,而他對中美的觀察也是在東西文明的對比框架之下。(Getty)

中西從隔絕到交織的軌跡

李錄對中美關係的理解,是在中西文明對比的框架之下。根據新史學家、斯坦福大學教授 Ian Morris和其團隊的「社會發展指數」,即一個社會能夠辦成事的能力,可見從公元前14,000年左右一直到公元500年前後,西方一直領先東方。自公元6世紀直到公元18世紀末,東方一直領先西方,而後又被西方超越,乃至差異迅速擴大,西方率先進入飛速發展期,並將東西方差異擴大成對全球的統治 。東方的社會發展指數從20世紀開始起飛,今天雖然仍然大大落後於西方,但是已經顯示出能夠追上西方的跡象。

李錄認為,地理位置在東西方文明發展過程中,對文化差異的形成產生了重要的作用。地理位置的獨特性,讓中國出現了大的帝國,最早發明了以薦賢、科舉制為標桿性代表的「政治賢能制」。而同樣因為地理位置,西方最早發明了把現代科技和自由市場結合的「經濟賢能制」,並且最早進入了現代科技文明。

李錄以1776年為3.0文明時代的開端(也叫科技文明,相較於1.0的採集狩獵文明,2.0的農業畜牧業文明),那一年,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國富論》出版,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瓦特蒸汽機也被發明。此後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進程從英國開始向全球蔓延。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首次提出市場會由「無形之手」自行調節的理論,被視作現代經濟學開山之作。圖為2008年7月,蘇格蘭愛丁堡為紀念其著名市民,而為亞當斯密修築新銅像。(Getty)

李錄認為,這三件事分別代表了自由市場經濟、憲政民主制下的有限政府以及現代科學技術。從那時開始至今,全球最成功、最發達的國家都具備這三個關鍵的要素。

他更進一步指出,全球化正是3.0文明鐵律的必然結果。正如全球各國若不主動進入現代化進程,就會被動捲入現代化,全球化趨勢也是一樣,商品、服務、科技、金融市場將在全世界範圍內進一步整合、拓展、加深。

中美關係的歷史和當代背景

李錄認為,西方與中國因為地理位置上的不同,形成了各自獨特的文化和文明傳統,也帶來了對彼此相互解讀時一些天然的偏見。理解這些,對理解中國和西方在現代化進程上的異同極其重要。

中國在過去一百多年裏走了很多彎路,在西方飛速邁入現代化的同時,中國即使被鴉片戰爭打醒,也隨即無奈陷入太平天國內戰,隨後又於自強運動、洋務運動中一再試錯,乃至貿然參與戰爭,民國初立卻又面臨內亂和強敵日本的挑戰,直到二戰乃至國共內戰之後才有了重新開始的機會。而今中國構建起自身科學技術的基礎,又將之與市場經濟相結合,並抵定了國內外較為和平的大環境,現代化在中國才大規模地發生。

1960年2月5日,紐約華人慶祝上元節。在過去百餘年的時間裏,中國多將美國視作現代化的參考對象,美國也多將中國視作「提攜」、「教導」的對象。(Getty)

李錄判斷,中國在未來幾十年裏,會進一步按現代化軌跡發展。決定該過程會否順利的因素,除了國內穩定以外,也包括國外大環境是否平和。其中,中美關係也尤為重要。

在看待中美關係時,離不開時代的背景。李錄認為在3.0文明時代,國際關係受到三個剛性限制的約束。

第一點便是上文提及的全球化進程,一旦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國際市場之後,最大的市場終將會成為唯一的市場。離開國際市場的代價將越來越大,以至於離開就會落後,離開的時間越長,落後的速度越快,到最後還是會被迫加入進去。

第二點,在核武器時代,大國之間都具備共同毀滅原則,亦稱M.A.D機制(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在這種機制下,理性的大國之間不可能展開全面無底線的戰爭。

第三點,3.0文明時代對整個人類提出的一些特殊挑戰只能靠國際合作,尤其是大國之間的合作才能應對。譬如全球環境治理、恐怖主義。在此框架內,全球經濟的協同治理也正變得愈發重要。

2018年10月4日,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華盛頓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發表了冷戰結束以來美國對中國最具意識形態歧視色彩的演講。(AFP)

對兩國前景的評估

然而在中美兩國之間,卻又是另一幅光景,中美競爭正愈發激烈。在李錄看來,中美競爭一方面將主要集中與經濟領域,另一方面,最重要的競爭資源常常是看不見的——是科技水平,是有吸引力的制度,是市場的容量,是教育的水平。最成功的國家是那些能夠把國人的潛能最大發揮出來,又能吸引的全世界最優秀人才的國家。

李錄認為,中國由於在近百年的歷史中受制於西方,這種歷史上造成的對西方的不信任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對西方人來說,讓東西方關係充滿了不確定性的原因有很多,包括人種、文化、心理、人口規模、綜合國力此消彼長等表面原因,以及東西方政治制度、經濟制度、價值觀念差異等深層次原因。在此背景下,有摩擦是必然的。

不過李錄依舊判斷「人不可能兩次走入同一條河」,最壞的衝突情況不會發生,任何不安、懷疑、誤解甚至敵意都是暫時的。在3.0文明的鐵律下,中美關係乃至中西關係都很難跳脫出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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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中國類同於精英制的中央集權制度不同,美國政策很大程度上受到輿論制約,美國對華政策不僅受白宮與國會左右,且也受民情影響。(Getty)

且李錄認為更重要的是,中國政治經濟制度在進一步轉型,更可能在今後的幾十年中實現全面的自由市場經濟,並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結合科舉制與憲政民主制的政治制度。今後幾十年改革成功後的東西方關係自然會更加接近,互信合作更加緊密。屆時,經歷政治、經濟、文化轉型的中國,也會為西方提供很多有益的建議和經驗。

從中國的角度,李錄認為中國對外政策應致力於維護國際自由市場經濟秩序,維護世界和平,盡量避免與他國,尤其是經濟大國的直接衝突。畢竟任何衝突可帶來的收穫,與實現現代化所需的最佳國際環境相比,都微不足道。

樂觀地看,李錄常言中美之間有共同的利益,面臨共同挑戰,在經濟等多個領域有很強互補性。在相當長的時間裏,科技都會是經濟的第一推動力,而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領導地位因此也不會發生變化,會在人均GDP和高科技水平方面領先。中國的製造能力、市場縱深,又可與美國互補。

因此,除了上述內容,在李錄看來,中國還應該做的便是在適當時候,與國際進行更直接的民間對話,以各國能接受的語言,說明中國當前及今後的改革方向、目標、及現代化後中國的願景,以此逐步增進理解,消除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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